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技术创新与生产率提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是现实和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从微观企业层面，基于金融化视角，以“R&D-创新-生产率”（CDM）模型为基础，引入金融化因素进行扩展，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和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创新投入强度越小；金融化与创新投入决策、创新投入强度的关系具有典型的企业所有权异质性；技术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化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投入进而影响技术创新产出，最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由此得到对新时代背景下实体企业提升生产率的启示为：企业在转型发展阶段应理性决策，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同时持续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政府需要了解金融化对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对生产率提升产生的影响，制定有效的政策引导实体企业在经营、资产配置等决策中作出正确选择。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减税降费等政策背景下,研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财税〔2015〕119号文件的颁布作为准实验,使用2008-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施行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实现的;（3）这一政策效果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以及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建议。     

企业所有权性质、环境规制与发明专利的研发效率

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2001~2012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发明专利的技术效率指数、技术变化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进而计算广义Malmquist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重点考察所有权结构和环境规制对研发各种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研发要素的投入与产出呈现U型关系;第二,各省市研发的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都增加了,而研发的规模效率则降低,研发技术效率的提升对广义Malmquist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更大一些,不过分地区的研发规模效率增长率,东部地区基本为正值,而中西部为负值;第三,在各省中国有产出比重越大,对研发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分解是负面影响,而环境规制是越严格,越能提高专利生产研发的各个方面效率;另外所有权结构和环境规制的耦合项表明,环境规制一定的情况下又体现了国有产权比重的提高有利于提升研发效率。     

转型升级进程中珠三角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

文章以转型升级中的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演化及其影响因素问题为研究对象,运用DEA及Malmquist指数方法,对珠三角9市2001-2017年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发现：（1）珠三角制造业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呈周期性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分类指标差异较大。广州、深圳等区域创新中心技术辐射地理约束效应明显,价值链、产业链作用有限。（2）技术进步是珠三角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推动因素,两者均呈周期性波动,波幅趋向平稳;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趋势较为一致,珠三角制造业技术创新整体上仍处于规模扩展阶段。（3）珠三角制造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并不同步,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企业内部研发支出有助于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财政资金对企业内部研发支出具有挤出效应。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不足、高校及科研院科研人员产出效率偏低,是制约珠三角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两个关键因素。     

工业企业研发创新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绿色增长视角

基于绿色增长视角创新研发方向的约束,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纳入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绩效评估框架中,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2005—2011年我国30个省级区域的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相对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工业企业研发效率偏低,均值为0.553;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3.6%,由研发创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等因素所致;将研发效率与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相结合,按竞争力强弱和进步节奏快慢将30个省级区域分为4种类型。     

智慧城市建设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智慧城市建设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对微观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智慧城市实践和发展必须关注的问题，需要实证检验。本文利用中国2012年开始的三批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倍差法，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对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表征的企业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1）试点城市中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显著高于非试点城市中的企业，印证了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否定了“索洛悖论”；（2）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随时间不断增强，对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对于民营企业的刺激效果优于国有企业，且能够缩小企业之间初始效率的差距；（3）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两种方式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技术创新视角进一步研究发现，影响效果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上呈现异质性。本研究为智慧城市建设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实证检验，诠释了智慧城市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     

技术来源与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采用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分析了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序演进及地区差异的基本特征,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技术来源的四种渠道与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0年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一定的增长,主要动力为技术进步;企业的自主研发活动、国外技术引进及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研发活动对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国内技术购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相比较而言,国外技术引进对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最大.     

智能化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智能化发展是目前中国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主攻方向。本文利用文本处理技术和企业年报测算2009—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智能化发展水平,考察智能化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智能化发展水平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智能化发展的生产率悖论不成立。对于人力资本稀缺、劳动使用密集以及经营状态较差企业,智能化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更为突出,智能制造是缓解用工成本上升、技能人才"脱实向虚"以及实现企业经营脱困的重要手段。智能化发展水平与服务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企业通过智能制造与服务创新的深度融合而向价值链下游升级,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本研究结果为智能化转型全面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启示。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ETFP演变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SBM-DDF-SML与空间计量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2005～2016年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在2005～2016年成上升趋势,且各省市在增长率方面均呈现出显著差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幅普遍高于市场全要素生产率增幅,呈现出波浪式"W"型变化规律。计量结果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溢出性,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能源效率提高、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优化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前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有制结构、能源结构和环境政策呈现抑制作用。研究认为,国家应建立行之有效的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联动机制,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正的空间外溢性;加大研发投入,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改变现阶段不灵活、一刀切的环境规制方式,因地制宜地构建绿色、多样的环境规制体系。     

