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元气说

王安石的元气说体现了其治学思想和方式的独特性。元气与道是联系在一起的,道是本体,元气是作用。所以,当王安石阐述元气与冲气的关系也用到"体用"这对范畴时,这里的体用论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体用论。五行不仅与物质联系在一起,而且与精神联系在一起,可见物质与精神是同一的。     

论王安石本体论思想体系

目前,学界对王安石道本体论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观点,一是以为王安石在其哲学体系中建立起了本体论思想体系,另一种看法则持否定的态度。本文认为后一种看法要么出于对王安石体用范畴的误解,要么出于王安石也将作用之道称之为道的原因。从王安石的道本体具有超越性和形上性而言,王安石的哲学思想建立起了以＂道＂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想体系。     

体用视域下朱子格物论的科学向度

朱子格物论是其工夫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学者们或侧重其内在修养而否定其与科学的联系,或肯定其对外之理性求索而认可其近于科学之处.朱子"格物"的对象分为"心性良知"与"万物之理",其中对外部分所具有的认知理性与现代科学有相近之处,但其格物论的最终旨趣仍是光明德性.在体用视域下,格物论是上达道体的修养工夫,是衔接本体与发用的关节,是内外该贯、人物同进、体用兼备的进路.故需体用一贯,以仁摄智,将向外即物方向所开出的理性精神作为与自然科学的契合点,以此向上则可助上达道体,向下则可发用成物.     

《文子》论道

＂道＂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既是宇宙本根,又是价值本源;既属于精神,又具有物质属性。《文子》承袭《老子》之道论,明确指出＂道＂即＂一＂,更为清晰地揭示了＂道＂和＂一＂作为空间的中心与时间的起点这一含义;同时《文子》援＂气＂入＂道＂,有效解释了＂道＂生万物的疑问,对《淮南子》最终解决矛盾的＂道始于一＂的思路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文子》之道论在道家思想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     

王安石的道论与人论

围绕"道"这一中心,王安石建立了由道、五行、万物等组成的彝伦有序的天道与由圣人和君王、五事、八政、至天下万民的人道同构的宇宙秩序。基于此,王安石论性与情,认为"天地无所劳于万物,而万物各得其性",性不可以善恶言,有情然后才有善恶显现。此外,王安石十分推崇圣人。圣人叙教天道、因变制法、修身为己,起到了沟通天人的作用。王安石对于道论与人论的思考所体现出来的理性、中正、平和以及去神秘化色彩,正是儒家理性主义精神的发扬,同时也是宋明理学时代精神的体现。     

元气论和原子论物质结构观的差异

通过对元气论和原子论物质结构观的比较研究,说明元气论和原子论物质结构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对构成世界万物的基础的认识和对这种构成的机理的认识两方面.指出元气论物质结构观较原子论物质结构观有更辩证、更丰富的内涵,它与现代粒子物理学的物质结构图景存在着某种和谐.因此,现代物理学研究可以从元气论中吸取营养并得到启迪.     

《淮南子》道论思想述评

道论思想在《淮南子》复杂的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其本体论、宇宙论还是养生论都是围绕着“道”展开的。然而,其道论也可以从道之体、道之用以及道之体用关系等三个方面来展开。从道之体来看,其作为宇宙之本原,是万物得以存在的依据,同时也具有其自身的性质;从其形而下之“用”来看,则是“无为”;从道之体用关系来看,《淮南子》中的“无为”与“道”之内涵互为表里,并且使“道”体更加丰富。     

论王安石学派的老学思想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老子”， 王安石、王雯、吕惠卿等人都注解过老子，他们解老的共同特点是授儒入老，将儒学与老子之道论结合在一起。此种结合不仅反映了王安石学派力图授引老子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宗旨，而且充分反映了宋代以后儒道合流这种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     

论王安石“任理而无情”的辩证法

学术界谓王安石哲学宇宙观是形而上学的,多是起自对《老子注》中“元气之不动”的“不动”的误解所致。实际上,王安石的事物“阴阳配贼”的内因论、“耦中有耦”的矛盾论的辩证法思想一直贯穿其宇宙观的始终。“任理而无倩”是王安石对事物辩证法的客观性的自觉认可。     

王安石散文创作主体的形象特征

王安石的形象是和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出于偏见,许多正统保守的知识分子总把王安石描状成一个大逆不道之人。与王安石同时的吕诲以“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宋文鉴》卷五十,《论王安石》),概论王安石的为人。《宋史·王安石本传》亦云:“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诸如此类的评述在宋以后的史料笔记中在在可见,合成了王安石形象的基本模式——傲慢、偏执、无情等等。显然,这种充满传统偏见所勾勒出来的形象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元杂剧中的王安石形象

