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媒介与用户:新媒介赋权下的生态构建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变革,刺激了社会信息权力的流动,带来了传播关系的变化与新机制的形成.资本、媒介与用户成为新媒介赋权下权力竞争的重要主体.社会信息的权力格局正在重塑,并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博弈生态.基于经济学、社会学等交叉理论与行业实践,探究新媒介赋权下权力格局的演变过程和发展方向,分析资本、媒介与用户三主体间赋权博弈的内在机理与权力生态,可以为新媒介赋权研究与实践提供多元化视角.     

理论旅行:当前我国版权研究的理论聚焦与前沿讨论

文章探究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我国媒体在内容生产过程中关注的版权问题,以及学术界对版权问题的关注、版权理论和实践.文章在梳理当前版权研究的议题与方向时发现,中国版权研究主要聚焦于制度建设、技术应用以及版权运营三个层面,并在数字化背景下进一步丰富了版权的内涵与外延,针对当前实践探索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法理层面的解决思路和措施,但总体上缺乏对版权商品化及其贸易背后权力关系运作等更深层面的探讨.     

权威延展与“益能式”反馈：随迁老人智能手机赋权的家庭语境及其实现

本文着眼随迁老人使用智能手机参与家庭决策的现状,发掘技术赋权在家庭语境下的实现条件。通过对20位随迁老人及10位成年子女的深度访谈发现,经由智能手机的使用,随迁老人获得了家庭互动所需的信息,实现了较低层级的赋权,而更高层级的技术赋权植根于既有的家庭地位和沟通实践。在家庭成员良性互动的前提下,重构的家庭权力关系会带来随迁老人持续参与家庭决策的意愿和行动,帮助他们实现微观层面上的融入。     

赋权和社会网络双视角下老漂族幸福生活的实现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老漂族作为多数小型化、核心化家庭功能不全的替代和补充,呈现出数量越来越多、规模日益庞大的状况,从故土到异乡,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区域位置的变换,更多、更艰难的是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如何协助老人更好更快地嵌入迁入地的社会环境,提升他们在迁入地的老年生活幸福指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拟从社会网络介入的视角初步探讨老漂族适应新生活、融入新环境的策略,实现为老漂族的赋权。     

网络信息内容规制的平台权责边界

平台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重要角色愈加凸显，其基于技术优势和法律赋权形成的网络信息内容规制私权力，行使了原本由国家行使的权力。本文着眼于网络平台信息内容治理实践，探讨国家公权力与平台私权力、平台私权力与用户权利之间的关系，试图厘清平台信息内容规制的权责边界，寻求网络私人规制与公共治理中的权利保障与治理效率之间的平衡。提出为了实现网络良法善治，应当清晰界定平台的信息内容管理义务，防止平台履行义务中的任意加码或减量，限制平台私权力任性；实现平台内容审核处理的透明、可责和正当程序，规范平台的信息内容处置行为，推进网络信息内容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实现中国特色网络治理模式下的“个人-平台-政府”三元规制结构的均衡协调。     

“弱者”与新媒介赋权研究——基于关系维度的述评北大核心CSSCI

由于权力的关系转向,赋权理论从"为弱者的传播"转变为"弱者的传播",弱者的内部性、关系性和能动性得到重视和强调,赋权的目标、过程、路径亦随之发生转变。新媒介技术的兴起和渗透,给赋权理论带来新的研究热潮和拓展空间。本研究着眼于新媒介赋权研究中关于"弱者"的探讨,认为在新媒介赋权研究中,由于关系的流动性和去疆域性,有关"弱者"的观念有弥散化、边界迁移和政治化的趋势,并对这些特征进行了评述。关于"弱者"和新媒介赋权的研究不应停留于应然的技术想象和泛政治化阐述,应该坚持实践路径和情境取向,并汲取关系社会学的思想资源。     

发展传播学研究的“赋权”理论探析

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传播研究及实践的困境,学者们提出了"赋权"理论及其传播策略。该理论以关注边缘人群的权力为起点,以参与式发展为核心,为传播促进社会进步提供了新的视角。赋权过程或机制包括边缘人群对其所属社会或社区的全面认识,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需要的援助的诊断,以及与社区成员和外部专业人员的互动沟通以寻求解决方案,最终促进社区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边缘人群在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学习经验、分享知识技能。外部专业人员为社区和个人提供支持、协调与援助,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边缘群体,他们在参与式的发展中分享知识,并最终收获发展的益处。本文试图论述赋权理论及其在发展传播研究中的应用,认为赋权理论为我国发展传播学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赋权:组织内部知识共享的必要环节

