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账号与叙事：社交机器人在俄乌冲突中的舆论干预研究

俄乌冲突爆发后,社交媒体成为推动对双方有利叙事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对Twitter平台上俄乌冲突的相关讨论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社交机器人干预舆论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首先,标签成为社交机器人行动中的重要工具,一方面通过推动标签活动来制造舆论影响力,另一方面会通过标签劫持来扭转舆论局势;其次,通过大量部署意见领袖型社交机器人来引导舆论,并通过打造新账号来建立意见领袖优势;第三,分属于不同阵营的社交机器人存在明显的叙事差异。本文认为在社交机器人的干预下,网络舆论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舆论,应反思民众如何从社交媒体获取真实信息的问题。     

社交机器人在新闻业应用中的现实图景

由于传播者的目的不同,社交机器人在应用中既可以取得辟谣假新闻的正面效果,也可以传播、扩散负面虚假信息。随着媒介技术的变迁、发展、融合,目前的应用型社交机器人主要分为平台内嵌型社交机器人与独立程序型社交机器人,它们均参与到了新闻的生产和编辑、聚合与分发等各个环节中。社交机器人相关媒介技术和产品的发展,可能会进一步改变整个新闻业的产业结构、市场份额甚至是新闻用户对新闻本身的认知逻辑,重塑新闻业的未来。     

谈新闻框架意义的价值体现

媒介(报道主体)通过对信源、信息频率、新闻视角、新闻选题、新闻语境等限定,构成新闻报道的基本框架。新闻框架通过报道主体以不同视角来进行新闻选择和叙事, 使受众的知晓模式、认知情况等发生倾向认同或涵化效应, 从而影响舆论。本文试图通过新闻框架因素及其影响的效果分析,说明新闻框架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为我国危机传播管理研究带来的启发与改变

始于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间,内地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目前,疫情已经升级为全球性疾病大流行事件。作为以新发传染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传播管理研究与过去的2003年"非典"事件相比都离不开对信息传播的观察。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中国进入移动社交媒体时代后首次出现的全民性公共危机在这个新的传播语境和情境下,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传播研究在媒介信息传播、地方政府管理和受众舆论引导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样态的同时,也给我国危机传播管理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启发与改变。     

短视频平台公共政策传播的信息框架效应——基于“双减”政策的视频内容分析与实验

[目的/意义]短视频作为新兴的互联网信息表达方式,已逐渐成为政策传播的重要工具。探索短视频平台在公共政策信息传播中的效力以及受众采纳意愿,有助于提升公共政策传播效果。[研究设计/方法]以“双减”政策为例,根据框架效应理论和信息采纳理论,通过内容分析法归纳总结短视频平台中“双减”政策信息框架的组织方式,同时分析不同政策信息框架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此外,采用在线控制实验法验证了不同政策信息框架对受众采纳意愿的影响。[结论/发现]在短视频平台中有近四成的信息使用了目标框架,其中损失框架居多,多数采用集体主义视角和非叙事陈述方式;目标框架、文化框架、叙事框架对受众的评论、转发、点赞意愿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双减政策信息中,损失、收益框架,集体、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叙事和非叙事要素都能增强受众的采纳意愿,并且目标框架与文化框架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创新/价值]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宣传部门及相关政府机构优化政策传播策略,提高传播效果具有启示作用。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场新变化

随着移动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舆论场发生了新变化,呈现出新特点。网络舆论从边缘步入中心,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舆论传播的主场;传播主体多员化,传统媒体主导的话语权转移到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影响力下降,网络社群力量开始兴起,并影响舆论形成;社交媒体信息把关能力的短板,导致舆情反转现象频现;不同移动互联网世代之间存在刻板印象和不通约的现象,给舆论引导带来新的挑战。     

中国主流媒体海外短视频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意义。面对海外新媒体语境中“传统中国”的形象日渐深入人心,西方媒体对于现代中国形象的“解构”,海外受众对于“全球化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期待,中国主流媒体短视频传播有必要从传统议程设置向网络议程设置转型,依据海外受众的特点以有效的叙事策略提高传播效能,充分利用短视频特质形成整合营销传播之势,在危机公关的积极干预下化解负面舆情,促使海外认知中“可爱”的古老中国,向“传统、现代、全球”多维度认知下的“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转化。     

