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创作论中的"物本感应"与"事本感应"

"物本感应"与"事本感应"是古代文学创作论的两种基本观点,对于古代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产生于六朝时期的"物本感应"论强调自然之物为文学创作之本源;生成于唐代的"事本感应"论强调社会生活之事为文学创作之本源.二者都受<乐记>的影响,比较而言,"事本感应"更深刻地反映了古代文学的创作实际.     

张栻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

朱熹受张栻影响形成的心性论,代表了宋代儒家哲学思维发展的水平。张栻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始于二人对"中和"问题的讨论,"丙戌之悟"和潭州之会都是以张栻心性论为主导,强调的是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性体心用,与此相对应的工夫论是"先察识后涵养",这对朱熹早期心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己丑之悟"以后朱熹开始提出新的心性论,并与张栻辩难,批判了胡宏心性论思想,最后二人提出了察识和涵养并进的工夫论和各自心性论的纲领和核心——"心主性情"和"心统性情",朱熹在张栻影响下建构起较为完备心性论的体系,这在宋明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诗以道情性之正"——论宋代理学文学的情性观

"情性"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一个重要话题.理学家借助于体用论的思维模式来阐释情与性的关系,并且通过"心统性情"说和"性体情用"说,将性与情统一于心,以此展开对"性"与"情"关系的讨论.他们认为诗可以咏歌情性,"道情"是诗歌艺术的美学本质.但这种情感在理论上还规范于"情"、"理"合一的中庸尺度之中,并且必须与言志结合.     

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及其要义

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在其作品中虽只有一句话,但在其整个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后学的影响颇大。虽然有些学者对此有所论及,但由于张载此论直指内奥、大提整体,故对张子此论的理解有不少的歧义和曲解。因此,在张载的整个哲学的宏观背景下,厘清“心统性情”说的“心”、“性”、“情”等概念范畴及其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阐释“心统性情”的内涵和要义,以及与“心统性情”相关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这两个观点中的发见就显得很有必要。     

陈廷焯的"沉郁说"初探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以"沉郁说"论词.他在当时词论已倡导"寄托、比兴、性情、风骚"等理论的基础上将所主张的"厚"与"哀怨"融于其中,并用沉郁将之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词学理论体系--"沉郁说".     

黄宗羲诗学中的"情"、"性"之辨

诗道性情是黄宗羲基本的诗学观念。黄宗羲充分肯定“情”在诗学中的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形而上的“性”,力求以性统情。黄宗羲的诗学性情论是其学术思想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延伸,与其师承的刘宗周之学有着密切关系。黄宗羲主张“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但“情”、“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试析王弼与郭象"一""多"论之异同

"一""多"之辩,玄学家这里,所表达的不仅是事物的共性和自身的独特性,还直接体现了本体论的内容。玄学创立者之一的王弼,明确的将"一"与"多"解释成为"无"与"有","本"与"末"。而郭象虽然没有像王弼那样明确的提出"一"与"多"的概念,但是在他的"独化"论中论及的世界同一性的问题,同样也是"一""多"之辩的内容。二人所论"一"与"多",即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理论,有独特不同和相似之处。     

郭象"名教乃自然之迹"论--兼论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的冲突在玄学中的解决

名教自然之辩是天人之辩在魏晋时代的独特展现,因而也就是对人原则与自然原则分裂冲突问题的理论探讨。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论,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裴危页的“崇有”论,都只是片面强调了人原则和自然原则两之一,只有郭象提出的“名教乃自然之迹”论,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一方面,他用“自性”(性分)来解释仁义礼乐、等级秩序、社会分工的形成,从而强调了人原则;另一方面,他用“迹”与“所以迹”这一对范畴来解释名教的异化,从而突出了自然原则。在郭象看来,名教与自然、理性自觉与意志自愿内在地统一了起来,人原则和自然原则有机融合,从而为其个体道德学说的阐发廓清了障碍。     

《六朝诗乘》与明代六朝诗学之深化

万历三十四年刊行的《六朝诗乘》,是反映明代六朝诗学深化的集成之作。具体而言,在六朝诗歌史述讨论中,"晋宋并论""齐单论""梁陈延论",深入揭示了六朝诗歌发展的传统性、变异性及特质性;在六朝诗歌时代特色分析中,对"六朝诗人‘分路扬镳、殊林奋响’中形成的‘缘情绮靡’特质"的探讨,准确揭示了六朝诗歌发展的时代特质;在六朝诗体演变探讨中,对六朝优秀诗人在"古今诗体演变"中意义的凸现,部分还原了六朝诗歌演进的真实状况。毋庸置疑,梅鼎祚《六朝诗乘序》及《六朝诗乘》的编纂,及时地反映了明代六朝诗学在探讨"诗史分期""时代特质""诗体演变"等理论问题上的深化。     

陈廷焯的"沉郁说"再探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以"沉郁说"论词,他在当时词论已倡导"寄托、比兴、性情、风骚"等理论的基础上将所主张的"厚"与"哀怨"融于其中,并用沉郁将之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词学理论体系--"沉郁说".     

