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馆长一生读书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石头乡人,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他的书斋名为励耘书屋,晚年人称“励耘老人”。     

历史的积淀 时代的回响——启功先生几种新书推介

2004年7月26日是国学大师启功先生92岁寿辰。这一天,启功先生的六种新书在北京师范大学为他举行的简短而热烈的庆祝会上同时首发,计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启功口述历史》《启功韵语集》(注释本)《启功讲学录》《启功题画诗墨迹选》启功跋《董其昌临天马赋》,中华书局出版的《启功丛稿》第四卷“艺论卷”。六种书的出版说明启功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精神矍铄,笔耕不已,这不但是启功先生之幸,也是学术界之幸。稍有遗憾的是,启功先生的目力有所减退,大部头的书稿很难一一亲自操觚,必要时需要别人协助笔录整理一下。我作为“文革”后…     

陈垣先生是怎样利用图书馆的

陈垣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遗产。这里仅介绍陈垣先生利用图书馆的一些事迹,以说明图书馆对于一个学者是何等的重要!     

苏东坡与砚

兼文学家、书画家于一身的苏东坡“平生字画为业，砚为田”。他一生访砚、藏砚、刻砚、赏砚，乐之终身不厌。他多方藏砚，宝有许多砚台精品；他好铭砚，平生所作砚铭近三十首，几占其全部铭文的一半；他所用砚，多流传人间，为世人所珍藏。东坡翰墨一生，还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关于砚的艺林佳话。东坡于砚，或游心寓意，或托砚咏志，或劝勉讽喻，实在是东坡潇洒性情、旷达人生的一个写照。     

校对是一门大学问

“校对是一门大学问”,大在哪里?有何为证?这是个需要多方论证的问题。 一、名人如是说,我辈意如何 我国自元代以来,有不少学者提出“通儒校勘”的问题,认为只有“通儒”才堪当“校勘”大任。近代学者陈垣先生提出,“校是非”的理校法,“须通识者为之”。他认为,能够完全胜任校对任务的人,必须是通才,有大学问。 梁厚甫(美籍华人学者):“我向来佩服校对出身的报人。我每进报馆,先和校对点头,然后及于编辑,因为他们是‘文章司命’也。”把校对工作者看成是掌管文章寿天生死的文运星官。确认校对职责大。 郭沫若:“《青铜器时代》和《十批判书》都由我自己校了几遍,但终究不免仍有错字,深感校对之     

走近大师——《汤用彤全集》评介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国故新知——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的序中说：“中国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叶学术发展有一个大转变。俞曲园能熔铸今古，但是章太炎在熔铸今古之外，又能会通中西。……太炎先生以后，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熔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的。……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季先生这段话提醒我们，对于像汤用彤先生这样一位国学大师，我们有必要做深入、系统的研究。然而长期以来，没有…     

爱情史的漫步——评《世界最佳情态小说欣赏》

在普鲁斯特看来,艺术仅仅利用人的思想和逝去的时间作素材,为死去的爱情建立起不朽的墓碑。所以法国的普鲁斯特是小说大师。而爱情在柳鸣九则同时被赋预备种各样个性较强烈的存在形态,即他所说的“情态”,因此中国的柳鸣九是学者,是诗人哲学家。然而不论本书所收录的“从文艺复兴到本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优秀爱情小说(中、短篇)44篇”所展示的千姿百态、五彩纷呈的男女情爱如何。或者那一篇篇出自著名外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笔下对“高雅之爱、风尘之爱、肉欲之爱……”的独到的鉴评文字如何,我们从始至终都能感觉到那种“永恒”的魅力。     

陈垣在文献学领域中的卓越贡献

陈垣其人 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国宝"的陈垣(1880年～1971年),广东新会人,字援庵,别号援庵居士,书斋号励耘.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目录学家、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导师;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前,他还曾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图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195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垣先生治学精勤刻苦,对宗教史、元史、年代学、目录、校勘、辑佚等方面,均有开创性的成就.主要有<二十四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中国佛教史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名作.     

邂逅张中行先生

被称为未名湖畔三雅士、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已驾鹤西去。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无论对先生有无亲炙之人,都敬佩先生厚德之风、雅致之文。随着先生的远去,“五四”最后的遗韵也渐行渐远,令人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晚辈如我者,与先生素昧平生,我是看了《读书》杂志的介绍,才知道有这么一位大师的。但1994年2月5日,一次偶然的机会,竟使我有幸见到了张中行先生,并蒙他厚爱,亲笔题字送我一本他的新作《顺生论》。说起那次机遇,还是《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陈复尘给我提供的。彼时我还在报社供职,复尘兄告诉我说,北师大出版社有一个启功先生著作的…     

翰墨书简无限情

今年,恩师甘惜分先生喜逢百岁大寿,我应当毕恭毕敬地站在这位泰斗面前,认认真真地执弟子礼才是。甘先生被称为泰斗,当之无愧!因为他是我国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教育家,是他担任导师培养出了我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童兵先生。我国当代著名大学新闻学界的著名博导,除童兵先生外,还有喻国明先生、刘建明先生、刘燕南先生等多位大腕学者和教授,都出于他的门下。我一生最幸运的事情之一是也能忝列他的门墙。不过,我属于“不才弟子”。但是,恰     

