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晚清清流派

张謇是清末著名的实业家,早年时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由于和前清流在外交、主战、废厘金诸方面有颇多相通之处,而结识了前清流。随着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以及他个人的才能,他又与后清流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其中的一员。他和后清流们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甲午战争中积极主战,后又支持维新变法,体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张謇与许鼎霖

张謇和许鼎霖是实业救国的力行者,政治活动的同路人。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曾走过苦读诗书、科举应试的道路,都曾有过蒙怨受辱、家道中落的遭遇。面对列强侵略、国势危殆的严峻现实,张謇与许鼎霖都主张因地制宜,发展实业,以救亡图存,造福桑梓,但许鼎霖成绩稍逊。他们都积极参加清末的立宪运动,但张謇更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转而支持共和,为中华民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梁启超与张謇教育实践的不同特征及贡献

梁启超、张謇对中国近代教育的突出贡献，既体现在他们相似的教育活动上，也体现于他们不同的教育实践中。梁启超对“新民”教育观的打造，彰显出理性的光芒；张謇对近代南通教育体系的创立，凸现出实践的魅力。梁启超启蒙教育的全面开展，为国民性改造打开了一条通途；张謇实业教育的全面实施，为实业人才的培育树立了典范；梁启超转战全国，四处办学，显示出他兴学活动的广博特征；张謇立足南通，辐射东南．体现了他有序发展的办学思路。梁启超于理论上的引导和宣传，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教育启蒙家；张謇在实践中的创新和贡献，同样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实绩最显著的教育实践家。     

郑孝胥与张謇交往考述

郑孝胥与张謇同为清末民国重要政治人物,二人皆以经世为追求,然旨归不同,郑孝胥以仕途功名匡扶天下,张謇则以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郑、张相交三十余年,由同志而暌隔,莫不与时局变迁和个人志向有关。     

张謇与晚清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是晚清宪政的重要内容，曾在清末民初社会乃至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张謇始终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办实业，办教育是如此，参加立宪运行和介议地方自治也是如此，张謇的地方自治思想及在江苏的地方自治实践具有历史进步性。     

张謇癸卯东游日本及其影响研究

光绪癸卯(1903年),国内政治环境稍稍宽松,张謇秉“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宗旨,在众多师友的推动下,利用日本第三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举办之机东渡扶桑,进行考察。他参观了众多实业和教育机构,还与日本民间友人广泛接触。张骞癸卯东游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加深了张謇对日本富强原因的理解。他一分为二地对日本的得失予以评判,主张取其之长、去其之短。他对教育的作用更为重视,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他对日本政府扶持实业发展的政策十分赞赏,所以在回国后积极投身于立宪运动,并成为著名的立宪运动领袖。     

张謇与旅游文化

张謇有着较丰富的旅游经历,其旅游过程亦是一场文化之旅。张謇不但喜欢旅游,而且将旅游观光与事业考察结合起来,与南通的城市建设与经营结合起来,注重城市基础设施、旅游环境建设,注重旅游文化建设,致力于民俗民风的改良,因而构建了近代意义上的南通旅游文化。打造张謇旅游文化品牌,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是历史的必然。     

张謇的文化观研究

清末民初，张謇的视角触及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化面临的时代主题、品位价值、中西会通、知行结合、地方资源诸方面问题，形成了独特的较为系统的化观。得益于张謇化观的指导，江苏南通近代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得到全面发展，国民素质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城市因知名度空前提高而被誉为“模范城”与“理想的化城市”，化事业的成就在国内极为罕见。近代中国，在实业、教育以及化事业上有杰出建树不乏其人，但如张謇将三集于一身，并世无双。故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张謇的化观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张謇与苏北现代化

张謇与苏北区域现代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是苏北现代化的规划者和身体力行者。他提出＂训农＂、＂勤工＂、＂通商＂和＂兴学＂四点建议,制订苏北发展的全面规划;他认为苏北的发展应以治理淮河和开垦荒滩最为重要,又投入资本,参与经营,在治理淮河、苏北沿海垦荒、推进现代工业和发展交通运输业等方面均有较大贡献。     