元杂剧中的王安石多以反面形象出现,这是元代剧作家对历史人物解构的结果。元代剧作家之所以如此解构,从社会思想层面上看,天理人事观念以及集体无意识对剧作家创作产生巨大影响;从文学传统角度来说,在儒家文学传统体系之下,元杂剧的创作原则或为“鉴戒历史”,或为“有关风化”,所以剧作家们对王安石加以贬斥。     

荆公诋韩略论

韩愈研究从唐代就已开始 ,而到了宋代则更有了长足的发展 ,其中又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朱熹四大家的影响最大 ,尤其是王安石对韩愈的批评更是引起了后人足够的关注。但学界对此的评说又往往多有歧见。文章则认为应该历史地、发展地去看待王安石在不同时期所持的韩愈观。王安石在入仕之初虽然也曾竭力崇扬韩愈 ,但主要的是尊崇韩愈在“时乎释、老”的大气候下 ,己独不然的大无畏精神 ,也即捍卫儒道 ,力排佛、老的所谓“真儒之效”方面 ,至于韩愈之论“性”“道”以及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微词。文章还就王诗多效法韩诗而对韩愈诗论又多有贬抑的现象作出了深入辨析 ,并对当前学界颇为流行的两种观点作了恳切的商榷     

欧阳修与王安石嘉祐元年诗歌互赠再议

在欧阳修与王安石嘉祐元年第一次会面后的互赠诗歌中,欧氏期待王安石能够继承＂诗文革新＂精神,引领北宋中期的文学创作发展,而王氏的＂奉酬＂诗却委婉地传达了自己的志向是承传孔、孟道义之学,而不是韩愈等人的文学革新。这种情形的出现,既有欧阳修与王安石对待文学创作的不同态度的原因,也有欧、王对韩愈的认同差异的原因。欧阳修在明了王安石的心意之后,迅速转向了新的接班人的寻找。嘉祐二年科考,苏轼的登台,与此次欧、王诗歌互赠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王安石《答曾公立书》一文献疑

众多宋代文集中所收录的王安石《答曾公立书》,其实应该是《答曾公亮书》。从对王安石写作此文的政治环境,以及文章的内容、文章的语气来考虑,还有王安石当时的身份和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分析考证．认为该文不应该是写给曾公立。     

读《王安石集》札记二则

《上江宁府王龙图启》是王安石写给江宁知府王琪的兼有干谒与公务性质的书信,关于其创作年代,向有嘉辜占二年（1057）、嘉辜占七年（1062）、元丰六年（1083）三种说法．三说皆有未谛,此启当作于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提点江南东路刑狱期间．王安石诗歌中屡次提及的“王微之”姓名当作“王晢”,通行本《王荆文公诗笺注》、《四库全书总目》、《全宋诗》小传将其姓名定为“王皙”系手民误植。     

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石涛与汪野亭山水画比较

以汪野亭的山水瓷画为对象,结合石涛的绘画作品及绘画理论,从汪野亭山水瓷画的构图、造型、笔墨三方面入手,探求石涛的山水创作对汪野亭的山水瓷画的影响,尤其是汪野亭作品中坚持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理念和坚守“我为我法”的艺术追求。     

论清初学者对陶渊明诗风的接受——以王夫之、王士稹为例

陶渊明的接受研究进入清初这一特定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王夫之、王士稹对其孜孜不倦的继承上。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清初文人的审美追求是分不开的。本文主要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入手,分别从诗学精神与艺术风格两个层面来阐述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并试图从他们对陶诗诗风的接受中来更清楚地反观清初学者的诗学价值取向与标准。     

王安石墓葬考辨

运用思想考古的方法，实地考察王安石的故居故地，如南京半山园、江西抚州盐埠岭(古名盐步门)、东乡县上池村、金溪县曼谷峰、金溪月塘村等，并进而从历代献和王氏后裔谱牒的记载中，勾沉索隐，去伪存真，寻找王安石墓葬的线索，认为：王安石于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江宁，葬于半山园，元代还有人凭吊祭莫过，明初洪武前期由王氏子孙王伯安承今迁徒，移葬江西金溪月塘王氏祖坟山，弘治十三年(1500年)因王徐二姓山林纠纷，墓家尽毁。章还就某些现点和史实对王安石研究中已有的看法提出了商榷。     

心在帝京 身老江宁——王安石《泊船瓜洲》写作时间释疑

宋代王安石的绝句《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长期以来即有争议,主要存在3种观点：（1）熙宁元年王安石应召赴京途中;（2）熙宁七年王安石罢相返江宁途中;（3）熙宁八年王安石再任宰相赴京途中。从时代背景、作者思想及《宋史》记载的史实来分析,只有熙宁八年春二月王安石再任宰相,才是该诗的写作时间;阐明创作时间有助于阅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进一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