余嘉锡目录学思想初探

余嘉锡先生,字季豫,湖南常德人,一九五五年已成为古人,生前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中华书局编辑。余先生平生博览群书,勤于著述,所治以史学、文献学、目录学为精。余先生钻研《四库提要》五十余年,撰成《四库提要辩证》二十四卷,此著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及版本目录学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余先生是我国学术界的知名学者,而“其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陈垣《余嘉锡论学杂著》序)他自己曾深有体会地说:“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四库提要辩     

琉璃厂掌故拾零

琉璃厂海王村公园门左设有铸新照像馆,某年旧历新春,将北京著名画家肖像放大嵌镜,悬于门首。中有齐白石先生像,身着反面狐裘,头戴黑色之土耳其式冬帽,手摇一扇,上为齐氏自撰之“裘扇铭”。文曰:“摇扇可以消夏,着裘可以御凉,二者日日须防,任人窃笑颠狂。”其人性情孤僻,铭文亦怪。 琉璃厂东门外杨梅竹斜街西口街门有联曰:“琉璃掩映春堆厂,杨梅横斜香满街。”     

漫话室名斋号

人们将自己的图书(包括金石彝鼎、法帖名画)收藏处、自己的读书之所冠以名称,这就是通常说的室名斋号。它是随着社会图书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上古时代,“学在官府”,老子任职的“柱下”,应为起始,汉代的“兰台”、“石渠”等名,那是皇家藏书之所的室名斋号,历代官府相承沿袭,至清代有“文渊”、“文津”诸阁,都是充满着至尊的皇家味道。私人拥有室名斋号,恐以东晋桓温为最早,他在南州起斋,斋中悉雕盘龙,因号“盘龙斋”,然而并非是他的收藏处、读书处,只能当作类似今日的客厅名称。作为文人个人收藏处、读书处的室名斋号,实在是起始于唐五代印刷术发明和广泛运用,使图书大量方便产生以后。东汉曹曾的“曹氏石仓”,仅此一例,而唐     

讲授考据方法弘扬朴学精神——读《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

“考证，也叫做考据。在清代，义理、词章、考据被认为是三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学科。”…这是季羡林先生《为考证辩诬》一文开头的话。或许是极左思潮下的某种需要，也或许是因人废言（现代学者中大力提倡“考据”的是胡适而不是鲁迅），学术研究中的“考据”方法曾经被批判和否定得一无是处。季先生的《为考证辩诬》批评了关于“考证”的种种误解。显然，季先生是提倡考据方法的。近几年出版的一些谈名人读书治学的著作，提倡“考据”的还有一些：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读书与治学》，更是大力提倡学术研究中的考据方法。三联书店近来出版的《量守庐学记》、《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与学术》、《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等等，也都是把考据方法作为治学的关键。为什么会这样？季先生在《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中一语道出了其中真谛。     

回忆胡小石先生讲《楚辞》

1956年至1961年，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有幸时常亲聆著名学者胡小石先生的教诲，终生受益。值此母校百年校庆，人们回顾南大光荣历史之际，我对先生益加怀念。恩师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恩师的谆谆教诲犹存耳畔。我用拙笔记述几个片断，以表达一片追思之情。     

启功孝为先

启功无论在绘画、书法、诗词,还是在鉴别、史学、民俗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启功的先祖是雍正皇帝的第五个儿子弘昼,而第四个儿子弘历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启功的祖父叫毓隆,21岁时中进士,并入翰林,曾经在四川当过学官,即负责学校事务的官员.封建时代,在乡试中被录取的举人都称主考官为恩师.启功后来回忆说:“四川许多老前辈,都到了京城为官,他们是祖父的门生,和我们家是世交.”     

名人之铭

砚铭 陈毅曾请人在心爱的砚台上,镌刻了这样17个字:“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陈毅一生的高风亮节,为其铭文留下了注脚。 尺铭 蒲松龄将其“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对联刻在镇尺上,激励自己。     

再说毕昇墓碑的物象崇拜与宗教色彩

最近,在《出版科学》1995年第3期读到任昉先生《再谈“毕昇碑”的宗教色彩》一文(以下称“任文”),此文着力否定毕昇墓碑所刻之“日、月图象源于汉族传统的物象崇拜”,并以“摩尼教崇拜日、月光明”为依据,断定“以‘日’、‘月’为信仰标志的,只有摩尼教亦即日月教”。认为拙文《毕昇墓碑的物象崇拜与宗教色彩》中,“将前者     

陈垣先生图书馆学文献学成就综述

陈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学家。他在史学、宗教、医学、教育、图书馆学等研究领域做出了诸多成就和卓越贡献。文章旨在从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角度,探讨陈垣先生在古籍整理、历史文献研究方面的贡献。     

胡道静的室名及《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有两个室名,一个名叫“朝宗”,出典于《禹贡》的“江汉朝宗于海”句,这是因为他居在长江人海之滨的上海;还因为他有一部十分珍爱的明弘治本《百川学海》,另一个则叫“海隅文库”。两个室名都说明他是一位书林隐士,终身与书籍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