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内河航运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在孝文帝之前，即达到一定的规模，漕运粮食等战争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重要方面。     

关于北魏委授行台机构及其内部主要职官的考察

出现在北魏后期的委授行台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对当时政局的发展产了巨大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人对此作专门研究。本试对标志其特点的内部结构和职官等作了简要的考察和评述。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汉文化的复兴——以陈庆之、杨元慎正统之争为例

《洛阳伽蓝记》为北朝重要著作,该书对北魏都城洛阳进行了生动、全面的描述。本文即以《洛阳伽蓝记》为视角,从梁朝名将陈庆之与北魏士人杨元慎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出发,对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文化状况加以探讨。并分析从西晋灭亡到北魏后期中原汉族士人在对待夷夏问题上观念的转变,从而揭示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对洛阳汉文化复兴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魏燕战争前后北魏与高句丽的交往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高句丽王琏首次向北魏派遣了名叫安东的使臣，随后北魏也向高句丽派出了第一位使臣李敖。但是，北魏与北燕战争的爆发，影响了北魏与高句丽的交往。北魏灭北燕以后，高句丽接纳了流亡的北燕国主冯弘，北魏与高句丽的关系一度处于僵持状态。两年以后冯弘被杀，北魏与高句丽之间的紧张局势终结。此后双方的关系向着友好的方向发展，一直维持到北魏末年。     

十六国北魏军队冬装保障及其对战争之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正处于一个低温期。而十六国北魏所辖的国土大多位于我国北方高纬度地带，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备的军队冬装保障体制。北魏政权冬装保障情况远比十六国完备，所以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到后期则逐渐恶化。     

北魏对西域的经营及其特点

北魏对西域的经营过程就是和柔然的斗争史,并且没有在西域取得优势地位,且在后期基本退出西域,但是北魏却和西域保持了非常密切的贡使往来。     

嘛哈啦寺发现的魏碑识读与初探

最近在炳灵寺属寺东乡嘛哈啦寺发现了一块北魏正光六年的红砂岩石碑。本文介绍了石碑的概况,对背面的文字做了初步的识读和注解,并对石碑的来历和价值做了一定的研究,认为石碑是研究炳灵寺石窟艺术在北魏后期发展演进的重要资料。     

北魏赠爵制度的演进

以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至十八年的爵制改革为界,北魏的赠爵制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赠爵多,后期赠爵少;前期赠爵多为"追赠",后期赠爵多为"追封";前期赠爵不可以世袭,后期赠爵可以世袭。前后期赠爵数量、形式与意义上的巨大变化,是孝文帝汉化改革、制度正规化寻求的直接结果,也是爵位体系与官僚体系在北魏前后期政治体制中所处地位、所起作用不同的结果。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制度散论

北魏孝文帝实施定姓族，首先，它既是北魏汉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次，姓族制度的实施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加强北魏政权的统治以及提高鲜卑人的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三，姓族制度的实施与北魏政权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应作具体分析，不能说姓族制对北魏政权的灭亡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     

《洛阳伽蓝记校注》史实异议

<正> 《洛阳伽蓝记》是产生于南北朝时北朝的一部地理和文学著作,是北魏人传世极稀的三部著述之一。“伽蓝”是楚语的音译,即佛寺的意思。作者杨衒之(?)。该书记述了北魏后期都洛阳时城内外的寺院塔宇,保存了大量的北魏政治、宗教史实,为现存记述北魏迁都洛阳近四十年情况最真实可信的著作。司马光修《通鉴》,汤用彤治佛教     

《东京梦华录》中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研究

儒学、佛教、道教发展到北宋,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局面。儒学吸收佛道思想,佛教、道教也积极向儒学靠拢,由此形成"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文化特征。历经发展的儒、释、道三种文化呈现出新的面貌,糅合并倾向于世俗化,对北宋社会民俗风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南朝文化、文学观与散文风格

