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提携后学考述

袁枚作为乾隆诗坛盟主，于少年才俊大力提携。其中既有思想与诗学观相近如黄景仁，诗弟子何士Yu，孙原湘，亦有思想与诗学观相关较大如姚鼐，并与之都结下深厚情谊，显示出袁枚宽阔的胸怀。     

五代时期孙鲂、沈彬、李建勋的诗社活动考述

五代时期孙鲂、沈彬和李建勋的诗社活动在诗社发展的历史中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唐代一些"准诗社"的基础上,孙鲂等人的诗社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宋代诗社兴盛的新局面。对该诗社的相关情况和诗学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有助于把握当时诗社发展的基本趋势,对于理解唐宋间诗学的演化过程具有参考价值。     

“乌衣之游”考述

谢灵运为人狂傲 ,素少交游。十五岁自会稽还归京师后 ,居乌衣巷内谢氏家族旧宅中 ,与其游者多系谢家同宗弟子。东晋义熙一、二年间 ,在族叔谢混带领下 ,谢灵运与谢瞻、谢晦、谢曜以及谢弘微等六、七人 ,在建康乌衣巷清谈玄理、商较人物、吟诗作文、宴饮歌咏 ,是为“乌衣之游”。谢灵运与其他“乌衣之游”的参与者保持着或远或近的关系 ,其后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就谢灵运而言 ,这段少年经历对他今后的发展以及其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李慈铭的科举“履历表”

李慈铭（1830-1894）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字馒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清末文史大家,更是一位藏书家。他的藏书印颇不少,但其中一方长宽均3．2厘米的篆文闲章很耐人寻味,印文24个字：“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这真可称是他的一份攀取科举功名的“履历表”。     

“斡腹”考述

13世纪蒙古铁骑的赫赫武功与蒙古汗国的辽阔版图,可以说与“斡腹”密切相关。“斡腹”本为蒙军作战中经常采取的一种战术,后演变为蒙古汗国前四汗时期征服西夏、金朝、南宋的总体战略。此战略有一个假道西夏灭金,假道西夏和南宋灭金、假道大理灭宋、假道大理和安南灭宋的发展过程。     

“漯河”地名考述

正地名是一个地方的符号,同时也蕴含着这个地方的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地名的形成大都有其鲜明的个性背景,或因山,或因水,或因人,或因事,或因方位,或因物产等等,是这个地方的特定客观条件促成了该地名称的出现。"漯河"地名的形成则不同于以上者,走出了一条较为独特的道路。本文就此作一番探究,重现"漯河"地名的形成轨迹。一、"漯"字在中国古籍中的出现及其意义"漯"字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字,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尚书》记"漯"在《禹贡》篇:"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     

新建县“宾兴会”考述

“宾兴会”也称“宾兴馆”、“宾兴会馆”、“宾兴局”和“宾兴公局”等。是我国清代一种民间的助学组织。“宾兴”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注“兴犹举也,民三事教成,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既则献其书于王矣。”     

孙人和词学活动及文献考述

孙人和是活跃于民国时期的著名词学家、藏书家,他曾长期任教于多所知名大学。这样一位著名词学家,却因研究的空白而逐渐湮没不闻。孙人和在现代词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主要体现在他的词学教学与词学研究上。孙人和作为邵瑞彭的弟子,讲唐宋词注重分析内容、风格、表现手法等,并重视吟诵。他的词学课讲得最好,同时也是最受同学们欢迎的一门课。孙人和的词学著述主要有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所撰写之528种词籍提要,另外还有《词学通论》《词渖》等。孙人和拥有丰富的词学著述,在现代词学史上应当有其一席之地。     

从“自诗而文”到“约文而近于诗”——清代孙濩孙《华国编》赋学思想发覆

清代孙濩孙《华国编文选》和《华国编赋选》不但于选文选赋极为精审,其赋论尤多警策。其谓"赋之自诗而文者,复约文而近于诗",不但揭示了赋史发展历程,也揭陈了他对"赋"、"文"关系的历时性探讨。在此基础上,他摆脱长久以来受诗学影响的赋学传统的"正变"之说,重新审视了古赋与律赋的相契相融关系,并且对赋体评点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美学审鉴标准。     

“格物”之“格”考述

从文字训诂的视角出发,以传世文献中对"格物"之"格"的主要训释为切入点,对"格"的字义进行考证。研究发现,"格物"之"格"可释为"来、至""捍御""穷、究""正""量、絜"等。不同思想流派对"格"的释义截然不同乃至针锋相对,这也是他们不同格物观念及学说体系的体现。     

王沂孙“梅”词寄托问题商榷

梅为历代文人画家所喜爱,在王沂孙64首词中,34首咏物词,其中就有8首为咏梅词,足见王沂孙对梅的喜爱之情。本文将从王沂孙的遗民身份、梅在宋代的文化内涵以及王沂孙"梅"词所表达的情感来探讨其"梅"词有无寄托问题。     

