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的审美世界与文学史意义

在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中,茹志娟的《百合花》别开生面,为文学的多样性增添了亮丽的一笔：首先,它促进了当时文学创作题材的多元化,成为当时作品中的另类追求,它的出现是对文学主潮流的一种背离。其次,它是个体话语对中心话语的解构,成为独特的＂这一个＂。第三,它承袭了以前作家、作品以人性为关注对象的优良传统,这也是对＂五四＂以来＂人的大旗＂的延续。《百合花》的文学史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论《边城》与《百合花》叙述视角的异同

<边城>和<百合花>在叙述视角的应用方面各不相同.在人性美的诠释方面,<边城>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视角,其特点是叙述客观、有可信度,但文章的中心思想比较内隐;<百合花>则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其特点是叙述生动而真实,但带有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信的.     

《百合花》的文学价值初探

用花的名字来命名的战争题材小说《百合花》既符合当时的战争文化的意识形态,又触入了高超的写作技巧,其细节描写、诗意风格倍受文学批评家的青睐。茹志鹃用女性作家独有的明朗秀丽的审美直觉,采用浪漫主义田园抒情的形式,对战争文化既有反叛、又有承袭,可以说小说《百合花》是短篇小说中的一朵奇葩。     

《百合花》研究综述

茹志鹃的《百合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有多重阐释空间的短篇小说,在十七年文学环境中曾因“感情阴暗”遭受发表挫折,1958年在《延河》杂志上发表后又倍受争议。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它被众多读者不断评说,并进入中学和高校教材,在阅读、评论、再阅读、重评的螺旋式研究中确立了其经典小说的地位,且关于小说的艺术特色、主题诠释、人物研究、创作背景及接受研究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无法绕过的一个话题,《野草》作为鲁迅内涵最复杂、丰富的作品,不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大都以相当的篇幅对其进行了解读。1930年代以来各时期的大陆学者对《野草》的解读凸显出不同的内容,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各个时代的文学史塑造出的鲁迅形象;而海外学者以其新颖的解读视角为文学史叙述带来了世界性的宏大视角。通过梳理各个时代和不同语境下《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能够揭示文学史叙述模式和解读视角的某些内在规律,为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重读《百合花》

茹志鹃的《百合花》一问世,就被纳入到当时战争文化审美模式中加以读解,时至今日还在延续着。这种鉴赏方式,是那时特殊的文化环境的产物,它既有悖于作家的创作初衷,也使读者难以进入《百合花》的艺术世界,去领略其独异的艺术魅力。笔者力图从作家的创作动机出发,以还原式的阅读方法,对作品的主题、人物塑造和艺术特色进行全新的阐释。     

论《杂志》的文学史意义

《杂志》不仅为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化人指引了方向,而且对文艺创作做了具体指导。对现实发出声音作为其重要文化使命,文艺批评与报告文学是它对现实发言的主要文学形式,《杂志》借此延续了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意识;关于新文艺腔的论争与对日伪民族主义文学口号的反驳是《杂志》开展的两次重要文艺论争;《杂志》为张爱玲的成名提供了多种机遇,相对于《万象》有意规训张爱玲创作之路而言,《杂志》的呵护与培育给张爱玲提供了更大的文学空间,张爱玲能成为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重要存在,《杂志》居功至伟。     

《颜氏家训》及其文学史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颜氏家训》是一部流传广、影响深的家训名著。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上都把此书当作是一部传授望子成龙术的家庭教育的开山之作，因而后人对此书的研究也多从教育学的角度侧重于家庭教育方面。本文以文学史的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颜氏家训》的文化精义和文学思想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从而比较充分地发掘了《颜氏家训》的学术价值。作者通过社会史的视点，指出颜之推之所以不惜笔墨把他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写入家训，其主要目的并非在学术研究本身，而是为了通过家学传承实现文化传家，进而维持和振兴家族的门第。     

时代语境与文学史叙述——以曹禺的《雷雨》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与时代语境是紧密关联的,文学史叙述重点的变化反映了时代语境的变迁。以文学史对《雷雨》的叙述入手,以点带面,可以探寻文学史叙述的规律与得失。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得失论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是一部得失兼具的早期文学史论著。该书内容丰富、分期合理、材料翔实,充分体现了文学史编写内容由宽而泛向纯而专过渡的积极意义;但也明显存在着结构有失均衡,资料引证过繁,未能谨守“纯文学观”而出现的偏颇。     

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教学问题

学史理论是从学实践史和学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对学发展规律的种种见解。学史作为一种学术范型和大学课程在中国出现始于上世纪初，回首年学史之路，不难看出存在着一定的“学史八股”现象， 诸如学史观单一化，研究方法简单化、语言表述社论化等。因而亟须建构并运用多元化的，科学的学史模式理论和方法，指导学史的研究、述和教学。在学史教学中注意在大化视野中把握学史现象，树立以学现象把握的独立品格，引进多元化的参照系统，拓展思维空间等，从而使学史这门传统的大学必修课程在改革中获得新生。     

论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郭绍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极富个性特征,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     

早期“新批评派”文学史观略窥

新批评派以摒弃对文学史的分析而著称,但是通过分析三位早期新批评派理论家——休姆、艾略特和瑞恰慈的理论思想,可以看出这三位早期新批评派理论家并没有像后来新批评派那样摒弃对文学史的考察。他们的文学史观可以总结为“文学发展观”和“文学有机观”,但是,可惜的是,后来的新批评派并没有继承这两种文学史观的观点。     

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现状及趋向

文学批评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所作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文学批评也需要批评,也需要专门的研究,对批评的批评或对批评的研究,不但有存在的理由,而且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于是,批评成为了研究对象,国内的＂文学批评学＂也在不断的发展。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现有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了专业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评三局鼎立的局面,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的文学批评理想状态应该是开放性的社会历史批评,文学批评在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多元的。     

英雄“传奇“与人性故事的完美融合——对《百合花》的叙事分析

《百合花》是在一种温馨而又让人感伤的情感氛围里着力于对美好人性与人情的诗意赞美。本文通过细读,发现《百合花》的叙事策略在文本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把美好人性人情的故事与战争英雄的“传奇”成功地拼接在一起。因而对英雄精神有节制的颂扬与对普通民众情感的真实书写的完美糅合赋予了文本独特的艺术魅力。     

论宋代文学史叙事的观念、范畴及方法

宋人在对前代特别是本朝文学发展历史的理论总结和批评阐释中,逐步产生了自觉的诗歌史观并形成自成体系的文学史叙事话语。其文学史叙事主要在时序论、文脉论、文体论、典范论、派家论五个范畴内展开,同时运用以纪年区分时段、确立经典人物图谱、命名文学典范与诗家派别等言说方式,构成交错联结的文学史叙事链,搭建了宋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其大量"互文性"的诗学文献所提出的丰富议题,为后人提供了可置身其境的历史视域和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     

文学批评殊途的无限魅力

文学批评殊途具有无限魅力,文本意蕴的无限性、是文学批评殊途的前提,批评家审美观念的差异性是文学批评殊途的主要原因,社会政治环境的开放性是文学批评殊途的关键。     

作家如何“读史”——刍议新时期作家对“文革”历史的文学叙述

“文革”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面对的最近也最压抑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不同作家的叙述与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形态。论文考察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作家,面对文革这段历史时,这些读史者是如何去“读”和“叙”,对文革的历史叙述存在哪些历史误区与困境,如何建立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的有效而丰富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