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支持政策的现状、不足与优化建议

根据政策工具理论，以供给侧、环境侧、需求侧3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在梳理和总结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支持政策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目前“专精特新”企业支持政策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通过考察发达国家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益经验，提出我国政府应从创新财政金融理念、健全人才培育机制，完善税收和公共服务体系、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以及强化政企良性互动、开拓国内外市场三方面优化“专精特新”企业支持政策。     

创新生态系统下核心企业创新“盲点”识别及突破的案例分析

创新“盲点”是导致大量核心企业创新失败的隐性因素，但如何识别并有效突破是现有研究亟须探索的问题。本文以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为案例研究对象，剖析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核心企业创新“盲点”出现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探究突破创新“盲点”的路径。研究发现：创新“盲点”存在于核心企业与所嵌入的创新生态系统成员耦合过程中，核心企业与创新生态系统成员（政府等采用链成员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上游部件供应商、下游互补方等共同创新成员）的非良性耦合是创新“盲点”出现的原因；与这些成员之间的非一致性协同是创新“盲点”的表现形式；核心企业与系统各成员建立良性耦合关系是突破创新“盲点”的关键。研究结论拓展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核心企业更好地管理与创新生态系统成员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而提高创新成功率提供启示。     

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市场化改革一直被视为解决我国企业创新问题的一剂“良药”,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市场化改革对创新的积极效应并非一成不变,既有研究亦对此莫衷一是。基于此,本文从双重竞争逻辑入手,运用制度理论,研究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采用2008—2019年中国省级创新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1)市场化改革对创新投入产生正向影响,即市场化改革能够借助制度的革新与完善,加速市场竞争与政府竞争,促使企业投入更多的创新资源;(2)市场化改革对创新效率产生倒U型影响,即过度的市场化改革会阻碍企业创新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致使企业创新效率因双重竞争的负面影响而受到抑制;(3)市场化改革对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产生差异化效应,其根源在于制度变革对创新与竞争的桥接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创新的深层次影响机理,为企业合理配置创新投入、有效提升创新效率提供经验证据,也为政府把控市场化改革进程、理顺政企关系提供理论参考。     

政企关系与民营企业创新决策研究

为什么我国多数企业醉心于创新数量的累积而普遍缺乏高质量的创新产出?本文基于政治嵌入视角,考察民营企业如何在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间进行选择决策。采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民营企业数据,研究发现：拥有直接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策略性创新而排斥高质量的实质性创新,表明与政府“过度亲密”(亲而不清)的政企关系是企业创新的“诅咒”;拥有间接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对两类创新都有偏好,但更倾向于选择实质性创新,表明与政府“适度亲密”(即亲又清)的政企关系是企业创新的“福音”。民营企业的上述选择决策会受到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发展水平、企业与中央的行政层级距离的影响。本文从政企关系视角阐释了我国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不匹配问题,揭示了构建“亲”“清”新型政企关系对激发高质量创新成果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指导民营企业进行正确的创新战略选择决策。     

四川省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模式探析

农业科技创新与金融支持的有机结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四川是农业大省，近年来农业科技发展较快，融资需求呈增长趋势，区域金融对四川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但依然存在金融支持不足，投入结构有待调整；市场融资不活跃，供需关系失衡；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针对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探析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发展模式，即：“政策投入引导+金融机构联盟”多元化主体投入模式；“政府+担保+保险+政策+金融机构”全方位风险保障模式；“金融工具+服务+平台+多重融资”一体化灵活资本市场模式。     

“殊途同归”的区域人才集聚路径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的组态分析

影响人才集聚的各种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依赖，具有明显的组态特点，因此聚焦创新生态系统多维要素及其要素间的联动效应，立足于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整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和必要条件分析方法，以中国31个省份作为案例样本，探究创新生态系统五要素即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公众、自然环境的不同组态影响区域人才集聚的复杂因果机制，明晰促进人才高集聚的路径以及导致人才非高集聚的路径。结果表明：不存在人才高集聚的单一必要条件；实现区域人才集聚所需各要素的贡献水平差异较大，从高到低依次为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自然环境和公众，其中公众与自然环境水平基本相当；驱动人才高集聚的路径有3类，分别为包容创新驱动型、政产学研联动型和内生增长型，而产生人才非高集聚的路径有两类，为政府公众支持不力型和企业发展滞后型。基于研究发现，最后从“补短板+锻长板”“政府引领+平台赋能”“公共服务升级+公众积极参与”“一流高校为核心+政产学研齐联动”四方面提出促进区域人才集聚的对策建议。     