先秦“忠”观念考述

＂忠＂观念产生于春秋中前期,最初的含义为＂敬＂、＂尽心＂。至战国前中期,它已经具有了＂忠君＂的含义,但此时的＂忠君＂仍以＂君明＂为前提,对君主的要求强调得更多,且当时士人对应否忠君尚存在不同看法;至战国末期,儒、法等各家均认同＂事君以忠＂的合理性,而且将＂忠君＂提高到了绝对地位。综合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君主对于＂忠＂观念以被动接受为主,而不同于后世帝王的主动倡导。     

泰山“小碑林”考述

通过对泰山“小碑林”的现状的实地考察和对其成因的粗略分析,指出了小碑林的价值所在。希望 能使这一具有较高价值的泰山景点,更加引人注目。     

颜元“习斋”名号考述

颜元是十七世纪中国知名的思想教育家,他涉猎广泛、打破传统、讲求创新,力主习行、主动的教学思想。作为标志,他将书斋号以及主办的学校由＂思古斋＂改为＂习斋＂,之后实践于漳南书院。现考释颜元的名号＂习斋＂,探究其由来、内涵及形成因素,有助于深入解读颜元教育思想的转变及其价值。     

明代“九边”考述

据《明史·熊廷弼传》记载,熹宗天启五年(1625),在辽东地区率部抗击后金的优秀将领熊廷弼因遭权阉魏忠贤诬陷而被冤杀,死后竟被“传首九边”,“尸弃漏泽园”.那么,何为明朝的“九边”?其设置背景和军事特点如何?“九边”设置后有何得失?笔者试依据史料,对上述问题略作考述.一、明代“九边”设置的历史背景明初,元顺帝北逃后屯于“盖里”(开平),北平城(即过去的元大都)成为元军必欲夺回的主要目标.当时,明王朝虽然十分天下已得其七,毕竟还没有混于一宇,平元都是北控中原的重要步骤.元都始克时,“秦、晋未定,滇、夏未平.”虽然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由于徐达抄袭太原,迫使元将王保保逃窜甘肃,粉碎了元主收复北平的最初计划,但是元人     

家园何处——孙惠芬乡村叙事中“乡”与“城”的表征

试图考察地理空间表征对于孙惠芬乡村叙事的重要意义。通过分析孙惠芬文本中乡村和城市的各种表征,采理解孙惠芬创作的心理动机,及其对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内在心灵的表现,即作者所言的人的“内心的风暴”,由此进一步审视处于历史和现实夹缝中的农民无以挽回的漂泊境地。     

唐五代“春衣”发放考述

“春衣”首先是国家对募兵制下的官兵(健儿)及中央内外诸司机构的官奴婢、番户、杂户等供给的春季衣装，作为他们执勤服役的衣料报酬。其次，“春衣”也用于赏赐统军在外的将领、身居要职的朝中大臣及抚绥藩镇首领。其三，“春衣”作为官员俸料的重要内容，始于中唐的南衙十六卫和北门禁军，在晚唐五代宋初逐步扩及诸道节度使及文武百官。最后，“春衣”还作为雇价的一部分出现于敦煌文书中。其时“春衣”已流行于当地民间。     

西汉“太常郡”考述

太常郡,《汉书·地理志》中没有记载,但我们勾稽史书,却发现西汉京畿地区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地方区划。一太常郡及其由来太常,位居西汉九卿之首;太常府是秦汉以来重要的政府部门之一。《汉书·百官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元帝永光元年,分诸陵邑属三辅。”西汉的太常职掌除沿袭秦制负责宗礼仪、选试博士外,汉初又增加了一项重要职事,即管理皇家陵园,统辖各陵县。西汉太常兼管皇家陵墓所在的县邑,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独有的制度。太常作为中央官府,兼掌陵县,则具有了一级地方行政权力机构职     

上古“赞”义与“赞辞”考述

“赞”字本义为“进见以贝为礼”,引申为“助也”、“明也”.其引申义在上古赞辞乃至后世赞文中得到充分体现.上古赞辞可分为仪式赞辞和非仪式赞辞,为后世赞文之源头.上古赞辞的形式和内容为后世赞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却贡”制度考述

却贡是中国古代规范贡赐贸易活动的一种经济制度,创始于西周初年,至明朝时日臻完善。但因明朝统治者固守重义轻利思想观念,加之外国和边疆民族使者、商人及假冒使者、王等名号之人,则一味逐利和违法犯罪,遂使明朝所实施兴利除弊的却贡制度,虽在政治上有所获益,但在经济贸易中却损失惨重、得不偿失。这一古代却贡制度的实施经验与教训至今仍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