南朝承续东晋文化而有所发展，在世人好清谈的风气之下，儒，释，道三教各有所重，既相争斗又相融合，构成当时社会的主导文化形态，在它们的作用之下，孕育了文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学观念。“原道”的文学观没有造成文风的一律，它所推重的文学现实性与重性情，尚变化的文学追求结合在一起，影响了南朝散文的多重风格，并导致文风在“性情”贯穿中的相互融合。     

试论陶渊明精神世界的三重性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思想丰富复杂。本文尝试从其诗作入手,对他的内心世界进行剖析,得出他的思想中儒道释兼而有之的事实。具体地说陶渊明是先儒后道、释,前期受儒家影响较多,后期道家和释家成分逐渐增强。     

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浅析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是中国古代史上“三武一宗”灭佛的第一次。此次法难主要是由于佛教与儒、道二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佛教自身的腐化堕落以及佛教与主权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引起的。     

越南汉文小说与汉文化刍议

越南汉语文学与中国汉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由中国传入的儒家思想、老庄哲学和佛教（尤其是禅宗），深刻地影响了越南文学创作者的思想与认知方式，而且，儒家和老庄的经典以及许多佛经，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可以作为越南文学创作的蓝本。因此，在汉文化的浸润下，在越南汉语文学的作品中，找不到完全不受儒、佛、老庄思想影响的作品。当然，对于越南汉文小说影响最为直接的还是中国古代文学，相对说来，唐宋传奇和明清小说对越南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较为明显，无论在内容取意，还是在体例技法乃至审美趣味上，都表现出与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印记。     

王昌龄的人生悲剧及其深层文化原因

在唐代开元天宝盛世里,王昌龄可算是最为悲怨痛苦、也最具悲剧色彩的诗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家庭困顿、仕途坎坷和最后死于非命,而且还更本质地表现在他生前面对坎坷仕途、一连串沉重打击时深深陷入的选择与放弃、坚执与超脱、希望与绝望的煎熬、挣扎中,纠缠于出处行藏的艰难抉择中.前者是外在的显性之痛,后者是内在的隐性之痛.而这隐性之痛正是其精神之痛、心灵之痛,更是深刻的生命之痛.王昌龄人生悲剧、心灵痛苦深层文化原因主要在于:他既不能像杜甫那样入于"儒"而沉于"儒",又不能像王维那样人于"儒"而逃于"佛",也不能像李白那样入于"儒"而出于"道".因此身处儒、佛、道的夹缝之中,并徘徊、摇摆其问,使自己的心理遭受煎熬与折磨,使灵魂无所皈依.     

从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的三教圆融思想

元代道教史籍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尤以三教圆融思想最为突出。在儒家方面,主要吸收其忠孝、诚等思想;在佛教方面,主要融摄其普度众生思想、因果报应学说、心性理论和禁欲主义思想。     

论晁迥的庄学思想

在儒、道、释三教合流的思想背景下,以庄学为中心调和儒、道、释,成为宋代庄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晁迥不仅积极调和庄子与儒家思想、庄子与佛学的关系,他还吸收佛学和老庄思想中的修道理论重新组合成“虚空为体,心息为用”的修身心法,体现了佛教心性论对宋代庄学的渗透。     

三教合一 归终理学——论林希逸《庄子口义》的思想倾向

南宋理学家林希逸的《庄子口义》是宋代《庄》学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在解读《庄子》时,受到三教合一思潮及理学的影响,不仅以道解庄、以佛解庄、以儒解庄,还以理学为归依,表现了三教合一,归终理学的思想倾向。     

李翱的佛教观

唐朝中后期,佛教和道教达到兴盛,儒学受到佛道两家的严重威胁,尤其是佛教。李翱继承韩愈的道统说,明确提出了反佛的主张。李翱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在坚守儒学的立场上,对佛教进行＂辨而排之＂;在对佛学的心性思想和方法分析、吸收的过程中,提出了＂复性说＂,为儒学的改造和完善做出了很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