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我的“省图”情结

我与省图“结缘”,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1957年。 1957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我的命运发生了巨变：从一个国家器重的留苏预备生,“沦落”为一个“人人喊打”的“右派”。究其“根源”,祸起“留苏”：1955年我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本应1956年出国,但因苏联政府压缩中国留学生数字,故缓期一年——到1957年出国。但到了1957年出国前夕,国务院又突然作出决定：今后停派留苏大学生。     

图书馆:从数字出版到数字享用的重要桥梁

非常高兴能够代表中国图书馆界在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作一个简短的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图书馆：从数字出版到数字享用的重要桥梁”。这个题目,说明了图书馆界对图书馆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与理解。图书馆界的这种认识和理解道理很简单：数字出版的根本目的,是数字资源的利用,没有“利用”这个需求的牵引,数字出版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之源,就是一个疲软的产业。     

语言莽撞

中饭时听我妈说一桩新闻：她的一位老师，八十多岁了，最近给自己选定了一块墓地，在某个背山面水的地方，说是风水好得很。新闻说完了，我只抓住了里面的一个数字，“三万六千块”。我这个人对数字向来比较敏感，尤其是涉及钱财事宜的，这个三万六在我脑子里只一转，就得出了一个单价数：每平方米居然攀到了一万块！我的乖乖，快赶上市中心的房价了。     

数字传播,你听我说

日前参加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内容和数字传播有关。说句实话,刚踏进会场,心里便在打鼓。我很想从与会专家这里,了解到数字传播的最新信息;但作为一个传统出版人,又对数字传播有着下意识的警觉。     

新闻网站收费并非自掘坟墓——访舜网总编辑李光明

《网络传播》：《人民日报》数字版收费引发一场“地震”,但也颇受争议,在你看来,其他报纸（新闻网站】是否会跟进？收费的利弊是什么？李光明：《人民日报》数字版收费会在新闻和网络界引发讨论甚至争议,我个人把它理解为新兴媒体的探路和对报业转型的思考,绝大多数报纸和新闻网站会持一种观望态度。     

从“自我中心”的独白到“我与你”的对话

若以对话的观点反观传播,现代世界流行着两种传播样式。一种表现为“自我中心的谈话”,另一种为“讯息中心的传播”。前者被思想家们称作。独白”,后者为“技术的对话。。’”它们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传播问题的主要症结。按照马丁·布伯（MartinBuber）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双重的关系世界里。这种关系用两对人称代词表示：“我与它”的世界和“我与你”的世界。“独白”与“技术的对话”是属于。我与它”的那一重世界。这是一个分离的、不相连的、各自的世界。“我与你”的世界则是一个相遇的、共生的、创新的、息息相关的世界。…     

不同的声音 相同的意义——广播节目主持人与电视节目主持人之比较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广大受众认识节目主持人这个媒介角色是从广播开始的：“珠江模式”带给人们的惊喜是：节目还能这样办,新闻还能这样说。当广播主持人节目热力四射之时,电视便乘势而上,塑造了自己的主持人,而且一路遥遥领先,将广播主持人甩在了后面。值得庆幸的是,广播人并未自甘落后,而是不断开拓传播空间,利用自身媒体的一切优势,再塑一个“我”,这个“我”来得是何等的艰难：当我把广播主持人与电视主持人放在传播的时空中进行比较时,实际上是对”主持”一词进行一次梳理和探寻。我的比较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     

关于加强“Z世代”数字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数字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Z世代”规模的巨大增长，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已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数字出版在出版领域的分量越来越重，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外宣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加强“Z世代”数字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国际知名文化企业，高度重视外宣工作基础建设：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拓展“Z世代”数字出版国际传播的多种平台和载体；加强统筹兼顾，推出“Z世代”数字出版国际传播更多精品力作；实施倾斜政策，努力建设适应“Z世代”数字出版国际传播需求的国际化现代型特色文化企业。     

数字媒体语境下“拟像”传播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以虚拟现实技术为标志的数字媒体的“拟像”传播呈现出广谱性特征,构建了全新的视觉公共性图像形态。虚拟性与“拟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也是媒介建构的出发点,人与媒介互动过程中内在地规定了虚拟性特征。数字媒体的迭代发展,创造出了新的“拟像”形态,推动了媒介视觉传播的全面“拟像化”,反映了工业文明生产的广谱性“图像生产机制”。数字媒体的“拟像”传播使文字、图像、视频具有了互文性特质,实现了不同文本整合传播机制。数字媒体语境下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构建了沉浸式和交互性“拟像”传播的新趋势。     

边缘新媒体

试图给出新媒体方方面面的描述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其本质在于“新媒体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媒体”,因此,我更愿意以“开放状态”与“拥抱姿态”来定义新媒体,更愿用“正在进行时”与“将来进行时”来描述与展望它的未来。新媒体可以像孙猴子那样七十二变：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     

试论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创新

新闻创新,不仅是所有新闻媒体在数字时代谋求发展的自发行为,还是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新时期对新闻传播的新要求。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明确指出要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并且提出了五方面的创新要求：“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期望以此造成这样一种新局面：“使新闻宣传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数字党报对农传播对策研究——以“南方农村数字报”为例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数字党报逐渐成为党报改革和发展的新方向.在村村通网、户户联网的新形势下,对农传播的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对信息的接收方式也多由报刊、广播电视变为网络的形式,对农传播是党报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亦是数字党报的重要发展与改进方向.数字党报对农传播该如何发展和改进?本文以“南方农村数字报”为例,对数字党报对农传播模式”的效果、问题进行对策研究.     

