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与政府外交：1908年“二辰丸案”的思考

1908年的“二辰丸案”,引发了清末外交的一次危机,由此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虽坚持近十个月之久,但最终归于失败。失败原因主要是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外交压力,而迫使广东地方当局采取压制措施,二是日本强硬的外交交涉,在中日关系中占据了主动地位。     

“鸡蛋疑案”

几天来,我家的两只鸡产完蛋后,迟些去捡,就会少一个,有时甚至连两个也会不翼而飞。“蛋是谁偷的呢?”家人议论纷纷,我决定进行“侦察”。     

“龟兔赛跑”拾遗

兔子和乌龟赛跑,约定跑１０００米．起跑后,兔子轻松自如地向前跑去,仅１０秒钟就跑到１５０米处的一棵大树下,而乌龟才刚刚离开起跑线Ｏ．２米．兔子回头一看,乌龟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兔子想：就是睡一觉,乌龟也赶不上来．于是,躺在树下酣然入睡．睡梦中,兔子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胸佩金牌,手中挥舞着鲜花．忽然,动物们的一阵欢呼声,将兔子惊醒．兔子睁眼一看,不好,乌龟刚好爬过终点线．先到达终点是不可能了,兔子想,唯一能找回一点面子的办法,就是向大家显示一下自己的速度,如能在剩下的８５０米,使自己的速度足够大,将…     

“民族主义文艺”与“三民主义文艺”之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期,"民族主义文艺"和"三民主义文艺"是国民党官方文学的两个支流,但是两者关系相当微妙,有时甚至还直接对抗。当时的左翼文人把它们之间的矛盾归因于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与CC系的斗争,今天的研究者也多受此思路影响。但通过认真梳理二者的交集,可以发现"民族主义文艺"和"三民主义文艺"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对抗,造成其矛盾的主要原因也并非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斗争,而是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     

“拽”字拾遗

近几年，“拽”成了人们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字眼。我们在看网络新闻或网络小说时，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看到或听到这样的话：     

“师训班”拾遗

35年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轰轰烈烈地展开，一大批老师受到迫害离开了讲台，或者被下放，或者进了“学习班”。为了弥补常州师资队伍的严重不足，当时管理教育的常州市革委会“三办”，从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挑选了约200名初中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办起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首批新教师师资培训班，以应对教师队伍的严重不足。我当时在市27中读书，班主任和学校领导在我们年级四个班中每班选了一位读书比较好的学生进入了这个群体。当时的分配动作之迅速，录用程序之简单，是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我们学校去了4位同学接受面试，每人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唱了一首语录歌，没过几天就有了报到通知。     

“代言”与“立言”——“民族主义”文艺与“战国策派”文艺辨析

长期以来，“民族主义”文艺和“战国策派”文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相提并论的，被斥之为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流派。研究证明，它们是两个性质迥异的流派。通过对其成员组成、文艺观、时代观以及理论渊源几个方面的辨析表明，“民族主义”文艺派是为国民党政治统制“代言”；“战国策派”文艺则为中国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殿堂中赢得一席之地而“立言”，同时还是实现该派“战时文化反思和重建”主旨的一支重要力量，自觉承担着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任务。     

康熙平藩中的重重“疑案”

笔者在教七年级下册《中国历史》“康熙平定三藩叛乱”这一知识点时,发现“疑案重重”。     

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演变——兼对“新民族主义”概念的质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形成了保守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占领结束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复活。这四种民族主义力量的消长制约着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总的走势。在战后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持续高涨,1960年安保斗争时达到顶峰。此后,在民族本位主义基础上尊崇传统、追求民族富强的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并且日趋强硬,直至今天。近年来,右翼极端的民族主义虽活动猖獗,但并没有取代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在目前日本民族主义中的主导地位。因此,用具有大国主义、皇国史观、否认侵略战争等含义的“新民族主义”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民族主义并不全面。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提法,不利于正确认识日本的政治形势,也不利于采取恰当的相应对策。     

初中数学“三维导学”教学模式研究

导学案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设计预习案学习案反馈案三维导学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向标,是学生达成目标的阶梯。初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要通过三维导学案的学习,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完成学习目标,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合作学习的意识。     

反面教材警钟长鸣--胡长清、成克杰犯罪案件的警示

胡长清、成克杰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因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震惊国人.究其犯罪原因,有客观方面的影响,更有起决定作用的主观因素,其教训极为深刻,留给我们诸多警示.     

