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祠堂的规制

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类型,规制也有所不同。宗祠为一族总祠,一般为三进,第一进称仪门,第二进称享堂,第三进为寝室。仪门又称门厅,祭祀时供鼓乐之用;享堂是祭祖举行祭祀礼仪和宗族议事的场所;寝室用于供奉祖先牌位。支祠规制与总祠一样,是支族祠堂,规模一般比宗祠要小一些。有些支祠省去了     

论屯堡人对身份认同的建构——基于《天龙郑氏字辈谱》的考察

认同观念是社会经验的产物,自我/本族依靠对差异性的感知以区别他人/他族,通过认同行为加强对自我/本族的认可。个人的身份认同是多元的,在不同的情境中能够进行不同的身份认同转换。对贵州省平坝区天龙屯堡郑氏宗族的考察发现,字辈谱在屯堡人的身份认同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分别从血缘、历史记忆、亲属称谓构筑起宗族、族群以及成员三个维度的身份认同。     

清代宗族祭礼中反映的宗族制特点

清代民间宗族祭礼富有特色,反映宗族制的一些特点:祭礼发生重大变异,导致宗族规模扩大:祭祀始迁祖,突破朝廷只祭高曾祖祢四代的限制,从而宗族成员大大超出服制范围,规模变大,成为社区重要群体。祭礼变化体现出传统宗法主流观念的改变。配享实行论德爵功的"三论"原则,启用具有绅衿身份的成员主持祭礼,饮胙礼优待绅衿,均与传统大宗法宗子制原则相冲突,然而有身份者主祭,又与世爵世禄制祭礼精神吻合,合于时宜。宗族具有等级性,各宗族追求进入官绅宗族阶层。朝廷区分皇族、贵族、品官、庶士和庶人的不同祭礼,可视为宗族社会政治身份的界标,显示宗族被区划为从皇族到庶民的六个等级。宗族有身份之别,民间宗族追求为大族、望族,实质是希望由庶民宗族晋升为品官、庶士宗族,提高其社会地位。     

国家建构、族际政治整合与公民教育

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国家建构的重要议题。族际政治整合是各民族、各族群共同的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其核心是各民族成员对公民身份的认同,而公民身份认同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决定了公民身份认同必须经由公民教育来实现。公民教育是关涉公民资格或公民身份的教育,是旨在促进国民形成公民身份认同的教育,其实质是培养合格公民或“好公民”的教育实践活动。对多民族国家而言,公民教育面临的内在张力,需要通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来解决,但不管怎样,强化各民族成员的公民教育,无疑是化解这些内在张力的基本方向。     

群体身份与文化共识：高校国家认同教育的现实进路

国家认同是个体对个人身份与集体归属的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辨。在媒体工具广泛应用、多元思潮泛滥及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当下,个人逐渐产生群体身份缺失、归属力弱化、精神游离的认同危机。对此,必须把握“历史—当下—未来”这一主线,挖掘共同经验,追问“我是谁”“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去往何处”的认同问题,以群体身份与文化共识实现“我者”与“我族”的自我判别,探究新时代高校国家认同教育的进路,推动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浅析中国传统宗祠的发展及其现代影响

宗祠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现象。传统宗祠的产生和发展,是原始血缘崇拜和祖先崇拜、宋以后儒家宗法思想的进一步普及、庶族地位兴起以及小农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建设中国现代法制社会的进程中,对于宗祠所代表的传统宗族观念要批判性地继承。     

从中国传统族规家训看封建宗族教育

作为封建宗族教育的总纲领,中国传统族规家训不仅对族内成员在立身、治家、敬业、处世等方面加以教育规范,而且以振兴宗族为最终目的使宗族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包括族塾教育、宗族家教、祭祖仪式等教育活动在内的教育复合体。聚焦中国传统族规家训对封建宗族教育进行分析,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中国传统族规家训看封建宗族教育

作为封建宗族教育的总纲领,中国传统族规家训不仅对族内成员在立身、治家、敬业、处世等方面加以教育规范,而且以振兴宗族为最终目的使宗族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包括族塾教育、宗族家教、祭祖仪式等教育活动在内的教育复合体.聚焦中国传统族规家训对封建宗族教育进行分析,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都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徽州宗族研究的回眸与展望

传统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因此对徽州宗族的研究一直深受学界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徽州宗族的产生与发展态势、徽州族产与宗族业权、徽州族谱与家谱、徽州宗祠、徽州宗族的社会控制、徽州宗族教育、徽州宗族婚姻、徽州宗族文化等问题均予以较为详尽的考察、分析和探讨。回顾和总结当前的研究状况,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在更高层面上获得发展。     

云南丽江玉湖村纳西族群的母语认同与民族认同研究

语言是民族的核心要素,语言认同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对丽江玉湖村纳西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发现,目前丽江玉湖村纳西族族群成员母语水平较好,母语使用频率高,族群认可度较高,族群成员存在共同的文化心理,这些因素在影响着他们对母语的认同。研究表明:民族语言使用的本质是民族身份认同,民族语言使用的前提是母语认同;语言态度是影响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语言水平是影响民族认同的间接因素。     

徽州“族田”

"族田"就是宗族占有的土地。宗族占有的土地有多种名目,诸如祠堂田、寺庙田、墓田、祭田、义田、学田、公会田等,皆为族田。祭田即为祭祀而置的土地,属于供赡祖茔祠堂的产业。祠堂田、寺庙田、墓田专供各自祭祀的费用。义田是为赡养本宗族中贫而不能自立者。学田作为鼓励教育族内子弟的费用。跨宗族的地     

