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师范教育的渊源

<正>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不仅是清末民国初期著名的改良主义者,还是出色的教育家。他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讲学任教。梁启超首论师范教育,批判传统教师教学中的流弊,倡行教学革新及新教学方法实践。他的教师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开启了我国     

谭嗣同

“报章体”作为一种新文体,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属物,在它的身上同样折射着整个时代的光影。在一个新旧冲突和交替的时期,对于新思想的追求和阐扬,必然会碰到扬弃旧形式的问题。梁启超的评论比较集中地显示出文体的新旧变化.说明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更为解放,步子迈得更大一些。但是还应看到,当时其他一些报刊     

学堂乐歌:百年前的校园歌曲

“男儿第一志气高”所谓“学堂乐歌”,指的是清末民初的学校歌曲。其特点大致有选曲填词、文白兼用、以西洋模式为主的音乐风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痛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奋起救国,鼓吹维新,倡言废科举、办新学。新学课程设置中,就音乐一题,梁启超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     

从传播学角度看梁启超在日本的报刊活动

梁启超是中国过渡时期的典型人物,中国走上现代的发展道路,建设现代的立宪政治、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是他的一生的奋斗目标.他的政治思想时激时缓,文化亦中亦西,力求学贯中西;在学术上,亦新亦旧,力求新旧贯通.梁启超是清末民初风云世界中的一颗璀璨的巨星.纵观梁启超的一生的活动,从一开始就与报刊密切相关.他从1895年编辑<万国公报>起,至1920年欧游回国主编<改造>杂志后正式脱离新闻界止,"报馆生涯"先后达27年之久.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巨大影响也是通过报刊传播开来的.因此对梁启超的评价,笔者将其定位在宣传家.作为一位宣传家,梁启超的巨大成功,最有影响力的宣传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到1903年间,他在日本从事报刊活动这段时间.梁启超在此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从报>、<新小说>三大报刊.这三大报刊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的青年.     

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的嬗变及时代生态——以“喉舌论”到“监督政府”的嬗变为例

【摘要】作为清末民初的著名报人、新闻理论家,梁启超亲力创办和积极参与的报纸多达17家。其在大量的办报实践中总结出的舆论监督思想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借鉴作用,并在后人的不断继承修正中熠熠生辉。梁启超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他并不抱残守缺,舆论监督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虽然部分理论现在看来有其局限性,但究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从“喉舌论”到“监督政府”的舆论监督思想的提出与嬗变具有时代性。     

健全的舆论需要素质健全的报人——梁启超的“五本”“八德”新闻职业观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报人、新闻理论家。从1895年到1922年，梁启超在近30年的办报实践活动中写下了许多新闻理论专著，他用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言论对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称之为“近代舆论骄子”。     

梁启超以“完美报章”理想为核心的报刊编辑观刍议

梁启超认为,要办好一份报刊,编辑工作必须有明确高远的指导思想、编辑立言的基本规范、明晰开拓的业务指导思想．这些构成了梁启超以“完美报章”理想为核心的报刊编辑观的主轴。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编辑理论思想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完美报章”四大准则;制定了“五本八德”的编辑道德规范;强调论说要“公要周适”,纪事要“博速确直正”等。二是编辑业务思想方面,提出了对报人修养的要求、对报刊文体的要求以及对报刊版式编排的要求等。     

梁启超之“报章文体”

丁淦林在《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将“报章文体”概括为：平易畅达、语言丰富、笔调自由、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四大特点。①而在方汉奇先生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则对此文体特点做了另一番归纳：“时务文体”，即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感而发。强调具有较为自由通俗的形式‰梁启超所创的“报章文体”，     

政治传播视域下视听政论片“政治认同”构建策略、路径与反思

从秦汉时期的诸子百家政治游说、清末王韬的政论文体,到梁启超的报章新文风,政论话题搭载现代电子媒介,产生了今天我们司空见惯的政论片。本文从传播路径、传播平台、传播技巧、传播策略和传播规律等维度就十九大期间播出的一系列新时代政论片进行分析,探讨新时代政论片如何建构"政治认同",并就政论片传播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梁启超的舆论导向观及其现代意义

