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庾信的赋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坛巨擘,然而,他的赋在历代大都被排斥和贬低。庾信赋有与汉大赋不同的风貌,是对汉大赋创作传统的背离,他在继承前代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多有开拓创新,把“含吐性灵”运用在赋的创作中。赋比兴兼用,托物言情,借景抒情,情感抒发成为他的赋作的根本旨趣,他以诗才而为赋,在赋里出现了明显的诗化倾向,并且创作的艺术手法灵活多变。庾信赋集六朝俳赋之大成,直接开唐赋的先声,在赋体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地位。     

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歌颂进步 意寓改革——读纳兰性德的《自鸣钟赋》

清代著名满族作家纳兰性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诗、词、文、赋各尽其妙。他的赋体文创作,一扫他本人词作中的婉丽凄清格调,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艺术形象。刘勰说,作赋要“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就是说要通过刻画客观事物来抒写作者情怀。纳兰性德的赋作,正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如实反映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的。他的《自鸣钟赋》就是这样。     

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

司马相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宫廷文学侍从,他的宫廷赋创作三次“惊”动汉武帝,既成就了他与武帝一生的文缘,也奠定了其在赋史上的“赋圣”地位。相如献给武帝的“天子游猎之赋”,形象地表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的形成,他的创作既是汉帝国文化制度统一进程的产物,又引领了汉赋由蕞尔小邦而蔚然大国的新时代。但由于汉代赋家的生存地位与创作处境,相如始终只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其赋作的内在矛盾,同样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论王绩的赋

对初唐王绩的赋,我们的关注是不够的。他的赋正如他的诗开唐一代气象,那种“郁郁之忧思”中,“想济世又不逢时,想旷达又无法超脱”的矛盾心态、与古隐士共有的“异代同心式”的精神气质和人生追求,一目了然,这种重内在情韵上的个性体现、表达真理想真性情的创作思想,与初唐以来“悠悠闲人”君臣唱和、应制奉答、宴会赋咏之作,是迥异的,颇有魏晋南北朝的赋风特点。     

南朝宫体赋中的美人书写及其审美意趣分析

宫体赋是南朝赋家、赋作题材向贵族宫廷化回归的典型,体现着南朝文人整体的创作心态与审美风尚。在美人书写上呈现出两条并行的路径：一即美人身份的不断下沉;二即美人描写的弱化与美感构筑的强化。赋家将美人作为宫体赋写作的主要对象,既满足了宫廷贵族日常生活消遣娱乐的需要,又迎合了以统治者为首倡导的重“篇什之美”的审美风尚。赋中对美人“氛围感”的精巧营构、对男女情爱的直言书写,或有“肤脆骨弱”之嫌,但从艺术创作角度来看,却是对一直以来以“扬诗守礼”为审美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写情”类题材赋作的新突破。     

唐代西域赋的主旨与创作模式

《历代赋汇》收录了近1,500篇唐代辞赋,这些辞赋中有57篇属于含有西域文化因子的“西域赋”.西域赋的主旨以雅正为主,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表现万国来朝,西域献宝的,以此炫耀唐帝国国力的强大,这类赋作的创作模式是:首先,“西域”、“昆仑山”、“胡”、“匈奴”等文化因子代表遥远的地方或遥远的民族出现;其次,对赋中涉及的西域物品进行外观、环境、细节、功能的铺排陈述;最后,颂扬大唐盛世,歌颂帝王的功业德行.另一类是颂扬唐代帝王的功业德行、威震四方,鼓励士人立功,这类赋作的创作模式是:首先,介绍战争背景,表明师出有因;其次,铺叙西域的环境与地理风物;再次,描写战争的惨烈场面;最后,写赢得胜利,歌颂浩荡的皇恩.     

试论张衡诗赋作品的新变

张衡不仅是东汉时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也是最优秀的文学家之一,是汉代文学发展中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一方面,他传承了汉代正统文学的创作,另一方面促进了东汉诗赋文学的革新。他既创作出了汉京都大赋之极轨——《二京赋》,于摹拟中有创新;又创作了抒情小赋《归田赋》,第一次在文学中描写了田园隐居的乐趣,开辟了赋写田园情趣、山水之美的新蹊径,开魏晋抒隋赋之先河;张衡的诗作兼涉“四言”“五言”“七言”体裁,既继承了《诗经》四言诗的传统,又以文人身份创作五、七言诗,对五、七言诗体的成熟与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诗史地位。     

