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对庾信及其骈文的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庾信的评价代表了清代学者对庾信以及六朝骈文的态度,四库馆臣对于庾信与六朝文学并非持一味否决的偏激态度,而是承认六朝骈文的地位,对庾信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也正是因为清人注重吸收六朝文学的可取之处,确立了六朝骈文为正统的审美典范,为骈文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骈文在清中叶得以复兴。     

庾信乐府诗创作与北朝历史文化之关系

庾信乐府诗创作是在北朝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完成的。庾信的郊庙、燕射歌辞是北周礼乐制度建设的产物;道士步虚词的创作和北朝仙道思想的流行有密切关系;其他乐府诗亦洗去了南朝宫体诗的流靡格调。     

也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

西汉天汉二年(前九十九年),李陵随主帅李广利受汉武帝之命,率兵讨伐匈奴,李陵兵败被俘,为此遭灭九族之祸;司马迁也因为李陵辩护而受牵连,惨遭“腐刑”之辱。 对于这一不寻常事件,文史学家大多对李陵和司马迁持贬斥之辞,认为李陵投降事敌,偷生卖国,并认为司马迁不应为李陵辩护。就连比较公允的游国恩先生,在他主编     

主体预期与客体结果相悖的悲剧——浅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性质及其思想基础

我国自古就有为尊者讳为圣人讳的传统。但是毋庸讳言,司马迁在为李陵问题的辨护上,不能不说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可是在错误性质的界定上,我们必须持慎重的态度,千万不可由于疏忽而造成某种误解。否则必将有损于司马迁的人格品位,把他看成是为投降变节做辩护的无行文人。韩兆琦先生在《史记选注汇评》一书中说:司马迁“同情李陵是可以的,过分地夸张其战功并为其投降变节做辩护则未必合适。”(见《史记选注汇评》)P654)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为之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是,为李陵辩护,是不是就一定是为他的投降变节做辩护。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司马迁为何被刑?

读了《文史哲》八一年二期刊载的来新夏同志的文章《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以后,感到作者精研深思,有新颖见解,颇能给人启发。但文中对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而被腐刑的分析,笔者却有不同意见,兹此略为陈述。一天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而下狱,接着又以“诬上”的罪名被处以腐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来新夏同志认为:“司马迁的‘李陵之祸’是他和汉武帝长期政治分歧、矛盾积累的总爆发。”事实怎样呢?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少卿书》中叙述:     

庾信由南入北后的心态变化分析

庾信42岁出使北朝后,便羁留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北朝的人文、社会及自然环境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后人评价"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东"。从他的心态变化原因分析,我们可以对其诗赋有更深入的理解,也可以体会出整个由南入北的士人适应北朝生活环境的心态变化。     

杜甫“老成”释义

杜甫评价庾信作品时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后又屡屡用"老成"评价他人的文学作品。"老成"体现出杜甫的文学审美观念,也是杜甫作品努力追求并达成的艺术高点。溯源"老成"一词词义,结合历代文学批评家对"老成"的理解,分析杜甫后期作品,发现"老成"一词既有"穷而后工"之意,也有"宏博渊雅"之内涵。     

李陵与苏武事迹考论——关于西汉史教学研究的两个问题

苏武牧羊是流传至今的著名历史典故,苏武本人也作为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的典范名垂青史。但是,苏武作为使节,其政治才能并不高,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其人格也并不健全。过去把李陵作为苏武对立面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论匈奴问题对司马迁《史记》叙述的影响——以《史记·平准书》、《匈奴列传》为主

征伐匈奴是汉武帝时代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它并不是个单纯的边境征伐问题,而是反映了汉武帝的治国理想。司马迁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匈奴问题,并因李陵事件受到牵连而卷入了时代的漩涡。武帝时期对匈奴采取的政策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撰写环境存在密切的关系。     

毅力胜挫折 心血铸长城──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

司马迁因李陵之案而受腐刑，但他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情绪，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在挫折中奋进，完成了创造性成果《史记》，这种精神在今天仍具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家族

《李将军列传》是《史记》名篇之一,在文中司马迁刻画了以李广、李陵为中心的李氏家族的形象,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家族是当时一类人物的缩影,司马迁创作此篇的意图也很复杂,本文通过分析《李将军列传》,并将它与《史记》的相关篇章进行比较,寻找造成李广家族悲剧命运的原因。     

