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政府偏好与企业创新

针对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创新动力不足问题,文章在中国式分权框架下,通过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三层博弈,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偏好,进而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理论解释。进一步地,利用2007—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城市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发现:(1)财政分权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偏好的形成,且收支分权对地方政府投资性偏好具有非对称影响。财政收入分权会使地方政府的投资性偏好下降,而在财政支出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会出现短期倾向,更偏好经济效益明显的短期投资。(2)地方政府投资性偏好会抑制企业创新,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有关联企业和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3)官员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化对分权影响地方政府偏好具有调节作用,官员绩效考核变革强化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投资性偏好的抑制作用,弱化了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投资性偏好的促进作用。     

中国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转换

本文试图对中国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转换及其经济效率进行分析。首先，在尼斯卡宁的官员模型框架下。研究了改革前的地方政府模式；其次，研究了财政分权后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同时，加入硬的预算约束和地区间的竞争以说明地方政府角色转换的经济效率；最后，给出了维护市场经济制度的地方政府的最优模式，指出了经济发展得以持续所需的制度环境。     

中国式分权与城市土地出让价格的偏离——以长三角地区城市为例

分析中国式分权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以及土地出让价格偏离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探寻土地财政和土地出让价格偏离的制度成因.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及土地出让价格的影响,然后利用1999年-2009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倾向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促使了地方政府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对土地出让价格偏离的影响在于财政分权导致了土地出让价格的正向增长,政治集权导致了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与商服、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之间的偏离.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倾向和土地出让价格的偏离与中国式分权制度安排紧密相连,进一步改革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具有较强激励作用的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和政治治理体制,将更有利于修正土地出让价格的偏离.     

财政分权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两阶段中介效应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或出于晋升竞标赛的需要,或出于对创新发展的内生需求,都积极动用有形之手推动创新发展。但财政分权体制下,具有不同财政支出偏好的地方政府,其财政支出结构和支出效率各有千秋。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Tobit方法,从创新价值链角度入手,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支出效率为中介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两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与途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于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但对科技研发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影响不显著;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所起到的间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且在科技研发阶段的遮掩效应较大;财政分权会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从而对双阶段区域创新效率均产生抑制作用。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效率与区域创新

文章利用1999—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区创新的影响,并将政府效率因素纳入框架,以深入探讨财政分权的创新驱动绩效。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分权在区域创新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地,地方财政资源支持创新的有效程度离不开政府运作效率的影响,将政府运作效率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发挥财政分权促进地区创新的一大条件。特别的,调整地方财政力量支持导向,是促成地区有竞争力创新驱动的重要路径。此外,建构一个适配创新产出转化成为切实经济、社会福利的基础条件,是当前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由之路。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两步系统GMM与广义分位数的检验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有了新的变化,且这些变化多与地方政府竞争有关,因此本文利用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两步SYS-GMM和广义分位数对环境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 整体上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环境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的负面效应明显;(2)从不同的分位区间来看,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冲击呈现出“促进低污染,抑制高污染”的倒“V”型特征;(3)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中-西”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抑制到促进的阶梯型转变。因此“央-地”政府应当利用现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进一步深化环境分权制度和地方政府竞争激励机制的改革,协调政府行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环境事业添砖加瓦。     

金融分权、地方官员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

本文基于中国金融发展和管理逐步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化的典型事实,利用2009—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准确度量金融分权和地方官员激励程度的基础上,从地方官员激励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式金融分权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式金融分权和地方官员激励均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增长;在金融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地方官员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效应越显著,即金融分权通过强化地方官员激励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在不同特征企业中,中国式金融分权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未来进一步合理化金融分权、完善官员激励机制并着力提升企业实力,对于规避金融分权对创新投入的抑制效应、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技术创新——基于277个地级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立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新型政绩观背景,研究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从官员激励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面临技术创新时做出的行为选择。根据2008—2017年23个省份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有利于促进本地技术创新,但地方政府经济竞争会抑制财政分权对本地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空间效应发现,经济竞争对发展程度相近地区的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表明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新型政绩观的推进,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地方政府竞争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     

政府主导、地方政府竞争与科技创新效率

基于1997～2016年中国省域层面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了政府主导、地方政府竞争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对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影响轨迹呈倒"U"型变化;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不利于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其影响呈"U"变化;地方政府竞争会削弱政府主导对科技创新效率正向促进的边际贡献,以至于二者协同效应不利于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房价波动: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9～2008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住宅平均价格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关变量的面板数据,对住宅价格、财政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对住房价格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分权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认为房价要回归理性增长水平,应健全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管体系,规范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适当提高地方政府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     

“科技认定”、代理成本与创新绩效——基于上市公司专利申请的初步证据

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简称：“科技认定”）视为特定的政企创新联盟和科技资源分配机制,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年度专利申请量反映其创新绩效,重点分析了在不同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环境下获得“科技认定”资质对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获得“科技认定”资质后,民营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且随着预期政府代理成本或公司代理成本的减少,“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改善外部政府治理和内部公司治理质量将显著优化“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环境。总体上,较之“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扶持之手”效应占主导。本研究指出,发挥“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功能依赖社会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内部创新资本有效利用。本文协调了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研究提供的不一致的经验证据,对厘清政府在构建普惠性创新治理环境体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借鉴意义。     

政府直接资金扶持企业创新的风险结构研究

政府直接资金扶持企业创新存在潜在风险,这些风险包括,由单一企业与政府创新扶持博弈所引起的基础性风险,以及多个企业与政府之间创新扶持博弈产生的积累性风险。基础性风险及积累性风险内部又各有不同的次级风险。基础性风险与积累性风险以及各自内部的次级风险相互强化、相互影响,形成一种系统性的风险结构。可以建立综合性的扶持体系,进行多方治理,以减弱风险相互之间的自强化动力,最大程度得削弱风险的不利影响。     

