韩愈穷困考论

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其诗文气象广大,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誉。在这磅礴气象之下,也零星地记载着韩愈对自我个体的描述,“饥”“寒”“贫”“穷”等字眼出现于诗文之中,更有《送穷文》具体列出五穷：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结合其生平可知,其“穷”主要体现在前半生的经济窘困上,即“身穷”;其“困”主要表现在为官之后的伟大志向不被满足,即“志困”。这种身穷志困的现实经历对其身体健康、诗文创作和道统思想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教师必须“闻道在先”

<正>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提出了教师的三大任务,具有能担任三大任务的能力的人,就具备了为人师的资格。他还指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就是说,做教师的必须闻道在先。凡是做教师的就应该以“师”为职,以传“道”为任,而传“道”是教师的首要职责。韩愈还用“德”来作为衡量教师的标准,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就是说,做教师的首先要加强自我修养,只有使自己具有高尚的     

政府买单“不差钱”

原先的校门可以并排走4辆车．进了校门首先要上一座桥,桥下是流水、池塘,很有诗意．与校园的环境也很协调．根本没必要重建。那么常平中学校长为何义无反顾地推行“校门”改革呢？俗话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常平中学校长显然是“领会”了这句话的深意．为官一任,不留下点政绩怎么行？更何况,这样的政绩工程又无须自己掏钱,何乐而不为呢？     

以“不”挈领,“不”平而鸣——再读《马说》

细读韩愈的《马说》,“不”字的运用意味深远,以不”挈领,“不”平而鸣,亦能探求《马说》真味.文章从伯乐之“不”、千里马之“不”、食马者之“不”、韩愈之“不”四个方面阐述,深入领悟现实之凉,韩愈之痛,千里马之悲,食马者之蠢.     

韩愈“不平则鸣”说非屈、迁“发愤”说的延续

关于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历来的解释框架有“不平则鸣”说远绍孔子“诗可以怨”的说法;又有“不平则鸣”说“与庄学中的‘自然’观有内在联系”的说法;而大多数的论者则认为它是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的延续。其实,以上说法都尚未涉及一个重要的认知视野,即韩愈因何种因素而感到“不平”。本文在考察韩愈文本之后得出结论：韩愈“不平”之标准就是儒家之“道”,即为“道”之不行而鸣不平。这就决定了韩愈“不平则鸣”说属于文学工具论（“载道”说）的范畴,并非是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的延续。     

论韩愈诗文创作中“宗经”与“自嬉”的矛盾

论韩愈诗文创作中“宗经”与“自嬉”的矛盾杨晓蔼元和年间，韩愈答诗张彻，描绘自己当时的创作，慨叹“搜奇日有富，嗜善心无宁”①。把“奇”与“善”对举，感到自己搜奇的清趣与嗜善的愿望不能和谐一致，内心困扰不安。结合韩愈的道统说、性情论考察，他是以儒家道统为...     

“童子之师”非“师”——谈韩愈对同一律的运用

韩愈在《师说》第二段中对“师”的概念有一句补充,即“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这等于说“童子之师”非“师”。那么,韩愈把“童子之师”从“师”这个概念的外延排除出去,是否表明他轻视“童子之师”呢?这样的判断(“童子之师”非“师”)又合不合逻辑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应当先探究一番韩愈的写作目的。韩愈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魏晋以来,世家大族掌握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他们多数轻视从师,不学无术,但照样仕途畅达,宫运亨通。这些人对自己的子弟,也是不要求有真才实学,只要     

“荒诞”原来是动物

从字面上来看,“荒”的意思是极遥远的、不着边际的：“诞”的意思是言语,相当于胡言乱语。“荒诞”即来自穷荒之地无从查考的怪异言辞,属贬义。最早见于李白的《大猎赋》：“哂穆王之荒诞,歌《白云》于西母。”后见于欧阳修的《菱溪大石》诗：“卢仝韩愈不在世,弹压百怪无雄文。争奇斗异各取胜,遂至荒诞无根原。”这里的“荒诞”．指荒唐、毫无根源的夸饰与想象。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读韩愈“马说”

韩愈（768-824）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广东也曾留下众多业绩。潮汕之韩江因他而命名。也曾被贬到当时“天下之穷处”阳山当县令。他在世时多有怀才不遇的境况。“马说”是他的一篇杂文,借千里马与伯乐来比喻与抨击当时掌权者不识人才、不尊重人才的病态。现录于后：“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养马者）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马称也。”     

欧阳修祭文“拟韩”与“变韩”考论

欧阳修推崇韩愈,文章写作也多拟韩文。在祭文创作过程中,欧阳修常循韩愈祭文之步骤法度,将韩愈文中重叹唱、用偶、发诘问等特点悉数运用到自己的祭文创作中。欧阳修也并非一味地摹拟韩文,他始终秉持着扬弃的态度来学习和摹拟韩文,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范式。相对而言,欧阳修祭文的散文化程度高于韩愈,唱叹力度也远大于韩愈。欧阳修祭文讲究平易叙事,简记逝者大节,对于韩愈祭文中的繁琐叙事、奇崛用语,一尽弃改。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欧阳修受尹洙“简而有法”古文创作风格的影响;二是欧阳修有自己独特的创作理论。     