庾信、杜甫诗歌集大成之比较

庾信、杜甫诗歌集大成的过程具有相似性，他们基本上都是由崇尚绮丽、清新，向沉郁、老成发展的。而他们之所以最终能超越时人、集诗歌艺术之大成，又主要得益于他们后期精神境界的升华。但是，他们对儒学精神的理解并不相同，这又影响到他们诗歌集大成的程度及成就之大小     

论司马迁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司马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认真反思现实政治的利弊得失 ,并将其在“李陵之祸”后的认识、情感融入其思索之中 ,最终形成他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思想。其治国思想内容丰富 ,认识深刻 ,极具现实意义。司马迁在《史记》中 ,不仅从理论上宣传自己的治国思想 ,而且精心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寄托自己的治国思想。     

汉兴百年与司马迁对当代史的研究

在历史研究中,司马迁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汉兴百年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让史学承担哲学的责任。以李陵之祸为人生转折点,司马迁对现实政治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在深刻反省汉兴百年的历史中看到盛世下的危机。司马迁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循环论。在继承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司马迁抓住“历史循环”的大势,将社会变化的法则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哲学观。     

颜之推《观我生赋》与庾信《哀江南赋》之比较

颜之推与庾信作为由南入北的文学家,其作品中都含有悲叹个人遭遇的感情成分,《观我生赋》、《哀江南赋》更是为众人所知。然而由于两位作者在社会经历、思想境界方面的不同,两篇赋作在风格表现、主题立意和审美效果方面存有较大差异,尤以颜之推对在外族入侵下华夏文化的悲悯情感为最。     

杜甫《伤春五首》其二“兄弟”异解

杜甫《伤春五首》其二“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一联中，“兄弟”一词的内涵除杜甫自家兄弟外，亦兼指李唐王室宗亲。从先秦到魏晋，大量文献中出现了以“兄弟”代指同姓诸侯、王室手足的用例，且多与其不能保卫中央联系密切，至杜甫所在时期仍延续此政治内蕴。联系庾信《哀江南赋》《伤心赋》等外部文本，并在杜集内部探寻相关信息，可知《伤春五首》其二中的“兄弟”一词所指兼具家国二义，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血缘政治，亦是杜甫国身通一情怀理念的写照。     

自考遐思

春雨潇潇,校园的角落里挤满了参加自学考试的男女青年。他们或小声议论,或掩卷沉思。我静静地站在一旁,凝望着这熟悉而又亲切的校园。30年前我曾在这里读书,今天我又来这里参加考试。铃声响了,老师仔细查看了我的证件,她自言自语地说,“你已经不年轻了”。是啊,不年轻了,但那藏在心中的梦,依旧鲜活!读书答题,欣赏作品,让我感到生命如此有活力!它能驱走伴随中年而来的暮气,让人始终保存一颗童心,通情达理,摒弃那些偏狭和固执己见,对新事物永远抱有好奇心——所有这一切,简直就具有抗衰老的作用。以往,我遇到不畅快的事时,常常双眉紧锁,郁积于心,一副愁肠百结的样子。现在则不然,庾信的     

浅议关于提高初中物理课堂训练效率的对策

现代教育的基本功能主要是通过教学来实现的。教学是学校实现教育目标最普遍、最基本的途径,是学校一切教育工作的中心。教学的组织形式,主要是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阵地,谁抓住了课堂教学,谁就掌握了素质教育的主动权,谁就奏响了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的嘹亮凯歌。课堂教学中进行课堂训练是学习物理科的重要手段,提高课堂训练效率也就成了教师和学生面对的课题。     

石榴

石榴花开了,是夏姑姑扎上了鲜艳的蝴蝶结。石榴果熟了,是秋妈妈在摇着收获的红铃。     

论孔孟之善何以可能

善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道德思想和行为的具体落实。孔孟之善何以可能问题,是孔孟道德学说的基础。人们效法天,畏惧天,构成了天的权威性,为善提供了外在本体规范;人具有善的本性,追求功利的需求,构成了人为善的意愿,为善的可能提供了内在主体性保证;仁义礼智信的可操作,构成了善的具体途径,为善的日常实践提供了路径保障。此三者保证了孔孟之善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