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对父母游戏干预认知的影响力模型研究

随着子女独立意识的觉醒、家长在媒介技术上的权威瓦解，以及亲子对游戏看法上的分歧，父母单方面制定的游戏干预策略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本研究从青少年如何看待父母干预的视角入手，引入干预认同的概念，即青少年对父母游戏干预方式的认同程度，并采用实证研究对这一概念操作化为5个维度的变量。同时，将这些变量作为父母积极干预方式与干预效果之间的中介变量，构建青少年对父母游戏干预认知的影响力模型。研究共收集470份有效数据检验该模型，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研究发现，当青少年感知父母积极干预执行方式越偏向自主支持型时，他们对父母干预的认同程度越高，他们的欺骗性游戏行为越少，游戏素养越高。     

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脚手架”、身体及物质性——以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视频通话研究为例

全球人口流动背景下,“远程家庭”已然成为一种新型社会图景,许多流动的打工父母不得不与孩子异地而居。此种情况下,父母怎样与他们留守的小孩沟通?远程抚育又如何进行?对此,该研究以录像民族志为方法,深入探索父母使用视频通话技术进行“媒介化抚育”的实践和路径。基于两年的录像田野和细致的录像分析,研究展现了远程媒介化抚育是“远程代际合作”过程,祖辈以“脚手架”角色参与其中;结合语音音律以及对远程传播中“物”的分析,论文指出媒介化抚育参与者需要调动“具身”特征、调动“物”的“示能”来构建远程亲密关系。该文为理解中国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远程抚育与新媒介之间的相互构建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传播学中有关媒介、身体和物质性的探讨提供了创新方法论范式参考。     

乡村家庭、儿童手机实践与父母媒介干预困境——基于GH乡的民族志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当前严峻的乡村儿童手机使用问题成为社会各方讨论的焦点,但乡村父母在其中的角色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以GH乡父母媒介干预为研究对象,通过民族志和问卷的方法,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研究发现,GH乡父母主要采取单一、威权式的规则和限制媒介干预策略,以主体性、交往性为要义的社交性干预和灵活柔性的技术方案则处在边缘位置。这一情况与特殊的乡村家庭经营理念、关系以及空间等结构复杂勾连,使原本不协调的父母媒介干预遭遇到更大的困难。这一情况在影响乡村父母对儿童手机实践脆弱的监督和引导作用的同时,还可能进一步加剧乡村家庭的亲子矛盾冲突。     

数字游乐园的家庭博弈——父母干预与青少年手机游戏行为的质性研究

本研究从父母干预理论(parental mediation theory)的视角出发,对35位有手机游戏经历的中小学生进行深度访谈,以此了解父母在青少年手机游戏过程中主要采取的干预方式以及青少年对父母干预行为的看法和反馈。研究发现,青少年在进行手机游戏时,其父母主要会采取三种干预方式:限制型干预(如限制玩手机游戏的时间)、积极型干预(如和孩子讨论游戏的内容和利弊)、以及共同使用(如和孩子一同玩手机游戏)。限制型干预是大部分父母常用的干预方式,但大多数中小学生对该方式的接受度较低。中小学生普遍更渴望获得积极型干预,但有效使用积极型干预的父母却不多。在实施共同使用的干预模式时,父母容易忽视孩子的游戏偏好,且设定双重使用标准,产生了负面示范。此外,本研究基于研究发现提出了转移型干预,进一步丰富了父母干预的内涵。     

电视在科学老龄观塑造中的引导

随着“四二一”家庭模式（即一对夫妻要抚养一个孩子,赡养四个老人）日趋普遍,家庭养老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电视媒介应充分发挥“解释与规定”的功能,向受众传播科学的老龄观,帮助人们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     

为孩子创造最优质的“后天遗传”——评《新父母学校》

无论父母有多大成就,孩子的教育失败,整个人生就失败。无论国家多么发达,家庭教育失败,整个国家就陷入失败。近年来,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成为时代发展的又一特征,也引发了家教图书市场的繁荣。在《哈佛女孩刘亦婷》激起的“天才儿童”崇拜热潮逐渐退去之后,家长们越来越多地回归到现实家庭生活之中,理智地寻求一种贴近现实、普通人可以企及的家庭教育智慧及策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新父母学校》一书,回应了当前家长们的这种需要和期待,它以“教育孩子,家庭比学校更重要”为切入点,深入挖掘出隐藏在家庭生活之中的教育智慧,向读者提供了如何为孩子创造最优质的“后天遗传”的教育策略,富有深度和新意。     