韩愈“气”说的特点

“气”是我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重要范畴,也是韩愈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韩愈论“气”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以“气”论文,始于曹丕。曹丕《典论·论文》说:“气之清浊有体”,就是说,作家之气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有清俊阳刚与沉浊阴柔的个性区别。这显然是风格论。而韩愈不论是集中还是分散,直接还是间接论“气”,多是创作甘苦之谈,是创作前思想艺术准备的问题,属创作论体系。如果     

“思变”岂待“穷”之后

成语“穷则思变”出自《周易》：“穷则变,变则通。”意思是说,事物到了尽头,就要设法改变,一改就通达了。而我却想,只有“穷”之后才能“变”吗？“非穷”时为什么不能变,进而使之“通”呢？     

“发愤著书”说在唐宋时期的新发展

“发愤著书”说在唐宋时期的新发展。以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影响最大。陆游、辛弃疾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给“发愤著书”说注入了爱国主义精神     

“无”字变“不”字事小影响大

学习完课文《与朱元思书》后,我开始对学生进行背诵检查。当一名学生背到“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时,“无绝”一词脱口而成“不绝”。这时,其他学生在一旁说“无绝”、“无绝”,而我正好阅读到《教师教学用书》中关于《与朱元思书》赏析文章的相关语句为“不绝”．便按此纠正说：“不绝!”可此时我又感觉有些不对：此句的前一句尾词是“不穷”,对应的此句尾词会是“不绝”吗？     

“原道”视角下阅读教学的思考和实践

“原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历史上以原道为题的文论有很多,其中以韩愈的《原道》篇最为著名。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的《原道》既是“儒学复古运动的宣言书,又是古文运动的压卷之作”[张慧．“道”之意义的生成与流动——以刘勰、韩愈、章学诚之《原道》为例[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4）．],对后世影响极大。     

趣话酒联

在街头巷尾的酒店、酒馆、酒楼,人们时可见到楹联,而其楹联或明或暗都与酒、酒店有关,古代更如此。有一家酒楼对联是: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字面上虽无酒,却写出了饮酒的感觉,更巧的是把自己的楼名“天然居”嵌入其中。明代潮州韩江酒搂的楹联是:韩愈送穷,刘伶醉酒;江淹作赋,王粲登楼。上联韩,下联江;上联酒,下联楼,组成了“韩江酒楼”的店名。韩愈、刘伶、江淹、王粲之“送”、“醉”、“作”、“登”     

“非词组译式”动用名词翻译探

“非词组译式”动用名词的翻译,历来为古文翻译的难点,其意义隐晦而多变,极难把握,那么,其间是否有规律可寻?应该有。我们看以下诸例。①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穷必矣！《说苑·贵德》风:吹拂。雨:滋润。②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愈《原道》人:控制。     

韩愈“以文为诗”举隅

所谓“以文为诗”,即是用做文章的手段来做诗;这是韩愈诗歌艺术方面的基本特点。最早提出这一点的是宋代诗人黄庭坚:“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见陈师道《后山诗话》) 先让我们看看韩愈是怎样以文为诗的:     

“我”不等于“自己”

“我”和“自己”都是代词,一般是称代自己。可是在一些时候,“自己”并不等于“我”。主要区别有以下两方面： 一、“自己”多复指前面已出现的人或物。如： １．瓶子不会自己倒下来,准是有人碰了它。 ２．责任由他自己承担。 二、“自己”可以泛指句中未出现的某个主体。如： 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２．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 当主语不是第一人称,而后面要用一人称“我”时,必须写“我”,不能用“自己”代替,否则就会指代不明确。如： １．今天上课时,老师表扬了自己。 ２．他帮了自己那么多忙,连水也没喝一口。 这两句中,“…     

曾巩、韩愈“不平之鸣”比较

“物不得其平则鸣”。曾巩与韩愈一样,具有针对现实鸣不平的精神。不同的是:曾巩鸣不平,往往坦然直言,无所疑惧,矛头直指当朝黑暗的官府;韩愈则多“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文字婉转。仕途坎坷的曾巩多数为他人鸣不平,自鸣不平者较少;而才高数黜的韩愈,怨愤郁积于胸,自鸣不平屡见于文字间。从曾巩的许多诗文来看,其针对现实的不平之鸣,在深度和力度上要超过韩愈。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曾巩“很少有韩愈那种针对现实鸣其不平的精神”、“缺乏现实内容”、“缺乏新鲜感或现实感”,这不免离开了曾巩作品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