王国维与张謇

1903年,张謇在通州(今江苏南通)建立了我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学校建置遵照癸卯学制的规定,广设新式课程,并延揽中外师资。王国维由罗振玉推荐,应聘入校执教,并受张謇委托,参与学校章程审定、课程设置、教师招聘等初创时期几乎所有校务的处理,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现存张謇的十余通有关书札,不仅反映了他对王国维的信任与重托,也揭示了当时士人对新式教育的探索情状,是研究清末地方兴办新式教育的绝好材料。     

梁启超与近代史学的"科学方法"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对中国传统史学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提出史学研究要运用整体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和联系实际的方法，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也给后世治史者提供了必要的史学研究方法。     

张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学术界对张謇的研究兴趣长久不衰,并从历史学界扩展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研究层面涉及文、史、哲,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城市规划,水利农垦、交通运输,乃至戏剧、美术、医学、慈善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近百年来张謇研究约分三个阶段：张謇在世时至逝世后研究张謇的工作即已展开,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期间,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二十世纪50—60年代张謇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1966年以后张零研究被迫中断十年之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张謇研究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进入一个有组织,有系统,多学科,多层面空前繁荣和发展的阶段。     

对梁启超书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梁启超不仅留给世人典雅而有意味的多产书品,还提出了若干简约而深遂的书论。这些书法理论经过近百年的洗礼,却依旧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值得人们继续去探索和研究。目前学界已对梁启超的书学思想有了一定的探究,这主要集中在梁启超书学思想的产生原因、主体内涵以及贡献等方面。至于研究中的不足或值得改进之处,一是应将梁启超的书学思想纳入其政治学术思想的研究当中,联系地看问题,从横截面上予以分析比较;二是就纵向比较而言,应将其书学内容放置于中国书学史的历史长河中,予以宏观把握、审视;三是在于研究方法的丰富。     

张謇与治淮之缘

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张謇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倾心治淮二十余年，一次次查勘，一次次规划，一次次的功败垂成，其志矢如一的治淮经历，灵活务实的筹款方式，以及积极科学的治淮举措与规划，无疑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治淮遗产。     

简论张謇的慈善思想与活动

清末民初,张謇对慈善事业提出许多改革主张,并投身于慈善活动。他主张拓展慈善事业的社会功能,改革救助贫民的方式,转变筹集慈善资金的观念。在具体的慈善活动中,他采用西方慈善机构的管理方法来改造传统的善堂,设立贫民工厂等慈善机构以教授贫民生存技能,并开辟了新的资金来源。张謇的慈善思想与活动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     

张謇与江谦的师生情缘

张謇系我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的创立者,江谦为近代江苏第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首任校长。江谦作为张謇的得意弟子,曾倾力协助恩师,为成功创办通州师范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奉承师愿,再接再厉,使南京高师成为初具现代科学体系、享誉东南的最高学府。师生两人携手并肩,共同为南通乃至江苏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无愧为近代中国师范教育的先驱。张謇与江谦三十年的意气相投,坦诚相待,无私合作,共同推进了江苏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翁同龢致张謇文稿系年考订

翁同龢与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在交往中的信函成为研究清末政治斗争、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宝贵文献材料,但2005中华书局出版的《翁同龢集》对集中收录的翁同龢致张謇文稿的系年考订有多处值得商榷。     

张謇与沈云沛的交往及“陇海铁路东段终点之争”

张謇和沈云沛是甲午同科进士,他们有着10余年的交往与合作,曾共同谋划和推进陇海铁路东段的建设,为苏北地区近代区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民国后持续多年的＂陇海铁路东段终点之争＂,是社会名流、地方公团力图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一次事件,对南通、连云港两地及整个苏北地区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青岛收回主权后,张謇参与纷争之中,但已无力回天,而旧说＂张、沈之争＂并无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