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

我国1997年虽已将罪刑法定原则法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刑事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与这一原则相悖的现象。要实现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必需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加大立法力度，减少司法解释的越权行为；加强对侦查程序合法性审查，减少并杜绝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坚持“严打”与整治相结合，实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推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和错案追究制，确保审判公正。     

论罪刑法定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现代刑法两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遵循的是严格规则主义，而刑罚个别化原则则要求司法的自由裁量权，这两大原则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两大原则逐渐出现折衷调和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罪刑法定原则吸收刑罚个别比原则的合理因素，由绝对走向相对，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在罪刑法定框架内的自由裁量。     

浅析罪刑法定与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也有利于保障人权。由于我国的立法尚不完善、司法实践的灵活性等具体条件的限制,司法解释就应运而生．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起着弥补立法不足、统一规范和指导定罪量刑实务、填补立法漏洞的作用。作为罪刑法定的补充。司法解释也有其自身的缺陷,需要加以修正及完善。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对于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规范司法行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打击和预防犯罪等都将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就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论述了罪刑法定的概念、思想渊源、基本要求、范围和意义。指出我国新刑法在罪刑法定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最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重申与背离

司法解释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对立法者原意进行解读,一直以来就存在很大争议,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也不例外。《解释》对于贪腐类犯罪情节加数额的规定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要求,明确了刑法修改之后的一些争议问题。但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上来说,贪污贿赂一章的犯罪内部以及贪污贿赂与其他财产犯罪之间都存在对接上的障碍。另外,模糊性用语的出现,也给司法解释的适用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论罪刑法定原则和刑事司法解释的关系

在相对罪刑法定主义下，罪刑法定和刑法司法解释在其原则范畴和应用规则范畴内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司法解释对立统一关系的论述，力求倡导刑法司法解释自觉地遵守立法本意及法律规范的实质适用范围，与罪刑法定原则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理论。罪刑法定原则首先在法国被用于刑法典。1997年,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写入刑法典。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不仅铲除了封建主义的罪刑擅断,也为现代司法确定了适用准则,正确地进行司法解释,严格执法程序,做到依法定程序执法。     

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要树立人权保障“优先”观、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统一”现，要合理规定犯罪概念；加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     

司法程序的法理解析

司法程序的任务就是规制司法权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使案件能够在公平、公正的氛围中得以解决。然而,司法程序的意义又不能仅仅局限在其手段上,因为司法程序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明程序的标志,其自身意义不可低估。就司法程序的构成上讲,时间、空间、仪式缺一不可,否则就不符合程序之特点。在司法程序的价值体系中,应当对公平与效率进行整舍,惟有此,我们才不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危险驾驶罪的诠释与适用问题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具有恰当性,但未将“吸毒驾驶”、“无证驾驶”等同质性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对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认定,要从成立本罪的地域范围限制、对象限制、时间限制、具体行为种类及行为程度等方面进行。司法适用中要注意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相关罪名的衔接;对本罪关涉的程序、证据问题的处理,要注意公正与效率相结合。     

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

产生于罪刑擅断背景下的刑事古典学派主张罪刑均衡原则,产生于犯罪现象高涨背景下的刑事实证学派主张刑罚个别化原则。当前世界各国的刑罚适用原则是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的统一,我国的刑罚适用原则也是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的统一。     

秦汉时期的司法职务犯罪——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所见

秦汉时期,最高统治者已开始用法律形式规范司法官吏的职务行为,对他们在司法活动中的渎职或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加以严厉惩治。文章分析了当时司法职务犯罪的主要类型,及其相应的制裁。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对唐律的影响,从而展现秦、汉、唐律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论行政处罚法定原则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

行政处罚法定原则要求处罚依据应当明确,但法律规范中存在不确定法律概念又是客观现实。行政处罚法定原则适用于不确定法律概念造成一定困难。为实现二者相生与共,立法中应当适度限制不确定法律概念,采用定义概念的方式增加处罚依据的明确性,通过法律解释明确不确定法律概念,扩大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审查范围并减少“判断余地”。     

司法场域对法律意识的再生产

以笔者田野调查的案例作为切入点,对法官角色与法律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正是在人们意识中构成的一些图式,为社会行动提供了命名或话语权力,并被运用于特定的场景和互动之中;而不同的资源结构和组合关系又导致法官案件处理的差异无所不在,法官角色也存在因案而异的行为逻辑,即面对什么类型的案子,采取什么策略,是法官对具有不同利益和社会背景的当事人、律师以及干预者之间互动作用的认识结果,也是案件利害关系人,围绕着审判权,如何去达到自己目标的博弈过程。在此博弈过程中,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在敬畏法律、利用法律和对抗法律之间进行转换。研究结论,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法官角色必须由目前的纠纷解决型逐步向规则之治型转变。     

我国单位犯罪刑罚理念倡导

单位犯罪刑罚理念是单位犯罪刑罚制度设计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单位犯罪刑罚理念基于残缺的客观说,严重影响了刑罚效果的发挥。应该提倡基于主观说的客观主义的单位犯罪刑罚理念。刑罚不仅仅是社会基于道义施加的行为强制,更应从受刑主体角度考察其实际刑罚效果,从而达到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的统一。     

论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路径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道特有程序。自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之后,死刑复核程序的应有功能仍未完全发挥。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死刑案件更使得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再次成为人们极为关注的话题,死刑复核程序的修改也必将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规划内容之一。     

司法考试需要相应制度的支持

司法考试制度在当前的法制环境下所起的作用有限，在促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和中国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方面目前难有建树。相当多通过司法考试的人难以从事法律职业，法律职业者内部也难以形成共同体。要使司法考试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尚须进行人事、财政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