“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以“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式的办报实践,以论述宏富的新闻思想,在中国舆论界“执牛耳”长达二十余载,成为清末民初影响最大的报刊政论家、宣传鼓动家、新闻理论家。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提出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正确舆论导向问题,今天,我们仍不难发现这一思想中所蕴含的超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价值所在。本文拟对梁启超的舆论导向观加以剖析,并揭示其现实意义。     

新论梁启超“人学”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梁启超生活的晚清时期,是中国在列强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从政治、经济、主权等方面瓜分中国的时期。自1840年后,清廷进行了三次图强变革,都未获成功。梁启超经过“戊戌维新”深刻地认识到“新民”在救国中的重要性,他在流亡日本接触了西方新文化后形成了新的“人学观”,其中爱国精神是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本文主要从“人学”角度探讨其爱国精神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启蒙价值。     

试论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

清末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在西学东渐的漫漫长路上,新闻自由的思想随之传入。而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之多、见解之深刻,成为了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然而,由于时代和梁启超所处阶级的限制,在这一思想之中,存在着梁启超难以逾越的局限:一是他的新闻自由思想内在的矛盾,梁启超始终把自由当成一种手段,而不是当成一种目的;二是梁启超在承认自己的新闻自由的同时,却又在否认别人的新闻自由,使得新闻自由的理念一直处于抽象的境地,难以具体化。     

写出你的代表作

梁启超当年曾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我知道陈寅恪是现代史学家,却不知道他什么样的文字,能让曾创造“时务文体”、誉满全国的梁任公如此崇拜,从而引发这番感慨,但这“数百字”文肯定是警世骇俗、富有独创     

梁启超的时评

忆幼年时期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很受他的文章的启迪。梁启超于清朝末年在日本主编“新民丛报”,介绍世界新知,评论国家时事,国内传诵,影响甚大。我读“新民丛报”,已在十年以后,也在这份报的合订本中得到不少的知识。盖棺论定,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当时,他向往西方文明,把十九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潮介绍了一些到中国来,起了启蒙的作用。他是个政治活动家,他痛心国家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衰颓,深恨清廷和官僚的媚外     

荐书

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晚年,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课时,对佛学理论作了总体概述,提出佛家所讲的法“就是心理学”,这是对佛典现代理解的高度升华。对于佛教中最玄妙的“业与轮回”、“无常与无我”、“解脱与涅槃”,梁启超都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结合生物、物理及化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作了解释。梁启超的解释浅显易懂,触及到佛典的本意。     

报坛巨匠梁启超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影响广泛而深刻的人物——梁启超。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从戊戌政变到改良与革命的论战,从袁世凯上台到倒台,从护国运动到段祺瑞粉墨登场……,中国当时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几乎都与梁启超的名字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敢于冲破陈腐不堪的封建旧意识、旧观念,高唱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中的英勇斗士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他靠的乃是那支“常带感情”的巨笔和他亲手创办或积极支持的十七种报刊,以及他为之撰稿的其他众多报刊。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少见的。当     

梁启超纸媒观试析

梁启超,这位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被新闻学界公认为我国近代新闻史上最杰出的报人,"报"是他人生浓墨重彩的一字。学者对因"报"而生发的梁启超新闻观的研究有不少,本文试从"报"的实质"纸媒"一角色出发探究其关于新闻的思想,首先对梁启超心中的纸媒作了"有益于国事"这一定性,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其言论,厘清他所表达的纸媒功效、地位、天职、体例和经营等观点,力图还原他所在历史语境下的纸媒观。     

邵飘萍其人其事

在旧中国的資产阶級报人当中。邵飘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北洋軍閥控制下的北京办报、以“敢言”名于时,为当局所不容,終于被奉系軍閥所杀害。他的被害。赢得了不少人的惋惜和同情。邵飘萍(1885—1926)浙江金华人,原名振青,笔名萍、阿平、清末著名改良派报人杭辛斋的学生。他的一生是和新聞事业相終始的。除了早年作过短时期的中学教員外,从1905年起,他就一直从事新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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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了梁启超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和他对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成果,阐明了梁启超“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形成的他所提出的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思想基础,指出梁启超的“中国图书馆学”思想来源于图书馆的实践活动和对国情的了解。认为梁启超的理论贡献就是打破封建社会奠定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建立起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图书分类体系,对近现代的图书分类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理想与信念的呼唤

崇高的理想与伟大的人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清末政治家)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成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