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封建礼仪的实质

宋以后的徽州,奉行朱熹所制《家礼》,婚冠丧祭都是遵行文公家礼。直至民国,徽州的礼节还是以朱熹的《家礼》作为依据,渗透于各个家庭。《茗洲吴氏家典》一书就是根据《家礼》,结合本宗族的情况,规定了冠婚丧祭的礼节。作为子孙后代遵行的法典。《休宁范氏族谱》“祀礼”中具体规定：祭祀尤当严谨,     

清代徽州宗族祭礼——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徽州宗族以《朱子家礼》为标准,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属于自己宗族的家规族谱,对于冠昏丧祭四礼之中的祭礼作了较详细阐述。《茗洲吴氏家典》作为当时众多家规族谱中的一部,对于探究清代徽州宗族祭礼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宋明士庶礼书述略

宋明时期形成了专门针对士庶礼仪生活的文本规定。宋代礼典明确将士庶作为制礼的特定等级,将士庶之礼明确列于礼典,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规定。私撰士庶礼书因应平民社会的兴起而出现。北宋司马光《书仪》是对前期"家礼"、"书仪"传统的集成总结。南宋朱熹《家礼》以古制为蓝本,以时俗为参酌,清楚标明"冠昏丧祭"四种彰显人伦的人生仪礼的连续性与重要性,标志着民间士庶之家常行四礼的独立与成熟,并为士庶礼书提出基本而完整的体例架构,开启了后代民间家礼(四礼)之学。     

中国礼教视域下的清代家礼书——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例的讨论

《茗洲吴氏家典》是在清廷文教政策和徽州礼教大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家礼书。它对礼经和《家礼》所记礼仪既有遵从,也有变通。其对礼之大体的继承和变通,折射出传统礼教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家典》在制定冠、婚、丧、祭诸礼时,择时俗之可从者不多,而对时俗的批判不遗余力。《家典》具有清代家礼书的共性,然与其他家礼书相比,其更看重的是礼而不是俗。     

崔锡鼎的《礼记类编》研究——以家礼观为中心

在17世纪的朝鲜,学者们对礼学表现出了很大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在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从批判的角度来对礼学进行重新分析却不是易事。因为这意味着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朝鲜儒者崔锡鼎（1646—1711）对儒学经典《礼记》的研究以及对其的注释书——《礼记类编》是基于对以前研究的怀疑以及力图恢复经典的原意而创作的经典著述类书籍。崔锡鼎的《礼记类编》不只是一部经典注释书,而是试图恢复《礼记》的原本而做的重新编排和构成。全书由18卷5册构成,主要分为《家礼》、《邦国礼》、《学礼》、《吉礼》、《凶礼》、《嘉礼》、《宾礼》等。他认为家礼不仅指的是冠婚丧祭的仪礼,它是修身齐家的一部分。为了修身,君子必须要具备相应的道德品性,这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礼节规范。     

论祭祀制度中大宗法向小宗法的演进

《礼记》中“支子不祭”等祭祀原则反映出周代祭礼是一种宗子主祭的大宗祭祀制度,至少先秦儒家理想中如此.朱熹《家礼》中的祠堂祭礼原则,限定支子可祭祢但不得祭祖,且宗子主祭的最远世数止于高祖,这是一种最接近于大宗法的最小权重的小宗祭祀制度.明代嘉靖礼制改革后的祠堂祭礼采纳了程颐祭祀思想的主张,支子可以主祭,且不论世数但凡可知者皆可祭,乃至于远祖、始祖,这是一种最大权重的小宗祭祀制度.从《礼记》到朱熹《家礼》,再到明清祠堂祭礼是大宗法向小宗法的逐步嬗变.而作为士庶祭祖场所的祠堂,从朱子祠堂到明清祠堂则是由大宗祠堂向小宗祠堂的演变,这也是大型宗祠逐步成型的过程.     

徽州古祠堂特色初探

作为徽州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的徽州古祠堂,由于微州历史上中原世家大族的入迁,中原儒学文化的影响,徽州大儒朱熹《家礼》的特别熏陶,徽商兴盛创造的物质基础,宋元明清以来,它们遍布徽州山乡。徽州古祠堂在古徽州建造较早,数量特多,总祠、宗祠、分祠、支祠、家祠等等种类丰富,徽州宗祠的祭祀、执法等等宗族活动生动地反映了儒教文化的原生态面貌,徽州宗祠从徽州建筑角度看,花费巨大、建构精美、多有创新．是徽派建筑三绝之一。     

朱子《家礼》的实质及其特色

朱子《家礼》是朱熹礼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自南宋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庶人礼书"。虽然历史上关于这部书的真伪问题说法不一,但近代以来已基本倾向于该书出自朱熹之手无疑。综观《家礼》,宗法制度是其实质和核心,祠堂制度和祭田制度体现出其特色,冠、婚、丧、祭的礼仪规约都是围绕着这三方面来展开的。     

文本与行为:朱熹《家礼》与其家礼活动

对朱熹的家礼行为进行清理并与其<家礼>文本进行比照,发现其言行相顾,<家礼>的规定基本上在其家庭生活中得到了实现,但由于现实境遇和思想的变化,朱熹的一些行为也与<家礼>的要求明显不合.而最受后人重视的<家礼>"祠堂"部分则可能并非朱熹所定.     

