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环境政策、高管风险偏好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多措并举的异质环境政策能否真正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高管风险偏好又扮演何种角色？本文围绕环境政策与高管特征两个维度,以2013—2018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tata15.1实证检验了激励型与惩罚型两种环境政策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异同,以及高管风险偏好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激励型环境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惩罚型环境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U型关系;高管风险偏好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且正向调节环境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异质环境政策的合理匹配与有序投放,再加高管冒险精神的适度提高,是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有益之举。     

农地整理生态环境风险综合分析与评价研究——以广西柳州市融安县为例

我国目前对农地整理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甚至出现认识上的误区.强大的人为压力介入土地生态系统后会导致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的冲击,因此,农地整理除了改善农地的生产条件,提高农地的利用率与产出率为目标外,生态环境安全也应纳入农地整理的目标之中.农地整理应关注并双重考虑区域内土地潜力与限制之间的关系.文章应用风险评价的原理和方法,对农地整理生态环境风险及其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的不确定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试图探讨一种新的评价方法体系,旨在对研究区内农地整理生态环境风险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并依据此方法对广西融安县农地整理带来的生态环境风险进行了实证研究.评价结果显示研究区内风险指数可分为五级:高风险区、较高风险区、一般风险区、低风险区、微弱风险区.评价结果还表明风险等级空间分布规律与区域人文景观具有高度相关性.     

产品舆情环境形象评估方法构建与应用

按照人们对产品的健康影响、环境污染方面的情感认知,开发用于评估产品环境形象的人工智能方法。基于“舆情环境形象”概念,从健康影响、环境污染、环境风险和情感倾向4个方面建立产品舆情环境形象评估框架,以产品的互联网传播大数据为信息源,人工标注分类语料,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卷积神经网络算法训练验证分类模型。进一步以33种高风险和高污染产品为分析对象,利用从互联网获取的相关新闻、评论或公众言论进行模型分类和环境形象评估,结果表明环境舆情判定模型F值为0.91,产品的环境情感极性均以正面情绪为主,受舆情讨论热点程度影响,舆情数量多的产品情感倾向占比趋于均衡化、舆情数量少的产品情感倾向占比趋于极端化。其中,化妆品、药品的环境健康风险最高,高环境风险产品分别包括凡士林、角鲨烯和咖啡因。     

风沙运动中的若干力学问题研究

风沙运动机理研究是认识风沙灾害本质进而实现有效防治的基础，所涉及的诸如多尺度、多场耦合、随机性、非线性、尺度效应和复杂系统等科学问题也是科学前沿所关注的共性和热点课题。近年来兰州大学风沙环境力学研究组从力学和地学的学科交叉角度，通过风洞实验、理论建模和计算机模拟研究，揭示了风沙流中沙粒带电量和风沙电场的基本规律及其对风沙流和无线电通讯的影响，实现了对考虑多物理场耦合作用的风沙流发展过程的理论预测以及对风成沙波纹主要特征的计算机模拟，取得一些具有原创性的实质进展。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08)

以苏南地区不同输变电工程相关人员的访谈资料为基础,运用扎根理论并结合不同电压等级输变电工程的实践经验,经过三级编码识别出输变电工程建设全过程的环境风险因素,并形成环境风险指标体系。构建基于脆弱性的风险量计算方法,对识别出的48个环境风险因素进行风险水平计算,从而进一步识别出关键风险因素。从提高环境风险危害性意识、完善环境风险管理机制、强化环境风险教育等方面给出了相关建议,为输变电工程建设全过程环境风险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中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环境保护"费改税"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中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问题,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政府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政府与企业间的策略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监管成本、企业合法排污所增加的成本、企业合法排污所增加的收益和企业违法排污遭受的处罚等因素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有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实行最严格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对策建议。     

信息通信技术普及中的民生风险感知转变

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应用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多个维度构建民生风险感知指标,采用多元回归、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探究了公众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与民生风险感知的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对公众民生风险感知的转变产生了深刻影响,互联网使用行为显著增强了个体的民生风险感知水平。第二,互联网对民生风险感知的强化效应在不同群体间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其强化效应在中高收入和中老年群体以及城镇地区更加明显。第三,在环境保护、医疗、教育和贫富差距等领域的民生风险感知转变过程中,互联网发挥的强化效应更为突出。     

