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法实践中自首认定的思考

自首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刑罚量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应结合特定情形,探讨自首的认定问题,克服在内容理解和适用方面产生的分歧,充分发挥其打击犯罪的作用。     

单位自首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1997年刑法明确规定单位成为一类犯罪主体以后,单位犯罪能否成立自首,作为法定从宽处罚的情形一直争论不休。其实单位自首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不但具有法律依据,符合自首制度的立法意旨,也符合刑罚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单位自首的主体确定应具有灵活性,单位自首的效力认定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司法实践中自首的认定与刑罚确定的适用性

自首制度是法定的刑罚制度,是惩办与宽大量刑的具体体现,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量刑制度,自首制度体现了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自首是犯罪嫌疑人自觉承担刑事责任的表现。本文主要从司法实践中对自首的认定以及刑罚确定的适用性进行论述,希望对自首制度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自首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自首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制度之一,从立法、司法解释层面来看,该制度逐步走向完善,但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又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对该自首解释的理解和适用也产生了一些认识分歧.笔者结合司法实务,就自首认定中几个常见问题谈一点粗浅见解.     

试析《唐律疏议》自首制度

自首制度是刑法体系中的一项重大复杂的量刑制度.中国古代自首制度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其中,<唐律疏议>对自首制度作了详细而全面的规定,形成了完备的自首制度.代表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思想的"礼"渗透于唐律,并贯穿于唐朝的司法实践中.     

单位犯罪的自首制度考略

我国现行刑法明确了单位犯罪的主体地位,但对单位犯罪能否适用自首却没有明确规定,以致在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引发争论。基于对刑法基础理论、刑法相关条文及当前单位犯罪现状的分析,应当认定单位可以成立自首。单位自首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自首。     

单位犯罪的自首制度考略

我国现行刑法明确了单位犯罪的主体地位,但对单位犯罪能否适用自首却没有明确规定,以致在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引发争论.基于对刑法基础理论、刑法相关条文及当前单位犯罪现状的分析,应当认定单位可以成立自首.单位自首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自首.     

单位自首的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自然人自首,而单位自首却是立法的空白,司法实践中多有困惑。因此,有必要从哲学的维度寻觅我国刑法设置单位自首的必要性,并根据自首的共性即必须具备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和单位犯罪的特点,推导出单位自首的构成,根据对单位犯罪处罚原则来诠释自首的处罚方式,进而对单位自首司法认定进行研究,便于对单位自首操作,从而对单位自首制度有一个系统认识。     

论我国的自首制度及其改革建议

传统刑法学理论认为,自首制度能够达到实现刑罚目的、保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节约司法资源等价值,但在实践中,自首制度也有其需改进之处,因此,对自首制度进行改革,将自首制度与刑罚的执行制度中的减刑制度相结合,以达到在肯定和保留自首制度给社会带来的积极因素的同时,消除自首制度刑法学意义上的价值自身与刑法规定之间存在的矛盾.     

浅论我国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自首在刑法中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在我国,自首制度源远流长,是中华法系独具特点的一项刑法制度。本文从我国自首制度的渊源谈起,详细分析我国现行刑法中自首的概念、本质和分类,并论述我国设立自首制度的法律意义。     

对非法取得被告人供述的排除规则的法律思考

非法行为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证据能力如何确定,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及理论研究的空白。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在于通过何种程序确定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证据能力。在判断非法供述的证据能力过程中,应当赋予司法裁判者自由裁量权,结合案情具体判断,在“有效打击犯罪”与“保障被告人人权”两种价值之间进行平衡。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自认及其效力

自认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于己不利事实的承认,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的 证据法中皆有明确规定,具有证据法则的性质,其构成须具备必要的条件。符合法律规定的自认对当事人和法院产生 效力。     

取舍之间——对“零口供规则”的质疑与反思

"零口供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可能性,但是它全盘否定了口供的价值,在我国现阶段的司法环境下并不适用。通过对"零口供规则"进行反思,正确地运用口供原则,理性地去判断口供的真伪,才是解决口供去留的关键。     

无辜者认罪的成因分析——基于美国司法实践的阐释

作为一种现实中存在的现象,虚假供述尚未引起我国司法人员的注意,而对此美固学者却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美国学者根据虚假供述成因的不同将虚假供述区分为三类：自愿性虚假供述、强迫顺从虚假供述与强迫内在化虚假供述,并对各类虚假供述的成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美国学者对虚假供述成因的分析对我国深刻认识心理强制时代的侦查讯问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浅议庭前供述与当庭翻供的审查判断

翻供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如何看待翻供，如何认定相互矛盾的庭前供述与当庭供述的证明力是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对相互矛盾的庭前供述与当庭翻供的审查判断问题作了探讨。     

论数罪并罚的前提——数罪范围的确定

讨论数罪并罚必须解决的一个前提问题是确定并罚的范围,以是否能够实现罪刑均衡为标准,我国数罪并罚的范围应当确定为：只对异种数罪进行并罚,同种数罪应按一罪进行处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对牵连犯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防止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

口供对于证明案件事实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证据价值，但为获取口供而不惜刑讯逼供显然是错误的。本文通过透视刑讯逼供的危害，分析其现实成因，提出对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的应对策略。     

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化趋势与我国的对策——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影响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一部包含刑法规范在内的兼具国际法特征的国际刑法规范,是国际刑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这部公约在职务犯罪惩治的立法上,体现了犯罪构成要件设计严密、完整、科学、合理的特点。中国在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化方面尚存在种种现实问题,尤其是在职务犯罪惩治的刑法立法方面,需要明确"严而不厉"的立法指导思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生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通过了三个《刑法修正案》,在相关职务犯罪的规定上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出相应的修改和完善,适应了职务犯罪惩治国际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