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从赋序看赋家对感物兴思现象的认识

赋序是了解赋家创作过程的重要材料。在大多数的赋序里,赋家们喜欢言及“感而作赋”的问题。有些赋序还对感物兴思的原理与过程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描述;感物兴思的发展有赖于形象思维的支撑。赋体体物以客观描写为主,对感物意识与理论的发展有着促动作用。     

平郡王福彭与《红楼梦》

福彭是曹寅长女曹佳氏的长子,幼年即受康熙帝的恩养,及长受雍正帝拔擢、乾隆帝重用,在有清史上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福彭及其父纳尔苏的宦海浮沉对曹家的盛衰有着密切关系。《红楼梦》创作过程中极可能将平郡王府的家史和福彭的事迹作为“素材”融进了小说的故事之中。因此,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研究和文本解读都应该重视福彭及其家世的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     

李慈铭辞赋述略

李慈铭现存辞赋类作品17篇。就体类而言,有古赋,也有律赋。就题材而言,大致包括抒发幽情悠思的咏物赋、带有论说性质的讽谕赋、赋写居室和怀人的亲情赋、写景记游赋和学术考据赋等题材类型。其辞赋文体风格与其骈文创作存在着相同的审美取向,崇尚骈俪,甚至以骈为赋;重视辨体,推崇古赋;征实重典,重视考据,在晚清辞赋创作中自名一家。     

杜甫的创作实践及其现实意义

择要介绍了杜甫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描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概括归纳了杜甫的主要创作成就和经验,分析了目前各种媒体语言文字信息质量存在的问题以及写作者在写作态度和表现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联系实际陈述了杜甫的创作实践和写作态度在当今所具有的指导意义,论述了当今时代写作者应该具有的素质和禀赋,对应该如何向杜甫学习以提高写作能力和水平的问题作出了简要回答。     

徐复祚的戏曲理论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

徐复祚的戏曲理论属于曲学体系。他继承与发展了前人对戏曲创作要求的本色理论 ,在品评作家作品的过程与本身的创作实践中明确了对于戏曲创作的本色当行的要求 ,将本色理论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其次 ,徐复祚十分强调戏曲创作的音律 ,特别是曲韵。作为传奇作家 ,他在用韵方面属于“《中原音韵》派”,但又并非一味死守《中原音韵》,体现了文艺创作过程中形式服从于内容的客观要求。另外 ,徐复祚的戏曲理论还涉及到了叙事理论即文论的探讨 ,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阐发戏剧故事 ,注意到了戏剧的虚实问题。     

汉字"赋"的语义系统和赋体语言的美学建构

汉字“赋”的语义分属于“政治—经济”和“文艺创作”两个语义场 ,本文讨论赋体语言与作为政治经济手段的赋之间的审美关联 ,认为在中国 ,赋体语言风格已突破了特定的创作手法范畴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文化概念 ,积淀在人们的潜意识中 ,每每让人们在言语的铺排张扬中享受主宰时空排列的神圣 ,拥有世间万物的自豪。     

"风通而赋同"释--《文心雕龙》札记一则

在“风、赋、比、兴、雅、颂”六义中,“风”、“雅”、“颂”原典已有,无须注明。毛公之传,独举兴体,不及比、赋,其根本原因乃在“比显”而“赋同”——比辞太明显,而赋辞为三百篇所通用。不难看出,“风通而赋同”五字虽然简短,但所包涵的思想蕴涵却是非常丰富的。     

陆机《文赋》的感物观及其诗歌创作

《赋)从理论上提出了学创作中外物的层面,并强调“感物”的学观点．这一观点在陆机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自觉的实践,对后来谢灵运的诗歌创作和刘勰的《心雕龙》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严复“三民”思想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民思想内容及其评价的阐述,得出了对当代教育的启示,即国家要发展,必须重视教育,要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水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智力保障;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良好人文环境。     

戴表元辞赋创作论——以哲理世界的深化与拓展为中心

宋末元初的戴表元在辞赋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戴表元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苏轼所开辟的文赋传统。在结构上大多采取主客问答的二元模式,从文章的构思上和境界的拓展上较为精致和精深。他的辞赋具有从人生的领悟而上升到哲理思辨层次的特点。他为辞赋所做的努力体现了宋末元初辞赋风向的转变,这标志着元人的赋学标准和审美风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试论汉魏六朝时期的赋论

汉魏六朝是我国古代赋体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该阶段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赋论。这些赋论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内容多针对于赋的渊源、创作、文体特点及地位等方面的概括与评价,具有早期的文章辨体意识与论赋的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