研发投入、独立董事结构与创新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12-2015年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程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考察了独立董事、政企关系以及区域市场化程度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程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的关系,家族所有权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机制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独立董事的数量和结构均负向调节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程度影响研发投入的关系;政企关系对于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区域市场化程度正向调节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高市场化程度越会削弱政企关系对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通过发现研发投入的中介机制以及独立董事、政企关系和区域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机制,本文为家族所有权程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影响因素做了新的理论诠释。     

“智能+”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智能制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智能+”为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赋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分析“智能+”、集成创新、环境动态性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智能+”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探索“智能+”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智能+”U型影响制造企业创新绩效,“智能+”U型影响集成创新,集成创新正向影响创新绩效。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智能+”与创新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也正向调节“智能+”与集成创新之间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为中国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与启示。     

试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中政府的“有序退出”

认为市场化是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方式改革的方向;在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市场化的过程中,分析了“有序退出”是我国政府的现实选择;说明了政府“有序退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含义与特征;探讨了我国政府在“有序退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五种政府“有序退出”的具体方式,并对不同方式进行了论述。     

我国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进展、问题及对策建议

“无废城市”建设是从城市整体层面深化我国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改革的有力抓手，是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2019年，国务院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为落实该方案要求，生态环境部筛选了“11+5”个城市和地区开展首批试点工作。文章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试点建设取得的阶段进展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挑战。研究表明，近2年来，各试点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模式，但也面临着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缺乏、管理体制运行不畅、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经济激励和市场化机制不完善、技术创新不足等诸多挑战。在“十四五”及未来中长期深入系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重视资源节约与减废、降碳的协同效应，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重要路径；另一方面，为了加快形成长效机制，需加强前端减量化、资源化管理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建设，综合运用价格机制、财税政策、金融等经济手段建立市场化机制，并加强科技创新及应用转化，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产业发展影响

本文基于2011年至2018年新能源和同行业非新能源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十二五”规划之后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产业及企业的盈利能力与研发能力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能源产业特征会使得政府补贴对盈利能力和研发能力的促进效果变得低效，且对盈利能力却变为抑制效果。从企业层面来说，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企业的盈利能力呈负相关，与研发能力呈“倒U型”关系。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应该遵从市场规律，对新能源产业实施补贴政策要市场化导向，完善补贴信息披露制度；新能源企业则应该着重提高本身的获利能力和创新成果驱动的内生增长能力。     

战略“三角观”视角下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研究

鉴于传统的创新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环境差异巨大的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为更为全面和细致地考察中国企业创新的竞争优势，基于企业战略“三角观”（资源观、制度观和行业观）理论，使用2007—2019年国泰安数据库的中国企业相关数据，运用Tobit面板模型，分析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内部能力与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交互效应，以及技术前沿距离与内部能力、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三重交互效应。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政府支持弥补了转型过程中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基础设施不足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企业创新；企业内部能力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但削弱了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技术前沿距离放大了内部能力、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且降低了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新发展时期的中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和提升企业内部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将政府角色由经济干预者向秩序维护者转换，以适应中国技术进步新阶段的特点。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改革逻辑及路径探析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现代行政管理变革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不仅体现在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制度设计上,而且体现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上。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推进行政管理改革的方向,也是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绩效,拓展行政管理创新空间,延伸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有效途径。在新形势下,不但要深化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且要提高公共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努力探索与国际接轨且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新模式,在战略层面上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并发挥最大的效果。     

