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治理：概念、逻辑与“共识”取向

媒介化治理的逻辑前提,在于媒介系统深嵌至社会、文化、政治、价值等多重系统中,并为现代性风险治理提供新的取向。现代性背景下的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由国家和政府主导,以媒介化思维嵌入至社会治理网络为认知起点,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参与至现实问题的过程性治理实践,其目标则是实现多主体的情感共通与共识达成,成为现代化风险模态下的新型治理取向。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媒介化治理更与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新型治理主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是立足于媒介化思维上治理主体“范式”的整体转型,集中表现在权威机构优化情绪治理、媒介平台建构集体信仰与社会公众践行理性行为。     

媒介在场·媒介逻辑·媒介意义——民族传播研究的取向和进路

在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与传播的研究中,无论从宏观层面分析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还是借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从微观层面考察具体场域中民族社区和日常生活的变迁。这些研究取向都要面对如下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这些研究中寻找到不同个案之间的关联,从而建立起民族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本文将民族传播的研究置于"媒介化社会"的语境下,提出民族传播研究的三个基本概念,即"媒介化"、"日常语态"和"超越乡土",并阐述这三个基本分析概念的彼此关联。最后,文章提出民族传播研究的进路应该把握住"媒介在场"、"媒介逻辑"和"媒介意义"三层关系。     

新型治理主体：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中的媒介化治理能力建构研究

在媒介化社会,人类在推行法治、德治、善治的同时,也把媒介化治理纳入社会治理的体系之中,把媒介化治理能力的提升纳入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范畴。从能力建构上看,媒介化治理能力是调动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过程,在建构过程中,行为主体充分利用媒介本身的特点,发挥媒介干预社会的作用,从而实现媒介化治理效果的最大化。从能力结构上看,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中的媒介化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遵循逻辑的能力、信息披露的能力、有效引导的能力、调动共治的能力、舆论监督的能力等五种能力。     

媒介化理论视域下图书出版的媒介化表征与逻辑探析

作为晚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媒介化在高度现代化社会逐步彰显其特性,电子媒介的兴起亦促使出版媒介化趋势加深,继而对传播形态、互动模式乃至整个出版流造成革新。文章基于媒介化理论的四个重要特性,以媒介逻辑为核心,归纳“出版回流”现象背后图书出版呈现的三种媒介化表征,重新审视被媒介逻辑介入的出版体系,旨在正视新媒介对传统出版业产生的重要影响,由此促成二者依存共生的发展态势。     

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媒介化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媒介规制”的实践取向,是探索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的治理新范式,最终要以治理的媒介化进路及逻辑达成善治目的。本文对媒介嵌入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进行剖析,在厘清媒介化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化治理的相应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媒介化治理是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媒介作为基础设施能发挥“媒介规制”涵化作用,对国家治理体系与信息传播体系进行同构,协同参与面向未来媒介化社会的新治理图景。因此,社会场域和系统需不断调适自身以适应媒体规则和媒介逻辑,通过平台一体化、信息供需精准适配、技术赋能提质增效三个实践路径增强媒介化治理效能。     

风险网络：作为非人行动者的媒介与社会风险的生成

身处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个体对风险的感知除了亲身经历外，更多地是源于媒介提示的风险图景。大众传播时代，媒介是风险的中介化，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站。但伴随着深度媒介化，风险的社会放大这种线性传递观具有明显的解释局限性。随着行动者主体的增多以及行动者网络异质性的提高，媒介在呈现风险的同时，自身也在生成风险。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新媒体时代媒介化治理的关键不在于技术层面如何传递风险信息，而在于如何减少因为媒介化传播产生的“次生风险”。行动者网络视角进一步明确了当下社会风险的本质，即作为网络的风险是多元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兼具不确定性和动态生成性的非线性存在。     

媒介与媒介化的互动机制

在媒介融入受众生活,对社会影响越来越深入的当下,媒介化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论文在对媒介和媒介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媒介化的形成及条件、媒介在媒介化中的角色和媒介化对媒介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建构出了媒介与媒介化的互动机制.文章认为,媒介与媒介化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改变与被改变的直线性关系,而是媒介与社会互动意涵的进一步彰显,是媒介传播理论在地化实践的一次尝试.在媒介与媒介化的互动过程中,媒介的传播行为渐渐带有一定的社会性, “媒介”也成为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形式中的关键因素.     