远距离“做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的媒介驯化与亲职实践

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与在外务工的父母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冲击、影响了传统模式的亲子关系建构。智能手机的普及改变了远距离家庭的相处方式,建构了留守儿童与其父母超越时空的“共同存在”。本文通过对15组留守儿童家庭进行协同访谈,考察了他们如何共同“驯化”手机,以达到“做家庭”的动态建构与亲职划界。本研究指出：手机在留守儿童家庭中发挥出新的意义和实践策略,父母得以弥补内心的亏欠感,以“媒介替身”的方式陪伴儿童成长;远距亲职实践仍然受限于传统的性别脚本,造成母职和父职在“做家庭”过程中持续的不对等;同时儿童并非完全被教导的客体,他们同样借助媒介“再驯化”策略表达对父母的情感乃至对日常监视的抵抗。     

“微媒介”环境下传统新闻媒体转型发展策略优化

“微媒介”大环境的到来给传统新闻媒体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在“微媒介”背景下为帮助传统新闻媒体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为此本文对“微媒介”背景下传统新闻媒体转型发展策略进行优化研究,通过研究现阶段传统新闻媒体的发展现状,分析当前面临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拓展盈利渠道、增加用户黏性、做好发展导向以及提升传统新闻媒体工作者的“微媒介”认知这四方面的转型发展策略,以期为传统新闻媒体强化自身优势和主体地位,提升自身媒体价值提供一定帮助。     

基于EPPM理论的社交媒体使用与父母育儿焦虑的关系研究

伴随着社会转型期家庭结构与育儿理念的变化，父母面临着十分普遍的“育儿焦虑”现象。本文结合拓展的并行处理模型建立研究模型（EPPM）对305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对我国社交媒体中的父母在线信息接触与育儿焦虑之间的关系、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成为影响父母育儿焦虑的重要因素，育儿信息获取频率正向预测了父母的整体育儿焦虑；主动、被动信息获取模式皆正向预测了父母的育儿焦虑心理与行为，均正向影响父母的感知风险与感知效能，感知风险与感知效能起中介作用；传递风险类信息会增强父母的育儿焦虑，缓解风险类信息会降低父母的育儿焦虑，感知风险与感知效能起中介作用。     

从偏向时间到操纵时间：比较视野中伊尼斯和基特勒的“媒介-时间”研究

对于现代人而言，媒介不仅介入和影响了时间的感知和使用经验，也在建构日常生活的意义上改变了时间的性质。伊尼斯作为较早关注到传播媒介本身的西方学者，也率先从媒介的物质性视角看待时间问题。他的时空偏向理论从宏观的、知识运输的层面为我们把握媒介、人与时间的关系提供了路径。如果说伊尼斯开创了“媒介-时间”研究的结构主义先河，那么在他之后的基特勒，则打开了这一研究的后结构主义大门。他以数据处理的可能性重新阐释媒介与时间的关系，并突破性地提出了“时间轴操纵”理论，由此“媒介-时间”研究进入微观层面。本文在比较视野的观照下，探究了伊尼斯与基特勒“媒介-时间”观的异同性，并表明二者为推进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为数字时代人们正确处理媒介与时间的关系提供思想参考。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研究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至今已有30余年,正是这30多年来独生子女父母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并冒着传统养老风险而生养一个子女,使中国摆脱了“人口危机”,实现了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顺利转变。政府应像管计划生育工作控制“生”的问题一样,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后续社会保障问题。即要强化独生子女养老事业（包括家庭养老）规则化、制度化的问题。妥善处理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消除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的后顾之忧,也是稳定我国低生育率的关键。     

我国省级党刊的发展困境与出路探索——以《江淮》杂志为例

本文以《江淮》杂志为例,通过分析其发展范式和所面临的举步维艰的市场化前景、精英化道路的内容匮乏、专题策划创意和深度不足、媒介融合之路任重道远等困境,提出省级党刊在注重公益事业性的同时,要强调扩大市场生存空间;重视“宣传”职能,不忽视“新闻”功效;通过媒介融合打造“党刊+”全媒体探索之路等策略,以期为新时期省级党刊的发展提供一些积极的借鉴.     