平台治理、用户参与和互补者关系的交互作用及对价值共创的影响效应

采用线下与线上问卷相结合的257份问卷，研究平台包括线上消费、社区团购、跨境电商等交易型平台，调研时间从2022年6月至2023年2月持续7个月。构建平台正式治理、平台非正式治理、互补者价值共创、互补者关系强度、互补者关系深度以及用户积极反馈行为等变量及各变量的题项，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平台治理机制、互补者关系嵌入、用户参与行为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情境适配性。结果表明，平台正式与非正式治理机制均对互补者价值共创产生积极影响，且正式治理机制的促进更显著；互补者关系强度正向调节平台正式治理、非正式治理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关系，关系深度仅对正式治理机制具有促进作用；用户积极反馈行为促进非正式治理机制与互补者价值共创的正向关系，机会主义行为则放大了正式治理对互补者价值共创的积极影响。由此提出平台应努力构建完善的多元治理结构、与互补者建立积极稳定的合作关系、将用户积极反馈行为作为市场信息的补充、合理规制用户机会主义行为等对策建议。     

最优差异化策略下数字平台互补创新实现机制研究

互补者与核心平台的差异化既会增加各方创新收益，也会加剧彼此竞争关系，因此数字平台如何实现互补创新是当前的热点和难点。鉴于此，从最优差异化视角出发，基于互补者战略建立模块化互补创新研究框架，提炼出数字平台内外部两种互补模块，以此构建模块化数字平台互补创新理论模型，分析平台核心模块和互补模块创新程度对企业最优创新收益的影响。模型求解、仿真结果分析以及抖音案例验证表明：（1）在同等限制条件下，互补者有更大的概率选择创新策略，且在核心平台模块运营较为固定的情况下互补者的创新效果更明显；（2）不论是互补方还是核心平台，增加创新的积极性对平台企业来说都是有益的，但是双方创新的差异程度在0.5以下时效果最优；（3）当平台生态系统处于不同发展时期，数字平台对互补伙伴的需求不同，互补者应以合法性为前提优化创新机制、促进创新。基于此，从制定平台互补者差异策略、强化互补者协同创新、优化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管理启示。     

中国民营企业创新补贴政策效应的动态评价

选取民营制造企业样本，通过构建PVAR模型，动态分析政府补贴、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中国民营制造企业政府创新补贴的激励效应和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民营制造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均有滞后期为1-4年的促进作用，且对创新数量的促进效果更显著，说明补贴持续激励了企业创新产出的“量”与“质”，但企业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短视行为；反过来，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对政府补贴的后续投入强度分别具有滞后期为2-4年和1-4年的促进作用，且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迅速、更显著，说明政府更注重参考企业创新质量的反馈情况。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积极影响了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优化了“补贴投入——技术创新产出——后续补贴投入”的政企双向反馈链条，说明高市场竞争有利于创新补贴的高效使用和合理配置。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民营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云模式下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探索实践

针对中国电子政务“信息孤岛”与“资源利用率低”两个核心难题,以苏州工业园区“个人数字服务空间平台”建设实践为例,阐述了云模式下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设计思路和关键技术;提出了“个人数字服务空间平台”是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一类重要信息化基础设施,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民生服务创新的具体体现,为实现政府跨部门、跨应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供了创新思路。     

四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构成——知识基础设施与管理工程建设

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起源及发展研究入手，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构成为：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体制与制度创新系统+观念与文化系统+知识基础设施与管理工程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补联动，从而成为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引擎。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构成中可以发展，其中关键的一环：“知识基础设施与管理工程”的未建设，它将直接影响着“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目标的实现。在21世纪初，组织和实施“基础设施与管理工程”已刻不容缓。     

用户参与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知识距离与知识整合机制的调节

为研究制造企业用户参与、知识距离和知识整合机制（程序化机制与互动化机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以197家制造企业为实证样本，采用SPSS23.0和PROCESS宏进行数据分析，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有调节的模型。结果表明，用户参与和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呈现正相关关系；知识距离能够负向调节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程序化机制缓解知识距离的负向调节效应不显著；用户参与、知识距离和互动化机制之间存在交互效应，与程序化机制相比，互动化机制更能缓解知识距离的负向调节效应。研究为制造业如何有效地利用用户资源提供新的见解，从而也为制造业采取措施推进绿色创新提供思路参考，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考

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供给与需求角度分析了中国金融制度需要创新的必要性和内容。金融制度创新除了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外，也要注意调动微观金融企业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其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鼓励能动员落后地区和潜在储蓄能力的部门的金融制度创新，约束和制裁以投机为目的的金融制度创新；同时要加强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以推动金融制度创新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