智能制造政策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是中国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必由之路。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以《中国制造2025》政策出台为准自然实验，利用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智能制造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及机制。研究发现：（1）智能制造政策能有效促进智能制造领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智能制造政策一方面诱导企业增加无意义或低效率的研发投入，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引导企业增加有效发明专利数，进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智能制造政策作用效果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上述结果证实了智能制造政策的作用效果，并部分打开其作用机制黑箱，对下一阶段智能制造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数控机床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政策的影响分析——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数控机床企业创新发展受创新政策影响较大,尤其是重大专项政策。以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为切入点,基于技术创新与专利的双重属性特征,构建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三阶段DEA模型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2015—2019年中国数控机床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进行动静态评价,并引入政策分析变量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有正向作用;超半数样本企业综合创新效率值在0.8～1的范围内,而少数龙头企业的无效率表现不利于企业及机床产业整体的产品结构创新升级;在2015—2019年期间,中国数控机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考虑政策作用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政策支持企业的创新效率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其他企业创新效率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肯定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政策支持对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     

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来源：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效率

本文应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计算了1996-2009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通过对高技术产业2002年前后各效率变化的对比分析,探讨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深层因素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实证结果表明:(1)2002年后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率的快速下降.同时技术效率变化取代技术进步成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主导因素.(2)高技术产业发展已由单纯追求技术创新向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转变,但技术创新能力差,关键技术自给率低是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瓶颈.     

产业聚集与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产业聚集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产业聚集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在于：知识或技术溢出和技术创新成果扩散。实证分析显示,（1）制造业聚集和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均有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的促进作用更大。并且,制造业聚集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生产性服务业聚集主要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分地区研究表明,产业聚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3）从作用途径来看,制造业聚集和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途径传递,而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途径传递。且在所有的作用途径中,基础设施的贡献较大。     

低碳门槛下绿色创新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碳减排门槛效应下,考察了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揭示了从高碳向低碳转变的制约因素。考虑了企业与政府的碳决策目标差异,将全要素生产率分为不含环境因素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包含环境因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006—2017年省际及重点碳源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①在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碳减排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②当碳排放总量处于低位时,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超出碳高位的补贴将会失效;当碳排放强度处于中位时,低碳补贴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③碳减排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S”型关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正“U”型关系。因此,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应契合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选择有效路径,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增长提供重要借鉴。     

安徽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

本文根据2001~2016年安徽省大中型工业企业以及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算，并通过实证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率的因素。结果显示：（1）考察期内安徽省中大型工业企业Malmquist指数及技术进步指数大部分年份都大于1，且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的提高引起的。（2）外商直接投资和企业盈利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进步率都具有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和政府资金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都具有负向影响；行业集中度对全要素生产率不显著，对技术进步率有负向影响。最后，在本文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为提高安徽省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R&D投资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PSM分析

将有研发和无研发企业分别作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了RD行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有研发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比与之相匹配的无研发企业高出21.5%,说明RD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以连续有研发投入的企业为样本检验了RD强度与生产率的关系,得到研发强度以0.488%为临界值与企业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的结论,约99%的工业企业没有达到门槛值的现实说明,应进一步增加RD投入强度,改善研发投资效率,加大基础研究的比重,发挥RD投资的创新效应,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国企改革的新思路：基于研发投入规模视角

试图从新的视角考察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不同研发投入规模下的创新差异,从而剖析股权制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最优方向选择问题.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基于2005—2018年A股部分上市企业数据分析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分析混改政策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路径.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显著提升国企生产率水平,总体呈现递增的动态影响,并且对大规模研发企业、垄断性行业企业的政策效果尤为明显;规模化研发投入是国企混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重要路径,国有资本大规模研发企业比重处于50％～75％时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小规模研发企业比重小于25％时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对促进国企混改提出促进股权多元化、保持较高国有股比重、优化激励考核制度、采取差异化混改政策等建议.     

国内研发投入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使用Malmquist方法测算2003—2008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并对国内研发投入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国内研发投入的增长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比较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国内研发投入的增长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技术进步产生不显著的负面影响。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难以为环境规制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本文通过剖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估计法测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均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曲线关系；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生态创新，产业结构和教育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间接作用受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影响，其中，环境规制通过FDI、研发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通过要素结构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负向作用。     

R&D的内生性动力——基于研发效率的分析

以研发效率为切入点建立基于生产率的R&D模型,推导R&D投入相对于研发效率变化的规律：在R&D规模报酬递减的前提下,研发效率和企业R&D投入之间的互动呈正向关系.针对2003—2010年中国37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结论,并对政府R&D激励政策的调整提出了若干建议.检验结果还证明,生产率、市场竞争、盈利能力都能够显著影响R&D投入规模;资本密集度较高或者市场竞争度较低,R&D投入关于资本密集度的弹性为负,而当资本密集度较低的时候,R&D投入关于资本密集度的弹性为正;在自由竞争市场中,竞争有利于创新,而在垄断型市场中,垄断更有利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