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的新诗格律论

文章梳理了新诗格律理论的发展过程:从胡适的“音节”到闻一多的“音尺”到孙大雨的“音组”,最后到卞之琳的“顿”,阐述了卞之琳之“顿”的主要内容,并在与闻一多的格律理论的比较中探讨了卞之琳格律理论的积极意义。     

建设新诗格律 倡导格律体新诗——“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

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和常熟理工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共同主办的“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理论研讨会”,于2007年10月20至21日在常熟理工学院举行。这是一个关于诗歌和诗学的小型高层研讨会。会议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蒋登科教授和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常务副会长、诗人黄淮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知名诗人和诗学研究专家出席了研讨会。会议结合诗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探索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的理论问题。代表们在会内会外充分地交换意见,力争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推动中国格律体新诗走向成熟。上海《文学报》和浙江《诗评人》等也派专家参加了会议。     

现代中国各体文学理论与批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个人、家、国关系的重建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经验的一种有力的凝聚和重要表达。五四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与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有着密切联系。中国现代文学叙事始终贯穿民族一国家这一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个人、家、国关系形成了新的表述,并且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发生不断的重构。与此同时,“家族小说”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个人、家、国的关系的不断调整。     

呼唤新诗艺术形式的规范——关于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和新诗现状的思考

本文把闻一多对新诗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 :主张诗应当富于时代精神和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浓郁诗情 ;主张诗应当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主张诗应当有艺术形式的规范。着重论述闻一多为建立新诗艺术形式的规范而提出的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 ,并联系新诗的历史和现状 ,论述闻一多这一理论主张对新诗创作、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影响。认为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有悖于闻一多关于新诗的理论主张。认为新诗应在继承民族诗歌传统的基础上 ,充分运用、发挥民族语文的特点和优长 ,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 ,学习和发展闻一多关于新格律诗的理论 ,以实现新诗的格律化 ,创造出新诗形式的艺术规范来     

论诗行煞尾音组的设置——新诗形式建设笔记一则

本文立足我国新诗体形式建设,梳理了百年新诗发展中关于新诗的诗行煞尾音组设置的理论探求和创作经验,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煞尾音组设置的最佳选择不仅对格律体新诗音组等时停逗节奏起一种辅助作用,更能为自由体新诗另辟一条和音组节奏交相辉映的调性节奏新途径起重要作用。因此,诗行煞尾音组如何最佳设置必须及早提到新诗形式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     

论朱湘对中国新诗艺术的探索与贡献

安徽太湖籍诗人朱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以清醒的头脑和强烈的艺术使命感,在维护诗的审美特性和创造新诗的艺术形式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他在创作中注意吸收古典诗词合理的艺术形式,精心创造形式完美的新格律诗;他主张借鉴外国各种诗体经验,努力实现新诗诗体多样化;他积极倡导现代叙事诗,并带头进行创作实践,在借用并改造传统题材、注重人物性格刻画、探索现代叙事诗的结构形式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他为创造新诗的艺术形式、推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现代中国各体文学理论与批评：独白型小说的利与弊——张炜小说艺术的得失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张炜的创作就处于一种持续的不安和焦灼之中。作为一个具有浪漫气质和浪漫精神的作家,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与社会面前,他的灵魂仿佛被两股不同的力争夺着、撕扯着,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批判与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观抒情同时出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所创作的是一种典型的独白型小说。其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的定性与评价,都没有超出作者的观念、意识框架,没有遇到来自人物内心的对话式的反抗。这既成就了张炜小说创作的鲜明个性,也带来了相关的艺术处理问题。     

解构批评与新历史主义──中国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

在中国式政党实践所导致的历史情境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展示为解构和建构两大向度。１、解构现代性文学理论的形而上基础：科学意识形态的神话及其历史理性信仰和语言理性信仰;２、对解构批评所导致的非历史化倾向进行批判,建构新历史主义。     

中国品格与现代意识——关于新诗的阅读与写作

所谓中国新诗,是指打破古典诗歌固有的形式,接受外国诗歌和本民族文人与民间诗歌的影响,以现代白话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的一种新的诗歌。     