“数字媒体与当代传播” 高峰论坛 数字化时代的传播:探索与变革

<正>主持人语网络技术改变了人类信息传播方式,进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生存方式。2005年3月在福建泉州师范学院举行的“数字媒体与当代传播”高峰论坛上,与会代表就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本期刊载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对数字媒体传播做了精彩的解析。《数字化背景下的付费电视》对如何突破电视传播的“内容”和“收费价位”两个瓶颈对症下药, 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措施;《互联网对数字动漫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认为,数字动漫向主流文化和主流媒体扩张成为其发展的主要趋势,动漫的发展和数字媒体及互联网发展的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网络:传播的另一种     

互联网:虚拟的传播社会?——与张锦商榷互联网的性质问题

在贵刊今年第三期上,我有幸拜读了张锦《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传播社会》一文的上半部分,颇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想与该文的作者做一番商榷。一、虚拟的不是传播张文中这样论述互联网的性质：“与其视之为一媒体,特别是大众传媒,不如视为一个模拟传统社会各种传播形式的数字化平台,或者说与现实社会并列的虚拟传播环境,一个虚拟社会。”这里的“模拟”、“虚拟”恐不确切,互联网络其实是实实在在地综合运用了各种传播形式———文字、声音、图像等,均是确确实实客观存在的,绝不是模拟和虚拟。虚拟是什么？只求效果上的相同相似,而没…     

尊重了话语权,还是放大了免责权?——自媒体语境下舆论传播的正负效应

自媒体语境下舆论传播形成的基础 (一)技术基础:数字技术推动媒介革新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利用简单的编码技术,实现对一切声音、文字、图像和数据的编码和解码,各类信息的采集、处理、贮存和传输实现了标准化和高速处理,大大提高了人类处理和交流信息的能力.”①自媒体具有信息形式丰富、传收同步、海量存储、高度开放和自由准入的优势,在传播模式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在传播过程中,受者的地位得到了突出强调,手中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和对信息的主动控制权,较广意义上实现了“我的地盘我做主”.     

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话语困境与路径创新——基于文化语境的思考

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中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话语困境,反映出对外传播在叙事策略、议程竞争和价值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基于对“帝国”与“天下”、高语境与低语境、“自我”与“他者”的文化语境思考,提出从四个方面创新国际传播路径：一是坚持倾听优先,大力开展数字公共外交;二是善用复调传播,增强媒体议程设置能力;三是注重文化落差,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四是重视理论研究,统筹中国实践与中国理念。     

三网融合时代基于智能数字化媒介终端的广播传播策略研究——以iPhone为例

三网融合给中国广播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本文以iPhone为例,提出了广播通过智能化数字媒介终端进行传播的策略,阐述TiPhone：i．g．．种智能化数字媒介终端的优越性,分析了广播基于iPhone的传播模式。提出了在三网融合时代广播产业发展的四项策略：广播要对智能化数字媒介终端使用者进行理性研究;广播要创新节目形式,力求贴身定制传播内容;优化传播渠道,提供通路保障;智能广播与传统广播应当“战略协同,资源共享”,发挥合力。     

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研究传播——重思詹姆斯·凯瑞传播观的方法论意义

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推进传播研究,从而不断加强学科自主性,建构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是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进入“万物皆媒”的数字时代,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研究转型的思路和方向仍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具体言之,只有将“人”作为价值标尺,才能深刻把握媒介和传播技术的本质,从而为传播研究注入思想和理论的“活的灵魂”;超越狭隘的媒介观,紧紧抓住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这个关键变量,重点思考如何将其从“背景地位”提升至“前景位置”,这不仅是夯实传播学学科基石的必由之路,而且是提升传播学学科地位的重要之举;数字传播形态相较传统媒体时代发生了质的变化,传播如何以促进公共生活福祉为核心旨归,通过共享的符号体系建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研究的格局和高度。     

"与我没关系"

前些日子,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去世了,我在网上看到帖子后,认为是值得“传播”一下的“新闻”。刚好一个朋友打来电话,我迫不及待地对他说:“你知道吗?某某去世了。”“谁?”朋友很认真地追问一句。我说“某某去世了!”“噢,与我没关系,我以为他早就不在了     

展示传播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中的交互性及其应用——以敦煌文化的当代传播为例

展示传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信息传递过程中眼见为实的现场感和震撼力.在今天,它正经历着由原子形态下的物理陈列向数字形态下的信息互动呈现的转型.这个过程中,“交互性”是其所突显的一个最主要征兆.数字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使跨时空交互的即时性和在场性得以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播中崭露头角.本文将以“敦煌文化的数字化呈现”为例,探讨交互性在展示传播中的发展潜力和应用趋向.同时也对“当代展示”活动进入传播学研究视野的急迫性给予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