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老成”释义

杜甫评价庾信作品时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后又屡屡用"老成"评价他人的文学作品。"老成"体现出杜甫的文学审美观念,也是杜甫作品努力追求并达成的艺术高点。溯源"老成"一词词义,结合历代文学批评家对"老成"的理解,分析杜甫后期作品,发现"老成"一词既有"穷而后工"之意,也有"宏博渊雅"之内涵。     

凤凰意象:杜甫的精神图腾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杜甫,像凤凰是禽中之王一样,是诗中之圣.作为杜甫常用的一个诗歌意象,凤凰意象表现着杜甫高远的心灵视角和高贵的人生精神,是杜甫的精神图腾与生命象征.     

"因人作远游"之所"因"之"人"臆测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秋,杜甫携眷来到秦州,三个月后,又移居同谷.对于杜甫西赴秦州、移居同谷的缘由,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论者认为杜甫西行是有所投靠,其"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的所"因"之"人",当指杜佐和赞公.有的论者则认为"从杜甫秦州诗中看不出他有所投靠".从对杜甫秦州诗及其它相关作品的分析中可知杜甫西赴秦州、移居同谷是有所投靠,而所"因"之"人"不只是杜佐和赞公,主要是投靠同谷防御判官韦十六.     

杜严"睚眦"考,反证多隐匿--与丁启阵先生商榷

丁启阵先生在<杜甫、严武"睚眦"考辨>一文中引用了大量杜诗来证明杜甫、严武之间发生过"睚眦",然而对于所引杜诗如<哭严仆射归榇>等分析多不够客观,尚需重新解读;且最能说明杜甫、严武之间关系深厚的<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和<诸将五首>其五,丁文却都没有全篇引用并加以解析,难免有隐匿反证之嫌.     

杜甫秦州《遣兴》诸诗与王梵志诗歌比较--兼谈王梵志生活时代的判定

杜甫的秦州<遣兴>诸诗与王梵志白话讽喻诗的语言风格极为相似,应是杜甫对王梵志诗歌的有意模仿.结合王维诗歌中的"梵志体"题注,再以杜诗为佐证,可以判定王梵志应生活在初唐时期,其白话诗对杜甫、王维等盛唐诗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纵横"模式在杜甫晚年诗歌中的运用

杜诗"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与其沉浮的一生有莫大的关系,不过到中年才始见端倪,成熟于晚年.中外诸家都在考其"沉郁"的内容和"顿挫"的诗歌形式表现,却忽视了杜甫晚年诗歌中的"纵横"之气的展现形式.杜诗所展现的是"悲壮"的空间和时间的纵横交错感,也正是这种"纵横交错"之感成就了杜甫诗歌的悲壮.考其具体源流和诗歌表现以及所营造出来的诗风都将成为思辨的内容,而这都要落脚到杜甫晚年诗歌"纵横"模式的运用.     

从陇右诗看杜甫的和谐社会理想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政治理想,其中亦蕴含着诗人的和谐社会理想.流寓陇右时期,杜甫的和谐社会理想在其创作中表现得较为鲜明突出,其中消弭战乱、反对贫富不均、主张民族和睦和吟咏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共同构成了其和谐社会理想.     

贫贱忧戚 玉汝于成——杜甫流寓陇右对其诗歌艺术的影响

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初秋,杜甫抛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微官,携家带口,千里迢迢,艰难跋涉,走过了刚被战火蹂躏的关中大地,翻越陇山边关,来到了西塞重镇秦州城,开始了"流寓"陇右将近半年的生活:十月间从秦州南下成州,十二月初一离开成州南行,年底到达成都。居陇时间虽然不足半年,但在杜甫的生活、思想、创作上,却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一言以蔽之,它是杜甫一生的"转折":生活道路的转折,思想追求的转折,诗歌创作的转折。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诗人之一,其诗歌艺术的成就和旺盛创造力,莫不与他人生这一转折息息相关。     

致君尧舜:杜甫终身不渝的政治理想

袁行霈先生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认为,杜甫在长安时期"立登要路,致君尧舜"的理想就已经破灭.然而,大量诗证说明:杜甫"致君尧舜"的理想一直没有破灭,其致君之努力直至终老.     

试论宋代杜甫诗歌"集大成"说的生成与内涵

杜甫诗歌的"集大成说"在两宋得以定型并获得后世杜诗学史的认同,其主要内涵是"宪章汉魏,取材六朝",也即杜诗在诗歌艺术表现等诸多方面对汉魏六朝文学名家都有所继承和发展,并集合了诸家之长.两宋大量诗话皆结合杜甫的创作对"集大成说"进行了论述.杜诗"集大成"说的定型,对"诗圣"说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也说"罢官"与"弃官"--与李宇林等先生商榷杜甫离开华州任的原因

在历史典籍中,"罢官"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当事者主动辞掉官职,一是当事者被免除官职.杜甫的离职属于前者.杜甫离职的原因既不是由于"荒怠政务"被惩处,也不是由于"身患疟疾"难以为任,而是由于对肃宗的彻底失望.     