基于补偿性媒介理论的互动剧传播策略探析

互动剧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呈现出媒介发展的“人性化趋势”,改变了传统电视剧的线性叙事和单向传播信息的弊端,革新了观众与影视内容之间的连接方式,具有补偿功能,为影视行业带来了新的可能。本文在补偿性媒介理论视阈下探讨互动剧表现出的受众赋权、交叉叙事、交互性等新特点,总结了互动剧“补偿”自身发展时所面临的挑战,并针对互动剧的传播策略提出几点建议,为进一步探索研究互动剧奠定基础。     

独生父母调查——艰难的成长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代,已相继进入而立之年,他们正式从孩子变成父母,从“小皇帝”成长为“监护人”。未来十年,随着越来越多第二代独生子女的出生,由第—代独生父母养育第二代独生子女的家庭将超过1000万个。有人担心,80后独生父母自己还是垮掉的、自私的、没有责任的一代,如何教育他们的下—代;也有人充满期待,因为他们是更重教育、更重自我、更具公民精神的—代。     

社交媒体对家庭关系的重构

社交媒体与移动智能设备的完美联姻,消解了传统的家庭关系.新媒介介入家庭内部后超越了传统媒介营造的家庭氛围与社会环境,新的家庭信息场景和新的媒介情境重新塑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本文探讨社交媒体传播模式与形态下对家庭关系带来的影响,分析了新情境下家庭内部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的变化特点,父母的家庭绝对权威地位受到挑战.     

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困境与符号学取向

媒介环境学派,是以多伦多两位媒介巨匠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传播理论范式.半个世纪以来,该学派已发展至第三代学人.在简要回顾媒介环境学派核心理论体系发展的基础上,文章指出媒介环境学派面临一些理论创新的深层次问题.通过媒介环境与符号环境的内在关联研究,提出媒介环境学派方法论融合创新的线索之一,是将媒介环境视为一种基于符号结构的“软”环境,以更切适于新媒介环境下人与媒介交互关系机制的研究.     

信息“助推”：算法时代传播引导研究的新视角

在新旧宣传范式迭代的研究语境中，传播引导研究面临“原子式受众”与“刺激-反应逻辑”前提的动摇，源自行为经济学的“助推”（Nudge）观念带来新视角。算法力量的显现，启发传播学界将曾用于公共政策等现实情境的“助推”干预策略应用到信息情境中。信息“助推”，契合新宣传要求，指在不损害媒介受众自主选择权的前提下，传播者有意图地通过微小的符号线索（尤其是排序线索与提示线索）来为信息情境附加引导性，从而塑造受众认知方式，进而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新宣传方式。该视角带来两个有意义的研究议题：利用提示线索（内容标识）治理内容生态和利用排序线索（操纵显著性）展开营销认知争夺。需要强调，研究与实践都应重视信息“助推”的伦理问题，警惕商业与政治机构对该引导工具的挪用。     

地方广播电视台应用网络直播进行转型升级的策略

随着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媒体行业发生巨大变革,其中广播电视台也面临着新媒体的冲击与挑战。新媒体环境下广播电台要实现转型升级,要积极应用新兴融媒体技术要素,构建“广播+”组合式媒介平台,拓展受众对广播电台的关注度、提升受众与广播电视台节目的互动性、增强受众获取广播电台信息的便捷度等,促进受众与广播电台形成亲密的信任关系。^[1]本文分析当前广播电台在新媒体环境下面临的主要困境,以山东菏泽电视台为案例,探索广播电台与新媒体网络直播媒介实现融合的有效途径,以盼促进广播行业在新时期的转型升级与长远发展。     

权力的转移：智能手机使用中“文化反哺”的场域效应

子代对亲代的“文化反哺”推动了移动媒体技术向中老年群体的扩散,同时也加速了家庭场域权力关系的转移。本文通过对30位中老年父母的深度访谈,呈现了由智能手机使用中的“文化反哺”导致的家庭权力关系转移图景。研究发现,子代对亲代的“文化反哺”伴随着家庭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变化,亲代沿着“顺从-抵触-反抗-妥协”的路线完成家庭场域中的权力转移。这场权力转移受到场域同构性、文化资本类型以及行动者性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新场域权力关系的形成影响了两代行动者后续的行动策略选择。     

“家庭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家庭化”：媒介与家庭的双向互构与实践逻辑

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媒介与家庭之间构成了一种超越以往的新型关系。本研究通过走访观察与深度访谈10户形态各异且遍布某城市各主城区的家庭,试图回答媒介逻辑对现代家庭生活运作的形塑机制以及家庭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如何对媒介施加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的运作已离不开媒介所主导的逻辑,媒介维系着整个家庭的关系网络与生活秩序,变成一个“统摄”家庭运作的组织安排者。崭新的媒介技术在进入家庭之后,会再现家庭“驯化”,家庭成员充分展现主体能动性,建构与媒介技术共同交合的传播逻辑。媒介与家庭之间形成了一个双向作用的动态互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