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的任务与分工——兼谈向达与劳榦、石璋如的误会

在"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中,向达与劳榦、石璋如产生了矛盾冲突,前人从多方面对产生矛盾的原因有所解释.新近发现的劳榦敦煌考察期间致陈槃的两封信为向达与劳、石二人的关系提供了前人未予关注的细节,其中关于考察团内部分工的信息为解释向达与劳、石二人产生矛盾的原因提供新的视角.     

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无名艺术史研究的方法启示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抗战时期开展对西北各地的无名艺术文物的踏查,在现代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转型期,对无名艺术史提供了早期的方法论启示。考察团秉持以艺术审美与文物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升了无名艺术史在现代史学研究中的地位、确立了艺术本体研究在无名艺术史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建立了无名艺术史与传统经典艺术史的理论与方法关联。     

向达第二次敦煌考察中的“美国捐款”

向达第二次赴敦煌考察获得胡适在美国募得捐款的资助,向达将这笔捐款交给考察团集体使用。考察结束后,向达由于与“中研院”及傅斯年产生矛盾,将所领“中研院”款项全部退回,夏鼐为弥补其经济上的损失,将向达所获“美国捐款”退还给向达。此外,“中研院”总务处和向达之间关于向达返程旅费的报销问题也产生了分歧,“中研院”认为向达从夏鼐手中领取的旅费属于“中研院”经费,应向“中研院”报销;而向达坚持认为这笔钱出于胡适所募得的“美国捐款”,因此拒绝向“中研院”报销。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写生图集研究

《王子云西北写生选1940-1945》一书是抗日战争时期,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学术踏查的艺术记录方式的成果。该书包含了西行考察过程中的人物、风景、民俗、文物遗迹与遗物等作品共计80余幅。写生作品分为西北沿途风景写生、艺术文物遗址的全景写生图、西北各地民族风情。这三类写生作品体现了考察团将艺术考察与文物调研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艺术审美价值、文物史料价值和图像研究价值。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敦煌考察时间考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于1940年6月,解散于1944年12月。1942年6月至1943年5月间,该团在敦煌进行石窟内容调查、壁画临摹、照片拍摄、购买文物等活动。本文主要考证考察团至敦煌的时间、在此考察的成员及其活动,纠正一些回忆录、口述历史的错误。     

领悟科学内涵——扬州市广陵区教育局科学教育考察团赴武汉考察

由《科学课》编辑部牵线搭桥,2007年元月6日-11日,扬州市广陵区教育局组织了各中小学校长赴武汉市斫口区、江岸区学校,实地进行了科学教育考察学习。这次考察学习的主题是“领悟科学内涵,推进科学课程,创新科技教育”。     

甘肃科学教育馆对西北边疆地区科学教育的推进

受近代科学教育思潮的影响,服务于抗战建国、开发西北的目标,甘肃科学教育馆于1939年创建于兰州。自建成之日起,甘肃科学教育馆通过培训教师、开办中心实验室、巡回教学、图书公开阅览、举办学术演讲、鼓励学术研究等多种方式来增进西北边疆学校之科学教育、普及社会民众科学知识、加强科学学术研究,虽环境艰难,物力堪忧、经费短缺,但得各界襄助,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西北边疆地区科学教育落后的现状。     

浪漫in科学之考古现场

从极为遥远的年代开给,我们人类就有了讲述自己祖先故事的习惯,比如那些古希腊神话,以及（圣经）里关子各种人物的传说。这些故事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口相传（在文字发明之前）,     

科学划界标准述评——兼论科学道德的重要性

科学与非科学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科学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标准和波普尔的可否证标准,提出了绝对的划界标准;库恩和拉卡托斯则模糊了划界要求,主张一种相对标准;费伊阿本德从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要消解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最终,科学划界被置入更为广阔的视界,萨伽德的三要素标准与邦格的十要素标准为科学划界提供了更为可信的多元化准则。然而,科学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类,只有建立在科学道德基础上的科学划界才是有意义的。     