经济媒介化: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话语

面对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的“盲点”,此次研究首先澄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话语的根本立场,然后结合媒介化理论,指出媒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中的关系建构过程属于经济媒介化,媒介、媒介化与媒介逻辑是经济媒介化分析的操作化概念,最后通过历史性回顾展现了人类社会经济媒介化的元过程,即在基础设施媒介、经济媒介与信息媒介的配合与发展下,经济媒介化先后经历了渗透、延伸、改变与内化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媒介逻辑对经济发展具有建构与遮蔽的双刃效应。经济媒介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物质生产背后“看不见的关系”的补充研究,为深化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以及媒介化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     

风险社会与媒介化治理之间的关系建构与影响互构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可避免、无可选择地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新时代,加大对风险社会的规范化管理和制度化治理,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让媒介化治理参与到风险社会的治理之中,应成为我国治国理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战略支撑点之一。处理和建构风险社会与媒介化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正视并互构风险社会与媒介化治理之间的影响,无疑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一项现实课题和一道亟待解答的“中国之问”。     

新型媒介制度实践的“质的规定性”及其演化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这开启了新型媒介制度实践的进程。论文认为，新型主流媒体应把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和媒介深度融合落实到“人”的要素上，这是由中国传媒生态的三重逻辑决定的。新型媒介制度实践作为一种“体系”实践，首先是包含了受众和用户主体的实践；作为制度性公共产品，与执政理念相互契合，互为表里，“人民至上”是其核心；媒介深度融合之“深”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之“全”正是新型媒介制度实践的两个维度，其交叉点正是社会行动者的传播公共性建构。全民主体、全民参与、全民分享、全民认同，这些构成新型媒介制度实践的“质的规定性”内涵。将“人”放在传播的首位，是向真正的传播本体的回归，这是新型主流媒体发挥社会治理功能的关键。     

突发事件风险媒介化：“信息疫情”的本质、演化与治理

“信息疫情”往往是突发事件次生的“第二战场”,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议题,其本质是突发事件生发演化与情境结构变异所形成的风险媒介化景观。在共时性维度上,突发事件的符号化、信息扩散的病毒化和公众情绪的势能化交融互动,共同建构了漂移、异轨和构境的景观整体;在历时性维度上,媒介化作为一种结构性和功能性力量,以风险的时空折叠、智能复制与数字计算,嵌入甚至主导着信息疫情风险景观的生发演化动态过程。信息疫情治理的关键在于把握突发事件风险的媒介化特征,在理解媒介化贯通“事件-信息-情绪”风险景观的基础上,遵循以人为本的自反性原则,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索风险规避、防范与调节的应对机制。     

“以人为本”：深度媒介化视域下社会治理的逻辑再造

深度媒介化进程中,数字媒介已然下沉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并浸透在社会的结构之中,将一系列断裂的、分割的要素按照传播的逻辑和法则整合成新的组织体系和聚合性承载空间。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的互联网发展、微粒化社会的涌现,从横向裂变到纵向聚变的价值新方式以及Web3.0的“确权”,都成为深度媒介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现象。与此同时,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现代社会的风险互嵌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难题。本文认为,在深度媒介化的今天,我们可以基于“以人为本”的底层逻辑,以“复杂性范式”“、去中心化自治”（DAO）和“游戏化范式”的治理机制进行社会治理,这既是当下以及未来社会治理的重要切入点,也是传统社会解构后通往未来“自组织”的重要线索。     

治理媒介化：直播问政治理逻辑与路径优化

从电视问政到直播问政是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跨越式发展。媒体直播问政是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媒体融合创新发展双重要求下的媒介实践,通过“事前”凝聚相关利益群体,“事中”打造公共协商空间,“事后”保持对话与监督落实,助力治理媒介化发展。未来主流媒体要深化治理媒介化,通过提高政治逻辑媒介化水平,深化媒介逻辑媒介化程度,提升用户逻辑媒介化素养,创设常态化社会治理协商氛围。     

以信息为轴：信息失序的媒介化治理逻辑再造与实践路径

信息失序是数字时代下信息势能失衡与状态失序的风险化反映。本文对信息失序现象的本质机理与现实缘起进行剖析,以信息为轴,分析了防范信息失序的再造逻辑,提出信息生态涵化与调适作用下的媒介化治理路径。本研究认为,媒介化治理作为数字治理新范式,可以发挥“信息生态涵化”的实践取向,嵌入到信息源、信息链、信息流中,形成信息源应用循证、信息链精准适配、信息流净化共生的信息治理逻辑。最终,通过加强可信的知识和信息资源有效供给,在认知关联中澄清信息失序真相,构建智能过滤与智能熔断的信息流把关体系,从而达到善治信息失序的最终目的。     