论《警钟日报》报道的广西会党问题

会党问题是近代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清朝十八省中尤以广西为最。《警钟日报》从第五期起,追踪报道了广西的会党问题,既报道了会党问题对广西社会、政府的巨大影响,又报道了清朝当局以“剿”、“抚”兼用的手段解决会党问题的情况,还分析了会党问题的成因,也报道了会党的转变、被剿灭等情况。     

“约法之争”事件再探讨

有关"约法之争"事件的起因,蒋介石与胡汉民的权力之争说或理念之争说等都未能较合理地揭示该事件的原委。中原大战临近尾声时,蒋介石发出江电,并非针对胡汉民,而是意在借国民会议与约法争取社会舆论和精英的支持,压制那些仍在地方半割据的军人可能的反叛与异己文人政客的抗争,增强政府约束这些人的权威。蒋后来还认为,制定约法有助于中国的废约谈判。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起初意在维护其宪法观念、权威和颜面。而蒋执意要约法的举动,引爆了积压在胡心中的对蒋凡事自专的长期不满。此后,胡还怀疑蒋要利用约法当总统,因之更反对制定约法。"约法之争"最终以胡汉民被软禁而收场。它不仅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原有体制的改变,也促成了新的反蒋局面形成。而该事件之所以能加剧蒋介石与党内外一些势力的矛盾,与中原大战后南京政府的政治整合策略失当有很大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丧钟为谁而鸣》

海明威作为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在文学界一向以硬汉的形象著称,他的创作题材基本上都与战争和死亡息息相关,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海明威蔑视女性。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因此,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研读海明威的作品是非常有必要的。《丧钟为谁而鸣》是一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反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海明威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域出发,表达了主人公乔丹对自然、亲情和爱情的真切感受,极力主张人和人、男人和女人、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海明威认为,只有这种和谐状态才是我们人类真正需要的状态。这部作品,揭示了海明威不但不仇视女性,而是支持、同情女性,在某种意义上顺应了当时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对文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丧钟为哥特小说而鸣——《诺桑觉寺》的主题解析

对于简·奥斯丁的作品 ,批评界讨论最多的是《傲慢与偏见》 ,《理智与情感》这两部作品 ,而对《诺桑觉寺》涉及极少 ,其实《诺桑觉寺》这部作品在简·奥斯丁的六部作品当中应该享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不仅再次演绎了经典的爱情与婚姻故事 ,更是巧妙的讽刺了当时在英国文坛风靡一时的感伤小说 ,尤其是哥特小说 ,以自己的实践 ,再次强调了理性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     

唐诗作品中的“寺钟”意象考释

寺钟是佛教寺院中的重要法器,同时也是《全唐诗》语料库中的重要宗教名物词之一。唐诗作品中的寺钟名物,具有丰富深厚佛禅宗教意蕴。《全唐诗》语料库中寺钟名物,在形制、别名、功用、佛禅底蕴等方面特色自具。寺钟名物与唐代文人的诗歌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是探索他们的佛理哲思、宗教热情和高洁情怀的重要意象载体。     

浅析混声无伴奏合唱《驼铃》的艺术特征

蒙古族作曲家色·恩克巴雅尔创作的无伴奏合唱《驼铃》,一经问世即受到了音乐界的广泛关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浓郁的民族特色、丰富的音乐想象力,以及精湛的创作手法征服了众多专家与听众.对该作品的内容、结构安排、多声部语言、象声词使用、音乐发展手法等艺术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内涵,从而正确诠释音乐.     

论浅草－－沉种社个性主题的表现模式

浅草－－沉钟社在个性主题的创作中，形成了三种表现模式。他们在“离乡与回乡的互补”中，以决绝的“离乡”喻示个性意识的觉醒，以深情的“回乡”表现对都市明的超越和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在“童心与成人的对照”中，以儿童的圣洁反衬成人世界的污浊，显示出自然人性的价值取向；在“自然与社会的对立”中，以秀丽、雄强的自然景观寓托和谐、强悍的生命形式，以反社会的姿态，表达了改造社会、实现异化人性复归的强烈愿望。这三种模式特色鲜明，从不同角度传达出个性主题的内涵，具有深厚的化意蕴。     

论浅草——沉钟社个性主题的表现模式

浅草———沉钟社在个性主题的创作中 ,形成了三种表现模式。他们在“离乡与回乡的互补”中 ,以决绝的“离乡”喻示个性意识的觉醒 ,以深情的“回乡”表现对都市文明的超越和对理想人性的追求 ;在“童心与成人的对照”中 ,以儿童的圣洁反衬成人世界的污浊 ,显示出自然人性的价值取向 ;在“自然与社会的对立”中 ,以秀丽、雄强的自然景观寓托和谐、强悍的生命形式 ,以反社会的姿态 ,表达了改造社会、实现异化人性复归的强烈愿望。这三种模式特色鲜明 ,从不同角度传达出个性主题的内涵 ,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     

对侦查讯问价值的新认识

侦查讯问是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查明案件事实的一种重要手段。传统认为侦查讯问具有三方面的价值：提供案件线索;作为诉讼证据;附带价值。可是过分夸大讯问实体价值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在提倡保障人权和追求程序正义的今天,我们应对讯问的价值进行重新认识,力争在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之间寻找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