政府数字化改革驱动的产业合作

回应“政府如何通过数字治理介入市场”的问题，探讨政府通过数字治理介入市场并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合作的作用机理。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以大连数字港口建设过程中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新模式的演化作为案例，访谈案例所涉及的部门，按照“目标－行动－结果”的路径对访谈数据进行提炼，分析得出结论：数字治理是服务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管理理论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主动介入市场、驱动产业合作和模式创新的治理工具，是一个与政府、与市场双向双重嵌入的具象实践；市场主体可以通过嵌入到数字治理的技术权威性来实现对治理边界的跨越，将政府的数字治理作为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能力。为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探索数字治理驱动下的产业创新发展路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主体需求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积极作用，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深度融合。     

数据开放、政务服务便捷性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2014—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如何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契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议题。基于2014—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政府数据开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并且数据开放度可以通过政府服务便捷度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影响。其作用机制在于,政府数据开放提升事务运营效率,降低重复率和出错率、提升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效度、激发政务服务的便捷潜力、加快市场主体跟进步伐进而赋能区域创新。同时,区域特质会影响政府数据开放发挥作用的程度,相较于政务服务示范和推动作用中部地区,效益较高的地区更能从政府数据开放发展中获益。     

难辞其咎的大股东：绿色创新导向下政府补贴失灵的新解释

制造业绿色发展背景下，政府补贴已成为弥补资本市场缺陷，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融资方式。然而企业对政府补贴的配置效率却未得到最大化彰显。本文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尝试探讨大股东治理在政府补贴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以及该影响在企业生命周期中的动态变化规律。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主要分布于成长期和蜕变期；作为大股东治理的有效工具，股权制衡对政府补贴的平滑作用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当股权制衡超过门槛阈值时，政府补贴才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绩效；股权制衡门槛效应具有动态特征，从企业成长期、成熟期到蜕变期，股权制衡的门槛效应表现出了由强变弱的递减规律。成熟期样本中，民营企业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加依赖于股权制衡的治理作用。本文基于股东治理视角，为政府补贴未能充分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全新理论解释，有利于丰富科技金融领域相关研究，并能够为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QCA方法的创新资源诅咒治理模式研究

创新资源是开展研发活动、获得创新产出的物质基础,但研究发现在部分情境下充沛的创新资源反而会导致创新绩效下滑,引发“资源诅咒”现象。通过收集31个省级行政区的创新资源与治理环境数据,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创新资源和治理环境组合对创新产出的效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创新产出效用较高的组合形式可以分为体系化法律支持模式、竞争性市场驱动模式和管理型政府驱动模式三种类型。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升创新治理水平提供借鉴和参考。     

地方人民政府官方微博的聚类分析与评估——以江西省设区市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官方微博的有效运作和管理对创新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江西省作为欠发达地区和革命老区,其政府官方微博的建设具有典型的代表性。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以新浪微博认证的地方人民政府官方微博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收集和汇总江西省11个设区市人民政府的官方微博在2016年第二季度期间的相关指标数据,运用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法对其进行了分类和评估,并提出了完善地方政府官方微博运作与管理的对策建议。     

普惠化制度安排、选择性直接支持与企业研发绩效——政府参与的异质性创新治理效应

基于2008—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及企业所在城市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考察普惠化制度安排和选择性直接支持对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创新治理效应。研究发现：（1）与选择性直接支持相比,普惠化制度安排能够更精准地促进企业高质量研发产出,且其创新促进作用更持久;（2）政府参与创新的两种方式对企业高质量研发产出存在协同促进作用;（3）普惠化制度安排能够缓解不完善的市场化环境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负面影响,而选择性直接支持的创新促进作用在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下才能充分实现;（4）普惠化制度安排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研发绩效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选择性直接支持的政策效果在成长期企业中更显著。政府应在进一步优化现有选择性、差异化直接支持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功能性、普惠化的制度安排推动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完善和优化。     

企业绿色创新视角下“环保督政”的价值创造效应——基于环保约谈的准实验研究

环保约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拉开了中国“环保督政”的序幕,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环境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环保约谈政策的颁布作为研究契机,结合准实验研究与倍差法,重点探讨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创新这一“能动式”环境战略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显示：环保约谈为地方政府引致的生态治理压力,能够驱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进而产生价值创造作用;从制度供给的路径效应来看,被约谈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普惠型制度显著促进了辖区内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然而选择型制度的路径效应不显著,但两类制度形成的政策组合是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制度形式;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来看,政府被约谈后,辖区内的民营企业能够通过绿色创新战略积极响应政府的环境治理压力,并且对普惠型制度供给具有较强的敏感性。相比之下,具有“政策响应刚性”的国有企业未能利用绿色创新战略响应政府的号召,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对被动性的末端治理战略的偏好性有关。本文不仅能够在绿色创新视角下完善中国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还有利于厘清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机理,能够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政府创新补贴是一国扶持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是促进农业企业的R&D投入杠杆效应而非形成补贴依赖,但补贴绩效如何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利用手工方式从涉农上市企业公开披露信息整理出的2012-2014年三年样本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涉农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显著,但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涉农企业的绩效增长短期对主营业务R&D投入会发生杠杆效应,但长期来看效应微弱,R&D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补贴依赖倾向。此外,涉农上市企业内部治理与经营水平也是影响政府补贴对R&D创新投入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从政府补贴的资助对象、方式和监管补贴用途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