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在新安地区的遭遇与挫折—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

江西具有朱学与陆学发源地的双重身份,故而王学在与朱学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在江西遇到的抵制与挫折要大大超过浙江。而王学在江西的遭遇。又主要集中在皖浙赣交界的新安地区。明正德中后期王学在新安地区首先遇到了以汪循、程瞳等为代表的新安理学集团的阻击。尤其是汪循。早在王学进入新安之初,他就已归乡讲学。培植势力,致使盛极一时的王学思潮在进入该地区后,几乎颗粒无收,遂使新安地区成了王学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孤岛”,这与王学在南方其他地区畅行无阻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汪循等人的阻击与抵制可能只是王学难以顺利传入新安地区的原因之一,但把汪循为代表的新安理学集团的存在与活跃,视为王学在该地区传播的最大障碍之一,则是能够成立的。     

王学在新安地区的遭遇与挫折——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

江西具有朱学与陆学发源地的双重身份,故而王学在与朱学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在江西遇到的抵制与挫折要大大超过浙江。而王学在江西的遭遇。又主要集中在皖浙赣交界的新安地区。明正德中后期王学在新安地区首先遇到了以汪循、程瞳等为代表的新安理学集团的阻击。尤其是汪循。早在王学进入新安之初,他就已归乡讲学。培植势力,致使盛极一时的王学思潮在进入该地区后,几乎颗粒无收,遂使新安地区成了王学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孤岛”,这与王学在南方其他地区畅行无阻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汪循等人的阻击与抵制可能只是王学难以顺利传入新安地区的原因之一,但把汪循为代表的新安理学集团的存在与活跃,视为王学在该地区传播的最大障碍之一,则是能够成立的。     

试论清初理学的特色

清初学者为了调整理学中程朱与陆王两派的门户之争,针对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之虚理、与世无补、而流于禅学的倾向,提出“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倡导“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的学风,主张“切于用世”,“康济群生”的理学.因此,明清之际出现了修正、反思理学,以回归原典;批判、继承理学,以经世致用等特色的学术思潮.     

浅析茌邑三先生学术思想

明代前期,一直是程朱理学一统天下。至明代中期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重揭宋代陆九渊的心学旗帜,把孔孟思想体系简明化与世俗化,很快风靡全国。心学北传之后,北方王学的传播者颇多。“茌邑三先生”是北方王学之山东王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作为明代理学家王守仁的再传弟子,在弘扬传统理学的基础上,吸收了阳明心学,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有关“心”学的理论观点。     

北方王学门人尤时熙的思想及地方实践研究

尤时熙是北方王门的代表人物。他于嘉靖二年将王学带回河南府,并在其后的40年间通过自悟、拜师、交游一系列活动,将王学与程朱理学融合,提出道一论、“格物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以及实学等思想,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成功实现了王学的“在地化”。在“万物一体之仁”及实学思想的指导下,尤时熙以身作则,改善洛阳县风气；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开展讲会,传播王学。这些工作既有力改善了河南府的地方风俗,又成功拓展了王学在当地的影响力。     

略论道咸同时期的理学复兴及其原因

从学术史的意义而言,晚清道咸同时期是一个由汉学一统到多种学术流派纷呈的学术转型时期,本文以此为背景探讨了程朱理学的复兴.道咸同时期程朱理学的复兴是在批判汉学和王学的过程中进行的,而唐鉴进京讲学与京师理学群体的形成,以及他们的学术史编纂活动,不仅培养了一批理学骨干中坚,重建了程朱理学道统体系,而且倡导了一种崇尚“正学”的社会风气,正面倡扬了程朱理学.这是程朱理学复兴潮流的自然奔涌.本文除从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探寻理学复兴的原因以外,还特别强调学术之外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即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刺激,就此而言,理学复兴可谓是回应时代“变局”挑战的产物.     

从“崇儒”到“重道”——清初朝廷对民间理学的认同及歧异

明清鼎革之后,民间学者在学术反思中逐渐由王学转重程、朱。清初一些官员在从学、交游中汲取了民间理学,并传衍于清廷内外;魏裔介、熊赐履等人在奏疏、经筵和日讲中引导了康熙帝的儒学走向,使之独尊程、朱,彰明道统,清廷文治遂由泛泛“崇儒”转向明确“重道”;清初理学人物大体都讲求躬行实践和“居敬穷理”,但康熙帝对其诠释仍侧重于“治道”,并凸显了道学的“忠诚”内涵。故清廷的崇儒重道本质上仍是文治策略而非学术信仰,且康熙中期以后治统完全兼并了道统。清廷在转向“重道”及治道合统的过程中体现了对民间学术的认同及二者道统观的歧异。     

周敦颐《太极图》考辨观点论析——驳“非自作论”

周敦颐是“宋理学之宗祖”;《太极图》在他的著作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关于《太极图》是否为周敦颐自作的争辩,自南宋以来一直未有定论。以清朝毛奇龄为代表的“非自作论”对后世影响极大。本文对历史上“非自作论”进行全面分析,认为到目前所能考定的范围内,“非自作论”难以成立,进而论证了“自作论”。“非自作论”的失足之处在于毛奇龄等人为了反理学的目的使用考据材料极欠严格。     

简评《明儒学案》研究中的两种观点

本文搜检资料,对流行的两个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明儒学案》一书,在内容上仅限于明代理学,算不上“完善的学术史”;在体例上,学案体最迟在宋代即已出现,黄宗羲正是在各种学术史体例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使之完善,提出了“学案体”这一本语。     