加强新闻传播在新形势下对受众心理的研究

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形势下受众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新闻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新闻传播只有在新形势下准确把握受众心理,运用适时手段,发挥自身舆论引导功能,才能够进一步贴近受众认知和情感,提高传播时效。     

从信息竞争到认知竞争：策略性传播范式全新转型——基于元传播视角的研究

智媒时代舆论战范式升维成“认知战”,人类认知空间的重要性凸显，明晰信息竞争与认知竞争两种舆论传播方式之间的逻辑差异对传播研究意义重大。从元传播层面切入，分析发现智媒技术及微粒社会将媒介效果解释权转移到用户手中，以往基于控制信息流、操控均化受众的信息竞争传播规则式微，基于影响独异个体、建构个体认知框架的认知竞争传播规则兴起。未来传播研究需在“刺激—认知—反应”的研究框架下，重新审视“认知”在传播效果中的撬动和过滤作用。     

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网络传播与受众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社交网络传播逐渐成为互联网媒介时代受众进行数字化生存的重要传播方式。人们使用社交网络进行社交(对话)、信息的生产与分配、自我展示从而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从而提升自我的肯定性情绪,最终达到提升主观幸福感的目的。但是互联网媒介既能提供数字化的机遇,也能提供数字化的威胁,正确认知互联网媒介的属性,合理地、健康地使用社交媒介,才能在人与媒介"同构"的良性互动之中,增强提升自身主观幸福感的能力。因此,本文从考察社交媒介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入手,分析使用社交媒体传播过程之中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所在,最终提出明确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传播的双重属性——机遇与危机并存,确实地提升数字化生存的能力,提高受众媒介素养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提升主观幸福的能力。     

政治机器人在社交媒体空间的舆论干预分析

政治机器人是指在社交媒体空间执行政治传播任务的一类社交机器人,已经广泛参与到在线政治信息的讨论和扩散环节,成为影响政治传播效果的一个变量。本文首先分析了政治机器人的三类主要应用场景:政治选举、社会动员、政治干扰以及在全球的应用案例;其次,本文分析了政治机器人影响网络舆论的五种策略:营造虚假人气,推送大量政治消息,传播虚假或垃圾政治信息,制造烟雾遮蔽效应混淆公众视听,塑造高度人格化形象的虚拟意见领袖。最后,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应如何认识政治机器人对舆论的影响,提出需要引入跨学科的机器行为学新范式推动该领域的深入探讨。     

社会化媒体对网络舆论环境的重建

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今天的一个热词,作为公众收发信息最常见的传播平台,很多社会舆情都引爆并发酵于社会化媒体,它扩大了舆论传播主体、重构了受众身份、拓展了舆论传播载体、丰富了舆论议题内容,对传统的舆论调控机制形成冲击,也引起了网络舆论环境的变迁.面对新的情况,要想有效地提升网络舆论引导力,就要首先厘清网络舆论环境的新情况.     

竞技、对抗与化解：社交媒体风险事件沟通机制研究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社交媒体作为公众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传播风险信息和影响公众对风险事件感知的重要渠道,成为我国高速转型期社会风险聚集的关键空间,尤其是社交机器人等技术广泛应用到新闻信息生产和扩散环节后,社交网络舆论空间越发复杂。通过以“风险竞技场”为理论框架,结合社交媒体“人机共存”的生态特征,探讨风险传播过程中普通大众、官方媒体、自媒体、相关机构、政府部门在风险话语争夺和风险情景建构中如何进行社会资源动员影响决策结果。基于“人机”多元传播主体、“块茎式”叙事形态、“洞穴式”情绪共振、封闭反馈机制四个环节提出社交媒体风险沟通的负面机理。政府部门应该从争取公众信任、构建多维沟通渠道、多元协同共商、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维度出发完善社交媒体中的风险沟通机制,降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共创融洽稳定的风险沟通场域。     

