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之“三仕三隐”

王绩复杂的思想性格和曲折的人生经历,造成他一生徘徊在仕与隐、积极入世与消极遁世的矛盾中。他效仿、崇拜魏晋名士却徒具其表,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当初"学剑觅封侯"的政治抱负。     

论孔孟儒学的仕隐观

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新兴士阶层崛起,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面对无道的社会现状,立志弘道的士阶层产生了仕与隐的矛盾,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最为典型。本文以《论语》和《孟子》中有关＂士＂的论述为依据,详细阐释了孔孟儒学中的仕隐观。     

论谢灵运创作的“仕”“隐”纠结——以山水隐逸诗为中心

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诗人。其创作生涯中一直存在着"仕"与"隐"的矛盾纠结,具体体现在诗歌思想内容和言行两个方面。这与其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时代和家族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而谢灵运本身的人生经历与个性性格则是造成其"仕""隐"矛盾的根本因素。     

孟浩然的仁隐情怀与魏晋文士情结

孟浩然既追求功名仕进,也追求避世隐居,其亦仕亦隐情怀终生存在。他敬仰魏晋贤臣士羊祜、习凿齿、谢安;对陶潜、嵇康、阮籍的行止多所认同;从某些“魏晋风度”中得到精神安慰。可见他与魏晋士有着深深的情结,这是他形成亦仕亦隐情怀的一个重要原因。     

仕隐两难朱敦儒

通过对朱敦儒词作的欣赏解读可以窥探到词人的心路历程,可以窥探到处于特殊历史时期词人内心的仕隐之痛。     

“隐”与“仕”的交织——论卢藏用的思想

卢藏用是初唐时期“方外十友”的成员之一,他由隐而仕的行为与盛唐人为仕而隐的特殊隐逸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当时人对他走终南捷径的做法评价不高,甚至带有嘲讽的口吻。卢藏用交游甚广,与陈子昂、宋之问等人均是好友,同时他十分赞同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因此通过文献记载及其诗文的研究,对卢藏用的复杂思想作一分析。     

论王维的仕隐精神

王维是八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期的第一代盛唐诗人,也是这一时期京城诗人群的核心人物,开元、天宝时期最有名望的诗人。然而后来,他却一变积极用世为高蹈遗世,从群体走向自我,以回归的方式完成了心灵的安顿和救赎。本文力图跳出常人多从山水技巧和儒释情怀来研究王维的阈限,而以其身在仕途却心在田园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取向为出发点,来探索这位封建士大夫的仕隐精神及其实质。     

孟浩然人生的三个阶段和仕与隐的双重矛盾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之一，他参加科考，追求仕途，却隐逸终身，以隐士而流芳后世。本文以分段的形式考察孟浩然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     

中国古代士人“仕隐”情结的矛盾心理探究

"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士"作为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者,也是文化的载体。中国古代的士既有"士志于道"和"明道救世"的人文情怀,又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隐逸情趣。"仕隐"情结作为互相依存却又互相独立的两个方面,反映在士身上,造成了主体本身的内在矛盾,而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也应该从互相对立且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即"仕"与"隐"两个方面去探究。     

论唐代士人的仕与隐

唐统治者奉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政策,使得儒、释、道三家思想几乎同时在每个读书人的身上都留下了烙印。三家思想中,儒家讲求积极进取,是主张入仕的,而释、道宣扬消极退避,则是主张退隐的。这就造成仕与隐对立而又统一地并存于唐代仕子身上。本文较详尽地论述了唐代士人入仕的心态和原因,又从一般士人的隐居和方外之人的隐居两个方面分析了唐代士人隐居的原因。     

试论孟浩然的仕与隐

孟浩然以其清高的人品和诗品受到当时和后代文人士大夫的景仰，在他思想中的隐逸情怀虽很浓厚，但这并非他思想的主导；身逢盛世的他埋头苦读为的是有朝一日能中举登科，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终因落第而回乡隐居；孟浩然的隐逸除了受到当时时代风尚的影响外，还与他的个人遭际密切相关。     