通过分析传统组织向知识型组织过渡中管理方式发生的变化,指出赋权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和方法,是组织内部实现知识共享的必要环节,赋权和知识共享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组织结构、文化和技术3个层面探讨如何在组织内部建立起面向知识共享的赋权机制。     

赋权理论视角下受众话语权力的重构——后媒介时代跨媒体叙事研究

跨媒体叙事是我们时代重要的叙述模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深刻影响着后媒介时代的受众。受众是媒体信息传播的接收者,媒介融合带来的权力变动影响着跨媒体叙事文本的生产过程。同时受众作为信息产品的消费者,其与信息生产者的权力关系也深刻影响着跨媒体叙事产业的发展。基于赋权理论视角,从意义生产与解读、受众内部的权力关系、受众与资方的经济博弈三个维度分析后媒介时代如何赋权受众。研究发现,在后媒介时代,跨媒体叙事不仅赋予受众极大的生产权力,同时也提升了受众解码信息的自主性。受众内部之间、资方与受众之间在权力的博弈中寻求平衡。不同维度上的权力重构在文化与经济上共同促进了跨媒体叙事的健康发展。     

从情境崩溃到情境再分离：社会-关系情境中的用户社交媒介实践——基于微信朋友圈“仅三天可见”的研究

本研究从情境崩溃理论出发,将“仅三天可见”视为微信朋友圈情境崩溃后的情境再分离的用户实践,探讨情境崩溃之后“再分离”的过程和策略;同时挖掘中国社会情境的关系内涵,把中国人的脸面观和关系逻辑纳入到处理情境崩溃的具体实践之中。这种情境崩溃与情境再分离在中国语境下,不仅仅是社会情境意味的自我呈现问题,更是关系情境中的关系建构、关系中的自我建构和脸面建构的问题。研究发现,“仅三天可见”作为一种技术装置,赋予了用户改变情境定义和自我呈现的可能性,也赋予了观众对新的情境定义和人际关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用户通过对“仅三天可见”的创造性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与他人的边界确定、自我与角色的分离、熟人与陌生人边界的确定,从而缓和了情境崩溃引发的冲突,实现了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维持”倾向与脸面的修复,也引发了关系中的自我变化和对熟人关系的重构,从而使得“仅三天可见”作为一种情境再分离在中国语境下是一种社会-关系情境的再分离。文章最后讨论了“仅三天可见”作为技术可供性与用户创造性实践的中介,将作为宏观的加速社会结构和行动者对技术的中介使用的能动性连接起来,在社会-关系情境中,实现了结构与行动的松散耦合...     

社会化媒体中的弱势群体:自我表达与赋权

社会化媒体是当今媒介发展的主流趋势。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社会弱势群体借助社会化媒体实现自我表达与赋权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媒介赋权作为一种新型的民意表现形式,不仅是信息传播形态的改变,同时是社会权力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博弈。在互联网用户中,草根阶层的数量急剧上升。因此,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如何使用社会化媒体自我表达和赋权的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持久危机”下的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基于2023年六大热点议题的分析

在疫情反复、地缘冲突、经济下行并存背景下，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Permacrisis”（持久危机）为特征的新时期。全球新闻传媒业在制度、生态和技术层面的发展方向也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本文基于PEST分析的框架，利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提炼海外学者和媒体人对于2023年全球新闻传播发展趋势预测的访谈，形成了政治层面，跨国危机凸显数字平台网缘政治格局、国际新闻报道要求真正实现“国际化”；经济层面，老牌社交媒体衰退危机与新兴社交媒体“TikTok化”并行；社会文化层面，视觉内容生产变革背后的“零信任社会”危机、面向数字时代的算法素养教育升维；技术层面，人工智能挑战新闻采编部场域惯习等六个维度的问题，对2023年的全球新闻传播业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与分析。     