从《草莽集》看朱湘新格律诗的特点

朱湘诗歌成熟期的代表作《草莽集》典型地体现了新格律诗派的流派特征,而且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在中国新诗从自由体诗向新格律诗转型道路上做出了许多独特的有价值的探索,尤其对新诗的形式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草莽集》中的诗音节和谐优美,形体圆熟美观,严谨而又富于变化。     

在解构中重构新的格律

面对五四白话新诗散文化的无序状态,新月派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主张。新诗格律化并非像有的评论家所说的“复古”或“拟古”,而是在强调传统格律的同时,又对传统格律进行了解构。新格律诗既是自由诗的格律化,又是格律诗的自由化。新月派站在历史的高度,将诗歌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自由化或格律化浓缩在同一时段并将二者辨证地融合在一起,为新诗的发展确立了可资借鉴的规范。     

重探1959年关于新诗格律问题的讨论

1959年《文学评论》组织的关于新诗格律问题的讨论,主要就继承中国古典诗歌格律,节奏与平仄、押韵之间的关系,“自由格律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而讨论中对“节奏”与“格律”概念以及对格律诗、自由诗的认识,则启发我们重思当代新诗创作中的韵律问题。如果从新的理论体系出发,对节奏、韵律和格律这三个概念进行辨析,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次讨论中的理论成果和局限。同时,这种重探和对话,也有助于我们形成对新诗韵律不一样的认知。     

略论新诗的节奏与格律

通过梳理新诗节奏与格律化的发展与研究历程,试图阐述格律新诗逐渐向自由诗发展以及新诗格律逐渐内在化的发展趋势。     

在继承传统诗律中提高新诗艺术质量

中国新诗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对旧诗音律的继承,从而造成百年新诗诗体建设迄未成功,直接影响到作为现代韵文的新诗艺术质量。百年新诗艺术遭人诟病主要是其散文化、大白话、自由化等,涉及到的主要就是新诗的语言形式和格律体式。要推动中国新诗艺术质量的提高。就需要正面提出解决好自身的音律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继承扣发展中国传统诗律这一基础。     

试论七言近体诗生成原理

近体诗有四种基本句型和平仄格式，从实际组合看，句有八种不同的句型，联、绝，律分别有十六种不同的平仄格式，近体诗的句型和平仄格式是从众多句型，平仄格式中优选出来的。     

诗歌形式与“时代语言”--谈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国诗坛开展了关于诗歌形式的大讨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该理论认为,有必要基于现代汉语的特征,发展出一种区别于古典格律诗或民歌体的“现代格律诗”:节奏均齐,每行诗“顿”数相同,押韵规律,力求作出语言精练、内容集中、易记诵、抒情性强的理想诗歌。这一理论从文学角度回应了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同时也是新诗节奏探索的一次可贵尝试。尽管在实践中,“顿”的节奏模式无法与现代汉语相契合,基本证明了这类理论的失败,但格律化探索仍然为诗坛带来了自觉的形式意识。     

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英语格律诗汉译

英语格律诗的汉译,百年来就其翻译思想和翻译方法一直存在着争议。文章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对现有的三条翻译道路共存的原因进行了阐释,认为这是由诗歌丰富的文体特征、诗歌的多重功能、和译者的不同翻译目的三者所共同决定的。     

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回顾与前瞻

现代格律诗与自由诗共同创造了百年现代汉诗的辉煌。现代格律诗诞生于草创期白话新诗过于散漫随意、放纵情感泛滥而彰显诗艺粗疏的20年代初期,它是自觉从诗的本体出发重新面对诗歌的形式和语言要求的现代性追求和诗艺提升的探索。其产生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伴随着几代诗人和诗论家的艰辛跋涉和拓殖,他们肩负着新诗艺术建设的责任,提出独到诗观并以卓有成效的艺术实践,使现代格律诗在今天获得广泛认同并在新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诗格律建设的理性思考--闻一多先生三首旧诗解读

闻一多先生1925年自美返华前致梁实秋函中所录一组旧诗，对于研究其新诗创作从《红烛》到《死水》的发展，亦即从当时流行的自由体到格律体的转变，对于了解他的以建立新诗格律为中心、为旨归的崭新诗学理论，以至对于今天研究新诗现状、思考新诗发展，都具有宝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