论杜甫的道家、道教思想

儒家思想在杜甫的思想中是处于主体地位的,但从其具体诗文的实际出发,可以发现道家及道教在杜甫思想结构中仍具有一定的地位,最显著的当是其对适性的认可与强调,这在其诗文往往表现为自然任运的意趣、随性而行的"兴"和自我真性的"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与贺知章、李白等道士或道教信徒的交往,同样也反映了其对道家及道教的信仰程度。     

"少陵弃官之秦"探因--关于杜甫弃官流寓秦州的补充意见

唐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由华州到秦州,其内心世界是复杂的.杜甫在<秦州杂诗二十首>开篇句中已经明确无误地道出了他西行的缘由"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满目悲生事"是导致诗人"弃官"的原因;"因人"则是诗人选择"西行"和"之秦"的缘由."因人"中的"人"有三层含义,但其重点是"神恋"中的挚友李白.     

杜甫陇右诗与陇右地域文化(上)

在杜甫一生的生活和诗歌创作生涯中陇右时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一时期的诗作具有与其他时期不同的鲜明的个性。其成就的取得有诸多的因素,其中陇右地域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方面。主要表现在:陇右的独特自然风貌、胡汉民族浑融、文化多元情境及不时出现的边烽紧急情势对杜甫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激发了杜甫的诗兴,影响了杜甫山水诗的创作,陶冶了杜甫的心灵,升华了杜甫的人生境界。     

杜甫秦州诗丛谈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大诗人杜甫先后流寓秦州、成州,创作诗歌一百一十多首,数量多,艺术价值高,在为后世留下丰富文学文化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疑问,如杜甫辞官西行的原因,在秦州及同谷流寓的情形,交游者赞公、杜佐等人的身份,流寓路线等等,都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难题。面对这些难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诗史互证,综合考述,实属必要。我们的主要观点是:杜甫西来秦州是因为罢官加关辅饥乱使然;南下同谷的主因不是秦州贫寒,而是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杜甫和赞公交游的地点只能在秦州而非同谷;杜甫西来秦州、南下同谷走的都是当时的官方驿道;"陇右诗"称"秦州诗"更符合实际情形等。     

明代诗坛上的“逆袭”——明嘉靖到崇祯年间诗坛上“批杜”现象成因浅析

有明一代,诗坛上学杜宗杜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诗人纷纷以杜甫为宗,提倡诗歌的社会作用,直至明后期诗坛上出现了一股厌唐心理和"批杜"现象。这种诗坛上的"逆袭"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对一个诗人作品接受史的演变,更是政局、思想等多方面演变的结果。对明后期诗坛上的"批杜"现象,我们应该用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吸取其中所提出的有价值的东西,摒弃无用的东西,这对新时代杜甫诗歌接受史的研究也是大有益处的。     

守正创新,别开生面——评刘雁翔《杜甫秦州诗别解》

近年来,杜甫秦州诗研究领域成果不断。已出版的专著,就有李济阻等的《杜甫陇右诗注析》、[1]高天佑的《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2]卜进善的《杜甫在陇右》、[3]天水杜甫研究会编的《杜甫陇右诗注译与评析》、[4]刘雁翔的《杜甫秦州诗别解》[5]等几部。而在这些研究成果之中,刘雁翔教授煌煌五十万言,详注详解杜甫首秦州诗的《杜甫秦州诗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杜甫的秦州知交阮昉

公元759年,杜甫旅居秦州,结识了隐者阮防,两人友好往还、诗薤互赠。杜甫秦州诗中有两首直接写到了阮防,而阮防的部分生平信息也因此得以留存。从杜甫的诗可知阮呀基本的形象轮廓：性情宁静、气质高古、诗风清隽且创作刻苦。     

论杜甫的数字入诗

杜甫诗中数字不仅是他"诗史"的构建材料,而且是他"诗史"的重要支撑。杜甫的数字入诗,从时空的组合反映了他沉郁顿挫的风格,有独特的修辞作用,是其诗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体现。     

翁方纲诗学理论研究——兼论江西文派说

翁方纲作为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在学术、书法、诗文等方面皆取得了卓著成就。在诗歌领域,翁方纲推崇杜甫、黄庭坚。杜诗在翁方纲诗学中占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黄庭坚"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的论书之语,被其奉为诗、书、学等诸领域的共同宗旨。翁方纲以杜甫、黄庭坚等江西祖、宗的诗歌为典范,以他们的言论为基础建立自己的诗学、学术纲领,并极力教诫江西学官弟子继承与发扬"质厚为本"的学风、诗风,从而使其诗文主张与江西派建立了无法割裂的血缘关系。然而,翁方纲对江西派并非模拟因袭,其诗学理论主张虽主要脱胎杜、黄,但在其创造性的阐释、利用中,翁方纲的诗学理论显示出了更为鲜明的"学人之诗""学人诗歌理论"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