摆渡·燃灯·擦星——教师专业成长的身份认同

<正>哲学中有这样经典的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我是谁”是对自我身份的追问;“我从哪里来”追溯的是源头,是出发的动因;“我将到哪里去”叩寻的是结果,是终极目标。而只有先回答了“我是谁”,才能回答后面的两个问题。由此看来,对于身份的认同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对于教师而言,“我是谁”的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我是“教师”。但我仅仅是“教师”吗？从职业的层面来看,的确如此,我是教师,我以教师作为职业来谋生。可是,“我”本身的存在却不容忽略,我首先是“我”,然后才是外界赋予“我”的身份。那么,在这个“我”的基础上,“教师”不能仅仅是个职业,还应该有个体的自我意义建构。教师首先应该是专业的,     

教师专业认同与新课改

教师专业认同主要是指教师个人或群体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对自己身为教师的理解与看法,是教师对自己＂我是谁＂、＂我该怎么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的认知、思考和看法,并将这些认知、思考渗透到日常的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专业认同具有三个特点：教师专业认同是由教师自觉发起的,教师专业认同是由教师自身不断与社会文化共同建构而成的,教师专业认同具有多元性和动态性。教师专业认同是新课改的客观要求,也是新课改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培养教师的专业认同情感、激发教师的主体意识、唤醒教师的专业自觉是形成和发展教师专业认同的主要策略。     

深化民族文化认同 增强民族凝聚力——评《民族文化认同论》

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日趋复杂,使得＂我们是谁＂的身份拷问日益凸现在每个社会成员面前。詹小美教授的专著《民族文化认同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长期进行民族精神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认同这一重大问题的探索。《民族文化认同论》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线,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国内和国外两个视角、民族整体和个体成员两个主体。     

90年代散文创作与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

上个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共同经历了80年代启蒙理想的幻灭之后,都急切需要对自我身份再次认同和确认。散文文体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众多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主要表达载体。九十年代散文的繁荣与多元化状态,体现了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的不同方式。无论是张承志等人对＂清洁的精神＂的呼唤,余秋雨等人对中国文化的追问与不舍,还是周涛等人对中国文化小传统的独特感受与称赞,均是以散文的方式,通过对各种＂中国问题＂的个性书写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在90年代社会文化景观中投射了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复杂印记。     

徽州古祠堂特色初探

作为徽州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的徽州古祠堂,由于微州历史上中原世家大族的入迁,中原儒学文化的影响,徽州大儒朱熹《家礼》的特别熏陶,徽商兴盛创造的物质基础,宋元明清以来,它们遍布徽州山乡。徽州古祠堂在古徽州建造较早,数量特多,总祠、宗祠、分祠、支祠、家祠等等种类丰富,徽州宗祠的祭祀、执法等等宗族活动生动地反映了儒教文化的原生态面貌,徽州宗祠从徽州建筑角度看,花费巨大、建构精美、多有创新．是徽派建筑三绝之一。     

祖先的节日、子孙的节日——香港新界粉岭围彭氏的太平洪朝、清明和太平清醮

在家庭和祠堂里祭祀祖先是有选择的.祖先因为子孙的成长和增加,面对被新去世的子孙取代、失祀或失去个人性格的危机.因此,祖先可以是善意的、泽惠子孙的,也可以是恶意的、嫉妒子孙的.祖先和子孙之间是合作的、也是竞争的.香港新界粉岭围彭氏宗族通过太平洪朝、清明和太平清醮等周期性的节日,一方面组织地域社会人群、确认宗族成员身份;另一方面调合地域宗族里的祖先和子孙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祖先"和"孤魂野鬼"之间,小心翼翼地祭祀拥有集体性格的、既亲近又疏远的"先祖",免使其沦为无祀的游魂野鬼,危害生生不息的子孙.     

试论乐安流坑祠堂祭祖风俗中的宗法问题

祭祀祖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民间风俗。江西乐安流坑村是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族组织，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祠堂祭祀习俗和历史文化遗迹。流坑的祠堂祭祖分为季祭、节祭和生辰忌日祭等。这些祭祀活动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敬宗收族的宗法思想以及政权与族权相结合的宗法特征，对巩固家族组织和宗族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深度解读《乡土中国》（四）——家族与宗法制度（上篇）

随着社会剧变,家族组织和国家政权合二为一的组织形式解体,宗法制度逐渐远离国家政权的结构和权力,沦为乡土社会各个家族都具备的社会形态。以宗族为单位聚居是乡土社会的主要结构形式,“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乡土社会的宗族制度,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一种特殊形态的人与人的关系。宗祠与族田从精神上、物质上起到了聚拢族众的作用,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     

七姓瑶族谱中的风水书写、风水实践与社会整合——以蒲氏族谱为中心(上)

对于作为民间社会历史叙述的族谱及其风水的书写,人类学和新谱学做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从社会整合的视角考察传统的风水理论与实践并不多。文章以生活在怀化辰溪县罗子山一带的七姓瑶作为考察对象,主要以七姓瑶之一的蒲姓族谱为中心,探讨蒲姓族谱中的"风水"书写与社会整合的文化关联。七姓瑶族谱中的风水书写以"得风藏气"为目标,强调方位,重视女性先祖的风水记载,尤其注重风水权属的记载。风水表征着七姓瑶的社会整合,龙脉即为父系祭祀群体的血缘象征,是宗族内部团结的文化符号。不同时期风水地的"统合"与宗族的"分—合"模式具有某种对应关系。对风水地的祭祀成为各房支族人身份认同的强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