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麹氏高昌王国主体居民族属问题

南北朝时期立国于吐鲁番盆地的麹氏高昌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边疆地方政权之一。国内学术界一般以为麹氏高昌完全是汉人建立的政权,认为麹氏王族及主体居民均为迁自内地的汉族人。如此观点似乎很有根据,并有成为定说的趋势,但是仔细考究起来却不无问题。一　　《魏书·高昌传》“彼之田亡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积世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更如来者”。《北史·高昌传》所记相同。如此记述实为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之一。有论者以为“高昌国（意指麹氏高昌——引者）显系…     

阿斯塔那的张雄古墓

“阿斯塔那”是回鹘“京都”的意思。它就是西域名都高昌。这里古墓很多,阿斯塔那的一代西域名将、悍卫祖国统一的功臣——唐代张雄的墓就是在这里出土的。 张雄,祖籍河南南阳,先世移居西域,与祖籍甘肃渝中的高昌王室曲氏家族世通婚姻。张雄的姑母是高昌王的太妃,他的妻子曲氏也出身王族。张雄官至高昌左卫大将军。出土的墓志上说他是“入筹帷幄,出总戎机”的人物。唐贞观初年,高昌王曲文泰有分裂祖国、割剧称雄的野心。他一面虚伪地向朝庭表示忠诚,一面却偷偷出兵攻打伊吾和焉耆,扣留各国到长     

麹氏高昌赋役制度考辨

<正>麹氏高昌时期的赋役制度，史文缺略，难知其详。赖有吐鲁番出土的一批文书，留下了当时高昌征纳租、调、力役的不少具体资料。学术界已有同志据以推寻考核，初步理出了端绪（卢开万《试论麯氏高昌时期的赋役制度》，载武汉大学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郑学檬《十六国至麯氏王朝时期高昌使用银钱的情况研究》，载厦门大学《敦煌吐鲁番出土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但“麹氏     

敦煌遗书S.2838《维摩诘经》的题记研究

S.2838《维摩诘经》是敦煌发现的一卷高昌王国写经.本文首先考释了题记中所说的"清信女"为高昌公主,"父王"为高昌王麴文泰,"太妃"为麴文泰之母张太妃,"王妃"为麴文泰之妻张氏.接着论述了麴氏王族、高昌张氏家族与敦煌张氏家族的关系.最后肯定此卷写经是高昌公主和丈夫至敦煌探亲和拜佛时施入敦煌某寺的.     

新见唐《鹿裕墓志》考释

唐《鹿裕墓志》记述了志主自曾祖鹿悆以下各代人物的官爵信息,与传世文献和隋《鹿善墓志》相互印证,且多有补充。墓志较多记载鹿裕祖父鹿[僧]晓在北周的官爵,及本人从北周入仕经隋至唐初五十余年间的仕履经历,不仅补充了《元和姓纂》的缺漏,也反映了中古时期济阴鹿氏家族爵位由“定陶侯”向“河内公”转变,再回归到“定陶公”的历程。墓志所见鹿裕家族与李唐皇室联姻及其卒葬地信息,反映了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济阴鹿氏成员实际籍贯变动与其家族记忆中郡望的书写差异。传世文献记载济阴鹿氏家族谱系在唐初鹿裕之后突然中断,令人费解。《鹿裕墓志》的发现则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即墓志通篇都没有提到鹿裕子嗣的任何信息,或许反映了济阴鹿氏家族后嗣稀少甚至断绝的情况,这可能是该家族在入唐后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     

从墓志看唐代吐谷浑诺曷钵家族的汉化

通过对唐代吐谷浑墓志的分析可以看出,入唐后,吐谷浑诺曷钵家族已经出现了汉人的郡望观念,并逐渐恢复了慕容鲜卑民族意识。他们热衷与汉人联姻,在婚姻选择上已经具有了汉人的门第与文化观念,并希望借助与汉人联姻来提高自身的社会文化地位。诺曷钵家族因受汉化影响较深,汉文化水平较高,得到了当时社会的认可。     

郧县唐濮王李泰家族墓研究

郧县唐王家族墓是李唐王朝远离帝陵而葬于贬谪之地的特例,共发现发掘了四座墓葬,即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子濮王李泰墓、嗣濮王李泰长子李欣墓、李泰次子李徽墓和李泰妻阎婉墓。墓葬反映了唐朝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当时朝廷的政治斗争不仅改变了李泰及其家人的命运,也是造成这一墓葬特例的原因。     

新见《大金故文林郎明公（参）墓志铭》考析

近年在山东淄博出土的明参墓志,是山东地区出土的比较少见的金代墓志铭。明参在北宋末年出仕,任庆源府柏乡县主簿,面对流贼,他不以位卑而逃匿,入金后,归隐于田园。墓志还对明氏家族的名人及系出进行了叙述。该墓志不仅可与山东安丘出土的明元吉墓志铭相参看,还因为墓志所叙事件并无史志记载,可补史志之缺。     

明代第六任魏国公徐俌夫妇墓志浅析

明代第一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五世孙、嗣魏国公徐俌及其妻朱氏二人的墓志,于1977年出土于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达家族墓地,但考古简报对徐俌夫妇墓志内容的探究失之疏简。徐俌墓志系南京兵部尚书乔宇所撰,犹存录于明隆庆五年刊梓的《乔庄简公集》,出土的徐俌墓志原石对于修订《乔庄简公集》中的墓志文本具有重要价值。同出亦为名臣王恕撰写的徐俌夫人朱氏墓志,对于补证明代中叶的徐达家族史事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西安新出《唐故回鹘白夫人墓志》疏证