浅议吴文英词中仕与隐的思想

从吴文英的具体作品入手，分析词人“仕”与“隐”的思想。吴文英一生虽非仕非隐。但“仕”在吴文英思想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词中表达的痛苦往往与作者不能实现人生“怀抱”的愿望相关。     

小议仕隐中的嵇康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两大领袖之一,是正始时期最重要的文人,他对当时及后世的思想界都有极大的影响。他在对待出仕和归隐的问题上都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嵇康这种心态的产生与他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苏轼词中的仕隐矛盾与自我化解

仕隐矛盾是困扰苏轼人生的一大问题,也是其词中所表现的一大主题。在此二难选择中,苏轼既执著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又始终怀有强烈的的归隐情结,并最终以“心隐”的方法对这个心理问题进行了自我化解。     

从“独尊儒学”局面的瓦解管窥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作为历史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阶段,相应地形成了当时文人们蔑视礼法、怪诞言行、率真任性的行为特征,也即魏晋风度,本文试从“独尊儒学”局面的瓦解这一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并对魏晋风度的内涵加以阐述。     

鲁迅与“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鲁迅在对魏晋时期的历史和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后．对当时士人阶层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的准确概括。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期，连年战乱，国家分裂，礼乐崩坏，造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在玄学的推动下，老庄之轻人事、重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嵌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进而铸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玄、远、法、虚的人格类型和生活情趣。魏晋士大夫们或徜徉山水．逍遥自娱；或抛弃礼法，放浪形骸．构成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异景观。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鲁迅是与魏晋风度关系最为密切、受其影响最深的一个，在他的思想性格、人生态度、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打上了魏晋风度的烙印。     

论姚合县居诗中的仕隐冲突

县居是姚合重要的政治生存和文学创作的空间,姚合在从政早期先后任武功、万年等地的县吏,创作了大量县居诗。我们通过对其县居诗的分析探讨,可以看到姚合在县吏阶段面对仕途和隐逸的内心矛盾,从而产生政治行为和心理状态上的仕隐冲突。这种心灵冲突的生成不仅与吴兴姚氏家族、个体本性、时代精神有关,也与其内在的儒道矛盾有密切关系。     

仕与隐--唐代文人难解的心结

出世还是入世,从政还是归隐,这是一个矛盾复杂的统一体。这一思想矛盾纠缠着每一位富有青春气质的唐代文人,给他们的人生抉择和审美价值判断带来困惑和痛苦。然而,仕也罢隐也罢,都表现了唐代文人一心想建功立业,奋力追求光明前途的精神风貌。     

管宁“清声远播”与“不为守高”之悖论探析——兼谈汉末魏初士人的仕与隐

汉末魏初高士管宁以清虚自守、激浊笃行而清声远播,同时,他又受到来自上层统治者的调查,并得到不为守高的另一种评价,帝王对其的征用与犹疑是这一悖论产生的深层动因。面对仕与隐、生与义的传统命题,以管宁为代表的汉末魏初士人开辟了一条隐身民间以行义的新路径。     

试析郑谷仕与隐的矛盾彷徨

以一首《鹧鸪》诗被人雅称“郑鹧鸪”的郑谷,是唐末宋初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诗人。置身唐末昏暗动乱时代,郑谷既无法实现济世理想又难以真正高蹈隐逸。兼济与独善的矛盾彷徨,使他只好醉心于诗歌。把诗歌作为科举“成名”的工具,走上为科举而科举之路;把诗歌作为后世“垂名”的工具,试图通过诗歌实现儒家“立言”的人生价值观。同时又通过终生吟诗赋诗、结交僧侣逃避在诗歌王国、禅静世界中以求暂时的解脱。文章结合唐末世风、诗风,指出郑谷既无法实现济世理想又难以真正高蹈隐逸的矛盾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