元代朱熹《家礼》论略

朱熹《家礼》在中国礼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相比于《家礼》在宋代和明代的清晰轨迹,元代的《家礼》传播和影响并不为学者重视。但细究起来,如果没有经过元代特殊社会环境的发酵,《家礼》无法由私家之礼演变为国家之礼。本文试图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考察《家礼》的传播和汉人士庶的服膺情况,勾勒宋明之间《家礼》流传和发展的过程,分析《家礼》逐渐成为"国礼"的深层原因。     

《朱子家礼》对现代陕北婚俗影响探析

朱熹所纂《朱子家礼》传世,深刻影响到现代陕北人的婚仪礼程。主要表现在仪式和思想两方面。试将《朱子家礼·昏礼》置于陕北历史背景下,从婚前礼、正婚礼、婚后礼三方面具体论述两者的传承关系及影响。     

朱熹礼学的经世倾向

朱熹礼学具有很强的经世倾向。朱熹主张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不能拘泥于礼书和古礼,使礼的精神与时代的变迁相符合。其变通古礼和简化古今礼的主张,正是为了让礼能够更加切实有效地为现实社会所采用。《家礼》和《仪礼经传通解》体现了朱熹的经世理念,通过这两本书,朱熹将修身与治国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内外兼修的礼治思想体系。朱熹强调礼的践履性,并做了一系列的努力。     

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社会

新安理学是朱子学的重要分支之一，主要由徽州籍理学家为主干组成。宋元明清时期，新安理学在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安理学所倡导的伦理观，是徽州宗族制订族规和祖训的理论依据；朱熹的《文公家礼》以及新安理学家的有关礼学著作，是徽州宗族活动的指南性经典；绝大部分的新安理学家热心于宗族活动，成为徽州宗族社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从《诗经》看周代祭天礼仪

从《诗经》看周代祭天礼仪姜楠祭礼向被列为五礼（吉、嘉、宾、军、凶）之冠，因为，就国家而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见《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礼关乎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就个人而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见《礼记．祭统》），祭...     

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礼仪教育

“礼”,是由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礼节。“仪”是指人的容貌、举止。“礼仪”指的就是人类社会交往中应有的礼节仪式。历史上,中国曾被视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毫无疑问,在古代,中国是最讲究礼仪的国家,东亚诸国就曾深受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影响,朱熹的《朱子家礼》就催生了保留至今的韩国礼仪,而日本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唐代礼仪的痕迹。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从近代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忽视了良好礼仪的教育。但是,毕竟优雅得体的礼仪应该是一个享有高度文明的社会的重要标志,而有效的礼仪…     

承《论语》孝悌 促社会和谐

礼仪是人类为了维系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而需要共同遵守的一种行为规范。它既表现为礼貌、礼节,又表现为道德修养。传统礼仪中有家礼,而家礼中又以父子之礼和兄弟之礼为重,《论语》即凸显出孝与悌这种家庭之礼的重要与可贵。现代人懂得孝悌不仅是承继中华礼仪文明,更是使＂礼之用,和为贵＂的中华人文精髓生生不息。     

两汉祭祀文化研究初探

祭祀在古代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梁启超认为"有人与神与天相接之礼,则祭礼是。故曰‘礼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礼记·礼运》)诸礼之中,惟祭尤重。盖礼之所以能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路径及旨向

《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以《仪礼》为经,融会诸子史书而撰的礼学巨制,是朱熹礼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朱熹以尊卑吉凶、次第伦叙为总体思路,并照诸礼在生活实践中的发生顺序,对《仪礼》篇目次第重撰增定。在释礼中,朱熹重视礼的实践性,其以“文质”之别释礼之“经变”,主张释礼需注重“大本大原”,并提出释礼需在遵古的基础上进行合乎“人情”的变通,实现对礼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朱熹对《仪礼经传通解》的诠释既是对其所处时代礼学思想的回应,也是对其“礼下庶人”诉求的推进,亦是其实现经世济民理想之路径。     

中国古代礼仪

礼仪即礼节与仪式。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     

“類”与“禷”祭

《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经籍提到的“禷”祭(又作“類”祭),是上古中国一项有着深厚民俗文化背景和深远历史影响的祭仪。不幸其礼早亡,汉儒已经难究其详。影响及今的《尚书》古文家说和郑玄《礼记》注等,将“禷”祭解为祭天之礼。但根据经籍中的记载来看,“禷”祭指的是当国有大事时,向上帝或社稷宗庙祈福禳灾的一种“祷祈”仪式,与祭天之礼并不是一回事。据《说文解字》等书,“類”字本义是一种犬,可能是白犬。“禷”祭应是指特以“類”为牺牲的祭仪。《山海经》等说“類”具有“自为牝牡”的神奇特性,这与该书所记“白犬有牝牡,是生犬戎”的传说非常相似。在先秦文献中,“類”字常用来指出自同一祖先的子孙后代。这些材料表明“類”与古代中国某些族群的祖先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禷”祭之形成,正植根于此种观念之上。“禷”祭当属于曾广为流行于上古中国北方地区的犬祭礼俗中某种特定的类型,它的消亡可能与周人颇具理性色彩的的礼制改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