西安市西郊出土的《唐故回鹘白夫人墓志》记载墓主白氏为阴山贵族之后、突厥可汗之裔,其夫为回鹘可汗,名讳信息等均未记载。结合相关文献,可以看出白氏之父很可能为白道生,祖为白崇礼,曾祖为后东突厥汗国第三代君主毗伽可汗。734年,突厥帝国出现宫廷政变,白氏家族成员脱离突厥而投奔唐朝,改原姓阿史那为白姓。白夫人所嫁可汗很可能为漠北回鹘汗国第三代君主牟羽可汗,在夫于779年被杀后回归长安,于815年亡于长安。白氏生于后东突厥汗国与漠北回鹘汗国交替之时,卒于回鹘汗国末世,见证了回鹘的兴衰历史,其墓志反映了唐与回鹘关系之大背景。     

唐代泉氏家族研究

在华夏民族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融合了许多周边民族，其中也包括不少高丽人，泉氏家族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本文将碑石资料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主要考证了这个家族七代的世系情况，与此同时，还围绕着这个家族历代人物的事迹，对唐与高丽的战争，泉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这个家族入唐后的命运，民族融合问题以及史籍疏漏的许多史实等，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     

北凉王族与高昌佛教

北凉王室入据高昌之前，当地佛教虽有发展，但总体水平不高．北凉王族在高昌地区造寺立碑，译（集）经、写经、开窟造塔，大大推进了当地佛教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试析古代墓志的家族世系文献价值

墓志是中国封建社会礼制的产物，记载了墓主的个人资料，反映了墓主的血缘关系及一个家庭的世系，是研究姓氏和历史人物的重要史料。漳州市图书馆收藏古代墓志拓片近百种。必须重视对墓志中家族世系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对馆藏墓志拓片进行献整理，并与方志、家谱等古代献相互对照研究。     

新刊墓志所见唐回鹘关系二题

新近刊布的几方唐代回鹘墓志资料内容宏富,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如《仆固氏墓志》证实唐对回鹘仆固部之羁縻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仆固部世代效忠唐朝,履行朝贡之责,出兵助唐评定叛乱,系唐朝控制漠北的一支重要力量。《回鹘葛啜王子墓志》《回鹘米副使墓志》和《史孝章墓志》等反映了唐文化在回鹘中的传播与影响,表明中原文化儒家在唐代已被回鹘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并传播,从思想上和生活上主导着人们认知的流向。     

唐赵璜墓志考释

唐赵璜墓志记载了赵璜的姓名、郡望、家世、履历及卒葬时地。以赵璜及其家族相关的几方墓志为据,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有助于对其本人和家族世系进一步考证,从而对唐代官宦家庭及其相关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宋代眉山苏氏家族与风水试探

以三苏为杰出代表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对风水历来讲究，时人以及后人还产生了许多关于苏氏家族与风水的谚语、传说，但风水却不是苏氏家族兴盛的原因。在科举制较完善的宋代，良好的家族教育才是眉山苏氏家族振兴的文化保障。     

唐太宗朝突厥族官员阿史那思摩生平初探——以《李思摩墓志铭》为中心

阿史那思摩是唐太宗朝一位重要的突厥族政治人物。本文通过对其墓志的判读和分析,参照历史文献的零散记载,就阿史那思摩的身世和生平活动力图做出较真切的复原。作为突厥王族的第四代,其辈份与行踪遂趋于明朗化,使人们对这位深受唐太宗器重的突厥族将领有深入的了解,并可破解其家族在夏州居住地、阿史那王族迁入“河曲”的居留地和突厥诸部分布地域等历史地理问题,还有助认知唐朝与北疆诸民族的关系,以及北疆农牧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演变的关系。     

北宋绛州薛氏家族墓志考释

薛奎是北宋前期的一位名臣,其家族现存十方墓志。通过对薛奎家族现存墓志的分析,梳理了薛奎家族的世系、仕宦过程及婚姻状况。绛州薛氏家族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白手起家的例子,薛奎祖上三代均无人仕宦,后由于薛奎科举中第且仕途显达,其家族成员凭借薛奎荫补入仕,薛奎子女也得以和知名之士联姻,家族迅速发达。但由于后人们在仕途上乏善可陈,薛奎去世后,薛氏家族迅速衰落。     

旅顺博物馆藏两件高昌王麹乾固供养写经残片探析

旅顺博物馆带有供养人题记的两件汉文抄经残卷,经核查考订,一件为东晋鸠摩罗什所译《仁王经》的片段,另一件为北凉昙无懺所译《金光明经》的片段。两部佛经均为佛教著名的护国经典。通过对题记部分的辨识,结合文献和其他出土文物,进一步确定了两件抄经的供养人均为麹氏高昌国的七世王麹乾固。上述两件写经残卷的发现,为新疆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近代苏南实业与文化家族蒙学课程变迁比较

近代苏南家族人才辈出,尤以实业型家族与文化型家族为最甚,不仅成就了自身的丰功伟业,而且对当时乃至现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苏南家族教育是孕育自身人才的摇篮,蒙学课程乃教育之基,而以无锡荣氏家族为代表的实业型家族与以无锡华氏家族为代表的文化型家族可称苏南近代家族之典范,以近代苏南实业型与文化型家族蒙学课程变迁之比较为视角,深入分析其异同,揭示其人才兴盛之缘由,为现今课程改革提供一些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