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

"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理论宣传阵地,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学衡派"表现出的"新保守主义",在接受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特征的同时,试图从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规范化上制衡文化激进主义、唯科学主义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的现代失范,尤其是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的沦丧或异化。     

从学衡派看文化发展的方向

学衡派在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同时,提出他们的"新文化"和"新文学",但是,无论他们的理论主张看起来多么公正合理,却始终无法逆转时代的潮流,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一派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文坛创作实际的双重隔膜.     

"回归"传统的文艺复兴——新文化派和学衡派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者们的争论实际上是西学与西学的一场争论,他们的思想来源都来自于欧洲.关键是"学衡派"的主要成员主张要从西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在性,以传统文化弥补西方文化的功利性,弘扬中国文化的美学特质,所以他们提出了"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他们强调对西方学说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然后慎重择取.在一定程度上说,"学衡派"具有更健全的中西文化观.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重“估”学衡派

学衡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以一个"封建复古派"而为人所知的,这个思想学术派别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全面抨击新文化运动,提倡传统道德而被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深入批判过。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他们的很多观点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下,对于道德传统的坚守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可贵。     

学衡派果真不反对新文化吗?——新文学家与学衡派论争评述

新文学家与《学衡》派论争的史实证明《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的 ;新文学家对它所作的评驳 ,是理所当然和完全必要的。近几年来学术界出现的鼓吹《学衡》派不反对新文化的论调是错误的     

重“估”学衡派

学衡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以一个"封建复古派"而为人所知的,这个思想学术派别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全面抨击新文化运动,提倡传统道德而被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深入批判过。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他们的很多观点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下,对于道德传统的坚守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可贵。     

“学衡派”研究综述

“学衡派”研究的兴起与化界追溯自身的“人传统”的迫切愿望紧密相连。作为“新人主义”代表的“学衡派”在中国学化史上确实占有一席之地。但仔细探求其来龙去脉却发现中国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曾经确定存在的“人传统”可言。“人主义”更多地被用于指涉传统道德等因素。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的历史考察——兼评学衡派的文化观

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派别,学衡派主张用"开明审慎"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抑旧扬新;认为文化不论中西,都须经过严格的评判与审慎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建设"新人文主义"的中华新文化.因其在对传统文化与新文学的态度和再造文明的路径选择上,与新文化派存在差异而被长期视为"顽固守旧".两派曾围绕上述问题数度论争,二者都主张发展中国的新文学,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但因路径不同,得失互见,在对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理解和界定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如果摒弃固有成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进行评判,应该承认学衡派在论争过程中关于新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再造文明路径设计的表述,是现代新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许多方面较之新文化派更趋成熟与客观;特别是他们对于科学方法的阐释和对胡适实验主义方法论的批评,其中不乏辩证合理的积极因素,不能简单地视之为"顽固守旧"与"反动".     

论“五四”初期文化批评派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个批评流派,可算是文化批评派。所谓“文化批评派”,就是说这些批评家们在审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诸问题时,大都以西方文化思想作为理论武器,反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从思想启蒙的高度去唤醒民众,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那么,文化批评派为何在“五四”初期形成?这自然有其历史的、时代的、社会的以及文化自身发展的原因的。早在“五四”之前,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思想启蒙与     

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谈起

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与没有选择地排斥一切外来事物的民族主义的异同的比较，旨在说明“五四”运动是一场精神与经济的改革，是更自觉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历史上凡不假区别地抵制外来事物，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封闭、保守，甚至倒退。     

对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认识

学衡派理论虽然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但它所包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文化规律的阐述,使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内容的重要补充.     

新旧人文主义思潮的较量--评新文化倡导者与学衡派论争

时至今日,学界多数学人已不再把新文学倡导者与"学衡派"的论争看作革新与守旧、进步与反动的文艺思想斗争了.然而,他们当初的分歧何在?造成分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文对此作了深入地论述,客观公正地评析了这场论争的是非功过.     

五四时期“文白”论争中的中间派

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的论争是文学革命新旧思想交锋的聚焦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在保守派与激进派主要论争的派别之间还存在着中间派。不同于保守派的文言立场或者以文言改造白话的文言本位立场,他们总体上站在白话本位的立场,又能客观看待文言,认同文言的优点,与激进派在"文白"论争中的观点有所区别。根据他们对待文言与白话的态度及变化过程,中间派分为渐进派和改良派两种。渐进派对白话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部分认可,再到主动尝试白话创作的转变过程。他们最终认同白话的价值,但反对废除文言。改良派始终站在白话的立场一方,但是他们也看到了当时白话存在的许多问题,既支持对白话进行改良,又主张借鉴文言的优点为白话所用。     

对峙的意义：从理解《学衡》到反思五四文化激进主义

在以五四化激进主义为制导性力量的化现代转型期，《学衡》以一种异质性思维与之构成了独特的历史性撑拒力量，激进与保守以对峙又互补的关系共同形成了化发展的合力，既保证了化现代转型不可或缺的突围性力量，又保证了现代性在实现过程中的自我矫正与补偿。作为一对共生的价值范畴，二只有在理解对方的同时才能全面理解自身。     

“五四”时期传统戏曲论争述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对中国传统戏曲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形成了激进的戏曲革新派和传统戏曲的维护派,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文章对二派戏剧观的分歧进行了综合述评。     

墨竹何以成“派”——从文同与“湖州竹派”谈起

正关于墨竹的起源之说大概有三种:第一种即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起于唐明皇李隆基。元代张退公《墨竹记》曰:"夫墨竹者,肇自明皇,后传萧悦,因观竹影而得意。"二说是起于吴道子。元代李在《竹谱详录》中说:"墨竹亦起于唐,而源流未审……黄太史疑出于吴道子。"三说是起于五代时蜀国的李夫人。《图绘宝鉴》卷二记载:"李夫人……月夕独坐南轩,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挥毫     

林纾与“学衡派”之关系考证

林纾与“学衡派”先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敌人,这其中有内在的联系。林纾对包括“新文化派”和“学衡派”在内的后辈人物产生过影响。作为他们共同的老师,不论学缘关系远近,影响大小如何,林纾总以言传身教,或作品流布来影响生徒和后辈。林纾与“学衡派”这种内在的联系可以通过考订三个关键人物对林纾的维护来确证。这三位人物就是吴宓、胡先骕、李濂镗。     

从“五四”到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文学

自觉地移植、吸收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中国现代派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发展中一个有特殊贡献、特殊风格的流派。 最早把象征主义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是鲁迅。1908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译介了俄国安特莱夫的小说《谩》和《默》。“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正象其它文学思潮和流派一样,纷纷介绍到中国来。鲁迅、沈雁冰、郭沫若、周作人等人或在理论上提倡,或在翻译中介绍的“新浪漫主义”,即西方现代主义。有关这方面的译介,先后发表在《新青年》、《新潮》、《时事新报·学灯》、《小说月报》、《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陶履恭的《法比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