战略联盟中的关系风险与绩效风险——环境及组织间要素的影响

先前研究认为,合作活动面临的多种风险是联盟高失败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对影响联盟风险的内外部因素进行分析,探讨外部环境要素(环境不确定性)和组织间要素(联盟成员间的文化差异及共同愿景)对两类联盟风险——关系风险与绩效风险的影响,以识别能有效降低联盟风险、提高联盟成功率的关键要素。研究样本包含205家联盟企业,每个企业选择2个关键信息提供者,共获得410份样本数据。基于这些数据的分析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与关系风险倒U型相关的假设未获得通过,与绩效风险正相关;文化差异与关系风险正相关,与绩效风险U型相关;共同愿景与关系风险、绩效风险均呈负相关关系。最后对所得研究结果进行讨论。     

关于构建中国生态税收体系的思考

由于目前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生态税收体系。税收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未得到充分有效发挥。存在着诸如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体税种缺位，现行排污收费制度立法层次低，生态税收优惠形式单一，配套税种调节范围过窄等问题。建议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以专门的环保税为核心，以资源税、消费税等配套税种及税收优惠手段为辅助的生态税收新体系。     

私营企业家外部环境风险感知与企业创新投入

企业家是私营企业中的灵魂人物,企业家在企业创新战略的制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本文使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库,研究了企业家外部环境风险感知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体的,我们按照综合因子得分将企业家外部环境风险感知划分为高值组与低值组,使用PSM的方法,估计了高值组企业与低值组企业创新投入的平均差异水平（ADL）。研究发现：企业家市场环境风险感知越强,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越高;而企业家制度环境风险感知越强,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越低;综合来看,企业家外部环境风险感知越强,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越低。在企业创新投入决策中我国私营企业家风险规避动机强于风险寻求动机,而且低个人地位感知度的企业家的风险规避动机强于高个人地位感知度的企业家。     

宁波轨道交通工程中的岩土特性及变形规律

轨道交通工程是一项建设规模大、工期长、投资多、社会效益倍受关注的民生工程。宁波轨道交通地下结构主要位于软土地层中,沿线地上穿越多个繁华商业区,地下管线密集,施工引起的环境岩土工程问题直接影响轨道交通的安全。为此,本文基于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工程,结合车站基坑、区间盾构隧道设计、施工和监测技术,从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基坑加固和降水、基坑对周边环境影响、盾构区间变形监测及地表沉降特性等方面阐述了宁波轨道交通工程车站基坑和盾构区间的岩土工程特性及变形规律,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合作创新项目关系风险治理中的团队嵌入管理研究

 合作创新项目因其跨组织合作的特征,面临较大的关系风险。本文通过对关系风险认知、项目风险治理的理论回顾,提出了基于项目团队合作范式、风险治理结构,以及团队创新行为三要素的合作创新项目关系风险治理模型;基于来自国有控股高技术企业、跨国合资公司及高等学校为主导的三个合作创新项目团队的跨案例分析,证实了关系风险从感知、评估到控制的治理,对应三要素嵌入到合作团队创新管理中的过程,揭示了其中存在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基于三个合作创新团队合作方式、制度背景与文化氛围的差异,对关系风险治理的效果也产生较大的影响,进而揭示了关系风险治理中,项目团队嵌入管理的具体策略与现实路径。     

The super-computer project: a cas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science,government and industry in the UK

A major concern of the governments of industrialised nations is the basis for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to the private sector of industry. One particular area of debate is the role governments should play in the support and direction of high technolog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uter industry and, in particular, the attempts to stimulate the industry during the period 1959 to 1962 by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a ‘supercomputer’.The history of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hree major participants, the N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Ferranti Ltd., 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has been reconstructed in considerable detail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of technical, financial, organisational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s in the attempts to establish the project'.The failure of NRDC to achieve its broad aims of promoting the future health of the computer industry is traced to three major problems — their failure to formulate clear objectives, their concern to maintain technical control, and inadequate policies for risk-sharing. These were exacerbated by the technical uncertainty associated with novel technology, an inadequate market analysis by Ferranti, and de facto technical direction by the university department.On this basis broad conclusions are drawn on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a satisfactory return on public investment in high technology.     