叛逆的“童心”:从王阳明到李贽的思想轨迹

明中叶崛起的王学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其自身包含了否定性因素，那就是对个体独立性的尊重和“心”(良知)之感性化。泰州学派极端地发展了这一点，以唯意志论形式造成了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李贽以泰州学派为起点，在理论上又向前跨越了关键性的一步。其“童心说”标志着他要彻底摆脱儒学封建义理的束缚，而他对“假道学”的公然宣战使他以异端的面目完全站到了传统儒学的对立面。     

张烈尊朱斥王及其在清初学术重建中的境遇

鉴于清初《明史》纂修是否设立《道学传》的争论,张烈撰《王学质疑》,严辨朱陆异同,成为清初尊朱斥王的急先锋。张烈卒后,陆陇其、张伯行张扬其学,先后刊刻《王学质疑》,广为传播;其过激的做法也招致了来自王学和颜李学派的批评。张烈尊朱的态度反映了清初理学重建的政治需要,但随着学术风气的转移,摆脱理学已成必然之势,尤其在考据学兴起后,朱陆之争已是明日黄花。     

一种考察清代哲学的新视角--清初朱子学的理论价值及历史意义

如何全面而准确地评价清代学术,历来各家说法多不一致。本文认为,清代初期,思想学术的主流是复兴的程朱理学,这种复兴的程朱理学被称为“清初朱子学”,清初朱子学在理论的致思方向、学术的侧重面、思想的方法等都与传统理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它是理学在清初的新生形态。它从朱子的格致之学中引出“经世致用”之学,从阳明的“良知”之学中引出“实践”(切实践履)之学,再把二者有机融合．构筑一种“事理”之学即经世理学。它在清初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促进民族的融合、维护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宋学”视野下的历史考察——简评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

刘成国博士《荆公新学研究》一书,已收入《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发行。全书共6章,加上附录《王安石〈易解〉辑佚》,共计28万多字。刘著最大的学术价值,主要是基于从“理学”转向“宋学”的考察视野,在拓展“王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袁宏道美学思想片论

我国明代进入中叶万历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城市逐渐繁荣,市民阶层相应扩大。这一特点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出现了王学左派李卓吾等人怀疑封建传统、反对程朱理学教条禁锢的斗争,在此影响之下,文学上出现了以袁宏道(公元1568——1610年)为首的三袁兄弟的“公安派”,他们     

朱熹手迹“鸢飞鱼跃”的理学意蕴

“鸢飞鱼跃”的其理学意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朱熹在彻底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实现了一种质的飞跃后的表露;二是随着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的架构的完成,他以此来解说他的理学思想的核心——本体论。其中蕴含着朱熹丰富的理学思想,是其理学本体论的高度概括和浓缩;为了使他的深奥的理学思想更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朱熹在此采用了借“诗”（《诗经》）说“理”的方法,体现了朱熹以“理”解“诗”、以“诗”释“理”,即以哲学解说文学、以文学象征哲学的倾向。     

戴震和程朱理学在理气观上的对峙

理气关系问题是宋元明清时期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长期争论的一个原则问题。唯心主义者认为:“理”是世界万物最终根源,“气”是“理”的派生物;唯物主义者则认为:“气”是世界万物的最终根源,“理”只是“气”的规律。清代的唯物主义者戴震,在这一问题上继承发扬了唯物主义传统,对当时唯心主义的重要派别程朱理学进行了有力揭露和批判。下面,我们就他和程朱理学在理气观上的根本对峙点,作一些辩析。     

从“仁”和“性命”之解说看阮元的理学思想

阮元是清代中叶的汉学领袖,但在理学上,他也有卓越成就。本着“以训诂求义理”的学术理路,他从古训入手,通过语义分析求文字本义,对理学核心范畴作了一系列精辟阐发。他之论“仁”,是以“相人偶”为解,认为“著于行事,始可称仁”,批评理学家“闭户斋居,瞑目静坐”的体仁之方。他之论“性命”,以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非别有一事与性相分而为对”;性不能“绝”,只能“节”;规范的标准在于礼治。他对唐代李翱的“复性”说提出尖锐批评,指出李翱把“性”“情”对立起来,以为只有破除情之蔽,才能恢复“本性清明”,这是“杂于二氏”、“由庄入禅”的谬见,不能作为发展儒家义理的依据。阮元的理学思想颇有独到之处,尽管某些结论可能有一偏之失,但就整体而言,可为义理之学开出一片新天地,是中国理学发展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施闰章的理学情结

施闰章作为清初诗坛上“宣城体”的领军人物，其文集却多处体现出有关理学思想和理学活动的内容，而其所谓的理学活动仅是他对家族先人理学成就和活动的追录和仿效而已。根据文集探究他与“理学”间的微妙关联，认为：彰显家学是形成施闰章理学情结的主要动因，弃“理”成文则是施闰章自身素质和社会大环境影响的结果。     

宋代理学研究(上)——析宋代理学成因

理学,享有后世中国封建社会官方哲学地位长达六七百年。因之,它的研究,遂成了中国哲学史乃至古代史上之一重大课题。本文由三部分组成成:一、成因。认为理学是在两宋极其复杂、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诞生的,是诸如历史、现实以及学术史自身的因素三者共同发展和作用的必然归宿。二、特点及统治地位的确立。认为理学直到南宋末季方确立了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否定了两宋“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的既定立论。三、评价。本着慎审,求实原则,对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于当时和后世社会产生的积极功效、消极影响,进行了平实的剖析。通过全篇,以期从宏观上认识理学的旨趣、特质与作用。     

“太极,理也”沟通朱熹易学和理学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又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