科学探究的本质特征——兼论科学探究与实验探究的关系

科学探究不单是实验探究,它不仅具有外显的可操作的实践性特征,更伴随着内隐的深刻的思维活动过程,即具有思维活动的认识性特征。科学探究的本质特征在于：科学探究是探究者在对未知领域进行认知时的一种有效的认识和实践方式;科学探究过程是一个知识建构过程;科学探究离不开科学思维。     

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的定位——兼论科学与技术的区别

理性科学起源于古希腊,理性技术起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科学本体表达为科学作为存在者,其存在形态为思维形态。技术本体表达为技术作为存在者,其存在形态为物质形态。科学的本质是“-ology”,技术的本质是phenomenon。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课程教学理念与技术课程教学理念,并提出我国中小学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应在这一教学理念下建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与评价体系。     

论科学探究教学与科学精神教育--兼论物理探究式教学

理性与实证的辩证统一既是近、现代科学的传统和规范,也是科学探究的基本精神。探究式教学作为面向真实科学的教育,其核心就是领悟理性与实证辩证统一的科学精神;这既表现在科学问题的产生,又表现在科学假设的提出,还表现在假设的验证。     

论哈丁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兼论对中国传统科学的解读

哈丁的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从非欧洲的“立场认识论”对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科学提出了批判,提出任何科学都是“地方性知识”,力图描绘一种多元文化的科学。同时,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认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文艺科学再议——兼评钱学森的科学文艺观

还原论科学造成科技与文艺相分离,还原论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转型演化又推动两者重新结合。信息高技术不断创造新的文艺表现形式,为文艺科学的出现奠定物质的实践的基础,复杂性科学则为文艺科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根据。     

建立独立建制的科学教育学刍议——兼论科学教育学与理科学科教学论的关系

科学教育研究在我国刚刚兴起,但尚未形成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本文从国际科学教育学的兴起及其存在的理由、科学教育学的两大传统及其影响、科学教育学与理科学科教学论之间的关系三个角度,探讨了科学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科学教育学在国内外的兴起与发展历程、科学教育学与理科学科教学论的关系、英美"经验论-课程论传统"与欧陆国家的"教育学...     

中国传统科学的核心理念与历史价值——兼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与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近代科学

中国传统科学是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格物致知为核心理念来解释各种现象的,从而导致在讨论事物的本原,运动、发展时,只作判断,下结论,而不作论证的研究风格.格物致知导向研究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玄,距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差别越来越大.     

经堂教育与清代西北回族教争之联系论略

经堂教育与教争是清代西北回族历史的两个独特现象.经堂教育是明末清初兴起的一场伊斯兰教宗教改革和文化传承运动,而教争则是伴随着西北回族教派的分化和门宦的产生而出现的争夺宗教资源的现象.学界论及经堂教育往往注重其进步意义,但却忽视了经堂教育实际上也推动了教争的出现这一消极作用.准确认识经堂教育与清代西北回族教争之关系,无疑对今天西北民族关系的团结与稳定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皖北方言的物量范畴——兼与西北等方言比较

运用描写、分析、溯源和比较等方法,对皖北方言的物量范畴进行系统研究,指出了含“子/儿”缀的物量词具有主观性以及一些物量词具有词汇化和多义性等特点,并与西北等方言进行了比较。     

丁韪良与《万国公法》--兼论国际法学东渐之肇始

《万国公法》是丁韪良在华期间翻译的第一部国际法著作，其中文版的问世是近代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也是国际法学东渐之肇始。身为一介外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并积极谋求出版此书，是与当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深层背景紧密相连的，有其特殊的深层用意。但此书的翻译出版在客观上使晚清人士从正面第一次对西方国际法有较全面的了解，而它所传达的西方文化观念和国际社会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变革中的近代中国社会。     

论讲真理与讲道理——兼议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真理属于道理,但道理并不都是真理。真理和道理存在多方面的区别。从根本上讲,真理旨在揭露事物的真相,道理旨在为某种价值主张作合理化辩护。只有梳理清楚了真理和道理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把握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科学属于讲真理的学说,哲学属于讲道理尤其是讲哲理的学说。哲理体现着思想的深刻性,哲学原理实现了思想的精致性,但其在思想的深刻性上却无所进益。科学著作中包含有道理和哲理与哲学著作中包含有科学和真理是正常的和正当的,但在阅读和理解它们时则应小心避免产生种种误读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