从知识遮蔽到认知民主：环境风险治理的知识生产

环境风险治理需要有效知识的生产与应用。传统环境治理建立在科学知识的根基上，依赖“技治主义”范式，通过“解难题”以寻求环境治理的确定性、可靠性。环境风险决策往往被技术专家所垄断，社会公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被当成“非科学”“非理性”而被排除出决策过程，公众智慧被专家知识严重遮蔽了。当前，科学常常与风险非常大、事实难确定、价值存争议、高度复杂性、决策很紧迫的“棘手问题”相勾连。频繁的环境风险争端引发人们重新理解与反思科学，使人类社会迈入后常规科学时代，科学已难以提供环境风险决策所需的安全保障与准确答案，传统环境风险治理遭遇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挑战。后常规科学视野下的科学与政策领域，兴起了“公民科学”“知识分工”等知识生产与应用新模式，重塑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倡导认知民主，主张专业知识的民主化。它们正视科学的不确定性与价值争议性，要求开放科学的认知承诺，强调非职业化、情境性的知识价值，在赋予公民与专家以认知能力平等基础上谋求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通过“扩大的同行共同体”达成对科学、知识生产与决策等问题的基本共识，为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治理奠定稳健、包容的知识基础。知识民主化既是环境风险治理的新典范，又是科学自身逻辑演进的结果。由此，知识也终将成为社会治理的“公器”。     

血铅事件的发生机制、社会危害与应对策略——基于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的分析

2008年苏北N村的铅中毒事件表明,此类事件的爆发与我国目前环境法治的不健全、企业的傲慢姿态、地方政府不恰当的事故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血铅事件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村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而且诱发了社会冲突与社会风险,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血铅事件的规避需要政企集团改变事故处理方式、改革现行环境风险评价体制、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并加强执行力度、建立重大项目的社会风险评价机制和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标准、完善环境纠纷处理机制和公民环境参与机制等.     

资源产品贸易的环境影响及隐含环境流分析——以铜资源为例

资源产品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在对全球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同时,也产生了显著的跨境环境影响转移.传统仅从国家或产业层面评估国际贸易中单一环境要素的隐合流已远无法满足国际谈判与博弈中的精细化决策要求.本文以铜资源为例,应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构建了产品级、多环境要素的国际贸易环境影响及隐合流核算体系,选取了2018年6种铜资源产品的国...     

空间尺度下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度量方法及实证研究

由于公众支付意愿（WTP）存在空间差异,以距离为依据,研究空间尺度下的CVM评价方法问题。通过构建WTP的空间滞后模型,结合Moran’s I指数和空间分割效应探讨WTP的空间作用关系,弥补了传统CVM模型在空间效应分析中的不足。针对二分式CVM数据是区间数据的特点,应用概率效用函数提出WTP空间滞后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以松花江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WTP空间滞后模型能够有效处理空间尺度下的二分式CVM数据;②得到不同空间尺度下的WTP存在距离衰减效应,且公众认知程度是影响其衰减的主要动因;③得到2012年松花江生态价值为83.15亿元·年。研究结论为CVM评价生态资源环境价值提供新的途径,提高CVM评价结论的科学性及有效性,为相关环境经济政策的费用负担及利益分配提供参考依据。     

我国大型复杂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的挑战与对策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污染治理修复是国内外环境领域面临的重大难题。大型复杂污染场地具有影响范围广、污染物种类多、生态环境威胁大等特征,这类场地污染物的环境行为认知和高效治理修复都面临巨大挑战,其中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形成机制、污染源的精准识别、智能决策优化等关键科技问题亟待解决。我国大型复杂污染场地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呈集群式分布,涉及化学品制造业、石油等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基于我国国情,文章提出了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修复治理的关键“三步曲”（TSRTCM）,从调查评估与科学认知、方案决策与技术筛选、工程实施与监测评价3方面着力破解修复治理难题。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环境修复能有力支撑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助于区域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财政分权、环境保护支出与雾霾污染

中国式分权带来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带来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引发利益相关者的高度关注,考究中国式分权、环境保护支出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理,可以为中国城市雾霾治理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利用2008—2015年中国73个重点监测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环境保护支出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无论是财政支出分权、还是收入分权亦或是财政自由度均与雾霾污染呈显著正相关,环境保护支出与雾霾污染呈显著负相关;②财政分权与环境保护支出交互项与雾霾污染呈显著负相关,交互项系数远小于财政分权系数;③经济发展程度与雾霾污染并未呈现出“倒U型”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呈显著正相关。基于此提出：完善地方政府环境考核体系,建立官员终身追责制度;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改革环境预算软约束问题;推进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下,如何更好地发挥绿色信贷在引导企业绿色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方面的作用,已成为一项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14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该项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以上结论在进行控制配对偏差、更换代理变量、剔除干扰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由信贷规模缩减和信贷成本提高所引致的信贷约束加剧是其中的主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绿色信贷政策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样本以及绿色发明专利层面较为显著。区别已有文献,本文从企业绿色创新的视角揭示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果,不仅有助于理解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应以及企业参与绿色创新的具体动机,而且为后续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进以及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相应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