UGC视频何以助推老剧“翻红”

近年来,老剧越来越受到移动互联网的青睐。UGC视频以传播效果的超预期性、传播权力的大众性、受众认知的多元性、记忆的流动性、记忆保存的脱物质性等优势,以及协作生产、二次叙事、仪式化传播的实践策略,在老剧“翻红”的背后发挥特殊作用,形成了新的数字文化现象并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     

社交媒体中的西安城市形象——基于跨平台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框架理论,对社交媒体所建构的西安城市形象相关议题和叙事框架进行划分,并从可供性视角探讨了不同平台特性对城市形象框架构建的影响,分析了西安城市形象社交媒体框架呈现的特点和效果。研究发现,西安城市形象社交媒体建构以民生为核心议题,并通过正向的叙事方式勾勒出以人为本的积极城市形象,但受热门事件影响也存在短期的变化波动;议题维度能够对叙事框架设置产生影响,同时基于不同平台的城市形象建构存在差异;重大事件、文化风俗等议题框架,及积极判断、事件等叙事框架更具影响力。因此,本文认为西安城市形象建设与传播应聚焦用户关切,打造政府与民众的联动路径;注重平台差异,搭建平台协同传播网络;监测热门事件,建立舆情引导防控机制。     

新闻从业者在社交媒体中的“非正式”舆论参与：环境、平台、策略

社交媒体的兴起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舆论引导带来了挑战。舆论重心由传统媒体转移至社交媒体的同时,引发了新闻从业者舆论参与的“转场”,新闻工作者在社交媒体中的内容生产和社会交往是一种重要的舆论参与方式,生成了“非正式”的引导力。从实践形式来看,建立个人的公共账号、组织社群,甚至是参与普通的网络活动都可能产生舆论引导力,那么是什么将新闻从业者的业余实践与舆论引导勾连?研究发现,“名人”声望、自我审查、关系传播分别为舆论引导积累可接近的受众、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建立可传达的路径。     

大学生微博虚拟社交的传播效果分析——基于“准社会交往”理论视角

以微博为代表的虚拟社交应用已成为受众与媒介人物产生准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准社会交往理论为视角,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按照经典的"环境认知—价值形成—社会行为"传播效果层次研究模型,分析青年群体虚拟社交行为的传播效果。     

移动互联时代社交媒体舆情的形成与引导——以“山东疫苗事件”的微信传播为例

微信的普及不仅带来了社交方式的变革,也为社会舆论的表达开辟了新的空间。目前,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介逐渐成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的发源地,网络舆论的勃发和反转都集中于此。但是社交媒介中谣言和情绪化信息泛滥,政府部门与主流媒体的失声和滞后造成了网络舆情危机的出现。本文就"山东疫苗事件"的微信传播为例,分析移动互联时代舆情的流变及其特征,探讨政府、权威部门和媒体在面对舆情危机时的引导策略。     

深融背景下短视频叙事能力重构

<正>当前，智能传播技术逻辑主导的主流媒体小屏端竖屏成为新的媒介视听传播空间载体，媒介话语逻辑建构也因之产生新的势能与裂变。融合新闻生产的边界不断突破与突围，手机端竖屏的信息呈现、叙事能力与舆论引导能力成为衡量新型主流媒体有效传播效果的主要指标之一。进入Web3.0阶段，习惯于社交媒介的“Z世代”审美品味、情感与消费偏向均发生重要变化，碎片化、轻量化的阅读习惯使得主流媒体的叙事场景出现了“大屏—小屏—横屏-竖屏”的转向。     

以框架理论视角看地区形象符号的形成——以“阜阳毒奶粉”事件报道为例

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区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已经越来越重要了。在地区形象塑造过程中,突发事件对受众形成对一个地区认知的特殊作用,很容易让舆论形成该地区的“刻板印象”。笔者选择报纸对“阜阳毒奶粉”事件的报道文本为分析对象,以框架理论的视角,及报道文本的框架分析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具体剖析,阜阳到底以何种形象、何种方式被媒体呈现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