论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三重逻辑

媒介化社会是社会媒介化的结果,是媒介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模式的一种表述.媒介化社会的形成有三大逻辑,一是以媒介融合为特征和趋势的媒介技术演化的结果提供了媒介化社会形成的技术支撑力,为社会的不断媒介化提供了可能性;二是受众对信息永无止境的需求甚至依赖构成了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主体牵引力,是媒介化社会形成的必要性前提;三是现代社会信息环境的不断"环境化"展示了巨大的媒体影响力和建构性,是媒介化社会的必然性后果.     

“媒介逻辑”如何影响中国的抗争?——基于40个拆迁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尽管不少研究关注到媒介与抗争的关系,大部分研究倾向于将媒介作为抗争工具和策略加以理解,或仅仅关注媒介内容、媒介框架对抗争事件的呈现,未将整个媒介生态对抗争的影响看成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本文以"媒介逻辑"作为核心性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媒介逻辑如何共同作用于抗争这一特定社会领域。对发生于2003-2012年间的40个拆迁抗争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媒介的内容逻辑比技术逻辑、制度逻辑更具影响力,但内容逻辑的影响力镶嵌于而不是独立于政治制度。虽然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自身无法有效解释抗争成功,但三种媒介逻辑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效应,在内容逻辑基础上引入其他二者将大大提高"媒介逻辑"对抗争成功的整体影响。总之,本研究在经验上初步验证了整合的"媒介逻辑"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媒介化社会下文化生产的媒介逻辑分析

伴随着媒介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介角色实现从中介向本体的转向,成为了体验和目的的环境。在本体论上,作为技术、语言、环境的媒介影响着文化生产的理性、形态及生态。然而由媒介所带来的新文化秩序也产生了一定负面效能：资本裹挟下技术附魅加强,审美浅表化和泛娱乐化以及建构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面对媒介逻辑控制的不可避免性,应当提升用户媒介素养,加强审美引导和营造良好的媒介生态,以更好转化好媒介自身的规则和资源,更好地服务我们的文化生产实践。     

基于媒介传播视角的公众风险感知研究

我们生活在风险社会,也生活在媒介社会。媒介传播从媒介渠道类型、媒介信任、媒介内容框架三方面影响了公众的风险感知。传统媒介与新媒介、官方媒介与非官方媒介使不同背景的公众风险感知产生差异。较高的媒介总体信任度则可以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媒介呈现风险事件时正负性内容框架使风险感知呈现差异化结果。媒介因素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以情绪、知识两变量为中介。因此,在应对风险事件时,媒介应维护品牌信任度,结合自身属性与细分受众发布有效内容,稳定社会情绪。     

媒介化治理实践推动市域社会治理路径创新——基于《我们圆桌会》的个案分析

积极推动媒体参与市域社会治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展现“两个先行”头雁风采,杭州在通过媒介化治理实践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本研究通过对《我们圆桌会》的个案剖析,探究了媒介化治理过程中媒体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调和方式以及媒体制造社会共识从而达成媒介化治理目标的具体方式,探索了基于《我们圆桌会》媒介化治理实践推动杭州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即通过搭建多元社会主体交流沟通协商平台,形塑自身主体性。通过党政部门与媒体机构的“政媒联动”机制,规避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冲突与矛盾。通过媒体的公共性实践,在广泛的多元社会主体中制造社会共识,实现媒介化治理目标。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现实基础、介入逻辑和实践准则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的“媒介化治理”,不单是媒介化社会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更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介入逻辑,主要包括通过设置议程型塑人民群众的社会认知、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和渠道、为多元主体提供可以协调沟通的平台、发挥媒介调节社会情绪和情感的功能等。与其他治理方式相比,“媒介化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并非“万能药”。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所进行的“媒介化治理”,应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媒介化治理”共同体立场,谨防“舆论偏好”引发治理风险,避免对“媒介化治理”产生依赖,在最大程度上杜绝媒介系统的功能错位,找准应急治理的发力规律,以此全面提升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