魏晋时期儒道思想的关系——基于名教与自然之辨

面对文化交往的全球化,重新审视、发展传统文化已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要求和一项重要课题。基于此,文章以史论结合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魏晋玄学思想进行思想史的动态考察梳理,着重从名教与自然之辨的视角理清儒道思想的关系。可以说魏晋玄学思想贯穿了＂名教＂与＂自然＂之辨,是儒道思想在碰撞历练中由相融到相斥或超越再到相融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最终实现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兼综和互补。     

商末周初的微氏家族

商末周初,纣王无道,微子启数谏不听而率族奔周。在商灭亡过程中,以微为族称和方国名称的微氏家族、微史家族及微方、微国的称谓频频见于甲骨文、金文、史籍等。微子启作为商末微地的封君,与文献中的微氏家族和微方、微国在族源上有着极密切的联系。     

试析魏晋玄学背景下中国佛学的发展

佛学传入中土后，必须借助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来介绍阐发佛教的义理。西晋中叶以后，佛学利用魏晋玄学的相关思想内容和方法，以玄释佛，以佛解玄，在此基础上，中国佛学最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阮籍《咏怀诗》的飞鸟意象

魏晋时期诗人阮籍的《咏怀诗》因其意旨隐晦遥深而历来注解众多,但解读阮籍诗歌不能绕开他曲折抒发心志而大量使用的兴寄意象。飞鸟作为组诗中较为突出的意象类型引人注目,透过飞鸟意象可以深入管窥阮籍的复杂心态和精神活动,了解诗人身处魏晋易代之际的伤时忧世的情怀。     

唐代咏侠诗中的游侠群像

咏侠诗是古典诗歌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流品。它产生于汉魏,发展于六朝,至唐达于鼎盛。唐代诗人用慷慨之笔来抒写他们的价值观念、人格理想,将豪迈不羁的精神追求和壮志难酬的不遇悲慨寄托在形形色色的侠客身上。因此,与魏晋六朝时期相比,这些游侠形象更为丰富多彩,更为鲜明生动,主要包括：古代游侠、唐代游侠、另类游侠。     

先秦两汉魏晋"文士"考

最早出现于《战国策》的“文士”一词本意为“辩士”，即长于言辞巧辩之士；而到了西汉，其涵义发生第一次质的转变，与“笔”联系起来，其意已指擅长书面文字表达者；东汉时期，“文士”又与“仕”相关，多指在政府机构供职的文职人员；三国以降，“文士”较为频繁地出现于各种典籍，其意渐偏重于指称以文学才能为统治者服务的文学侍从。“文士”一词的出现及涵义的变换也正是古代侍从文人这一社会阶层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壮大历史过程的印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怒江流域的民族

本结合汉代及唐宋时期的有关史料，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布在怒江流域的各民族及其社会生活状况。     

此是有情痴:《世说新语》之“哭”

《世说新语》是一部集汉魏六朝的传闻轶事之作,其出现"哭"的条目共四十余条,《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的哀悼与恸哭,表现了动乱时代中境遇悲惨的士人一往情深、质性自然的情感。在这片哭泣中,我们看到了"此是有情痴"的时代中人。     

继汉开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简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是一个“继汉开唐”的时期。它突破了儒学独尊的教育局面,专科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地方教育制度正式确立,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初步形成。以及昌盛发达的私学教育和自由博涉的学风、民族教育的融合与国际文化教育的交流等,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江左军府府佐兼带郡(县)职及行府州事——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出现了一种新变化,即军府府佐兼带统属郡(县)职(尤其是首郡)以及行府州事现象的大量出现,并逐渐有制度化发展的趋势.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控制,主导了国家政治生活,可是,因为生活教育背景的不同,他们不具备或者缺乏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才能,这直接促使行政体制发生变化来弥补和适应这种地方管理上的不足,富有经验和能力的高门士族成员因此被选拔出来任职于方镇军府的府佐并兼带统属郡(县)职甚至代行府州事.这种管理方式是在晋宋之际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为以京口北府集团为代表的"武"势力(军功武力)与高门士族为代表的"文"势力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发展平台,使得他们长短互补,相互为用,方镇乃至整个国家也得以正常有效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