数字时代平台型媒体现代治理策略研究--基于TOE理论框架

数字时代的平台型媒体风起云涌备受追捧,但平台与生俱来的原生特征导致劣性事件层出不穷,如何构建融媒体环境下平台型媒体的现代治理模式,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本文基于TOE框架,通过技术赋权、组织赋能和环境赋责三维视角,以创新研究范式探究平台型媒体的现代治理策略,以期为提升平台型媒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主流媒体短视频平台再中心化的媒介逻辑

媒体融合大趋势下，中国主流媒体在短视频平台实现再中心化的媒介逻辑是实现政务、业务和商务的共同发展。新型主流媒体在政务层面要发挥网络议程设置的作用，建构政治认同；在业务层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履行媒体的社会责任，及时调节社会情绪；在商务层面，新型主流媒体要正视流量与资本的作用，平衡商务活动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实现良性运营。     

网络文学出版研究的概念、框架和范畴

在出版学和跨学科视野下对网络文学出版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研究范畴进行探讨，认为网络文学出版是由核心层、延伸层、关系层构成的结构系统；基于场域理论剖析了其内外部结构，提出由个体生产者、机构生产者、读者、政府等行动者构成的网络文学出版场分析框架；通过对行动者权力和资本结构关系的分析，揭示网络文学出版的生产机制、经营机制、消费机制和管理机制，提供了研究网络文学出版的基本面向和新视角、新路径。     

媒体融合的中国进路：基于政策视角的系统性考察（2014-2023年）

在中国式媒体融合演化进程中,政策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资源配置力量角色。本文采取政策设计的理论视角,对十年来国家层面的媒体融合政策进行系统性考察。研究发现,政策整体稳健推进,关键节点爆发式增长,有序发布,突出重点;政策对技术要素的关注度呈现出越来越高的趋势;媒体融合政策颁布主体逐步明确,以实现政策精准落地。同时,十年产业政策持续推动媒体产业资源要素的创新流动,明显表现出“重技术应用,轻体制创新”的规制取向;政策驱动也呈现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博弈与合作关系。文章认为,分类改革的制度创新应该尽快提升到政策体系的核心地位,数字新闻业和数字社会应该成为政策评估的基本生态面向。     

媒介遮蔽与行动纠缠：平台型媒体的权力控制机制研究

平台型媒体是平台化进程中的重要表征,是承载与连接网络社会关系的必要介质,通过对技术、政治、资本与情感四个层面的发掘可以厘清平台型媒体权力控制的生成机制。其中,技术逻辑以平台媒介自有法则为依托,以媒介空间的关系再造为结果,对平台遮蔽与结域进行本体反思;政治逻辑主要体现在舆论话语引导、话语管控、公共话语空间的侵占等方面;资本逻辑主要表现为平台资本主义的信息霸权与数据垄断和对平台资本劳工的隐蔽剥削与具身异化;情感逻辑主要强调平台型媒体对网络社群情感的控制与操纵。发掘平台型媒体的权力控制诱因,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网络社会批判,增强了对施控主体的社会辨识度,为平台型媒体治理提供理论参考。     

论智媒传播中人的主体性虚置与主导性迁移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将基于大数据的算法与新兴社交媒体的运作深度结合，把社会互动带入智媒传播的新范式。智能技术的深度学习不断增进算法与人性思维的相融，在传播关系层面改变了传媒领域的传播生态，变革了在传播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主导性和相应话语权力构成。本文在明晰智能算法对社交媒体传播的技术赋能和带来的权力转移现象后，重点对智媒传播中主体性虚置的多重表征和权利让渡引发的主导性迁移进行分析，以期对人工智能深度参与传播的规范化、合理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政府在和谐社会中的媒体运用策略

信息传播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重要动力，信息公开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获取信息是现代公民的宪法权力，为了和谐社会的最终实现，政府应该调整和媒体的关系，利用媒体占领舆论阵地，为和谐社会创造和谐的舆论环境。政府在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时，最主要的策略有四点，即：政府官员要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开展工作；政府应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尊重公民的知情权；政府在公务活动中要提高媒体公关意识。     

出版研究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

出版研究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金兼斌【北京】（一）问题的提出理论研究的意义常需借助和实践的相互作用而体现出来。出版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受着出版实践的制约，包括出版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制约和超前的理论设想难以得到出版实践切实的检验的制约；另一方面，理论如果仅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