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亡然后《春秋》作——论《左传》里引用到的《诗经》诗句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即面对当时“礼崩乐坏”道德衰退的局面,孔子欲通过寄寓褒贬于史书之中,建立善恶是非的标准,重新振起道德的基础。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过“六经皆史”,按这个标准,《诗经》也可以算是一部历史,其中的民族史诗便是其中代表,当然,《诗经》的历史的性质自然不如《春秋》强。然而,从其中体现的思想来看,两者还是相承接的。     

试论《左传》“君子曰”之引《诗》

从《诗经》为标志的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到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形成的第二次诗歌创作高潮，其间诗歌创作大约沉寂了三百余年。孟子分析其原因乃“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１］其间便是先秦散文的勃兴。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创作意义上的《诗》是不景气的，但由于大量用《诗》者的存在，使已有之《诗》的固有意义得以扩张，《诗》在数量上没有增加，却因其多侧面多功能的运用，而呈现出热闹的景象。”［２］仅以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为例，其大量引诗、用诗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据清…     

《孟子·离娄下》"其文则史"考辨

<正>《孟子·离娄下》有:"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文则史"究作何解?     

《孟子》札记三则

《孟子》首章"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应遵从传统解释,意为从万中取得一千,从千中取得一百。"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一语,据廖平校订,当为"王者之迹熄而诗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一语,据宋王元泽所见《孟子》古本,当作"尽信书则不如无为书"。     

“诗亡”乃诗教亡——论王夫之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释

王夫之详察周代历史,并统观明代中后期的诗风及其与明代社会的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对"诗亡然后《春秋》作"进行了深度的阐释。首先,他认为诗亡、《春秋》作的时间是周桓王之时,桓王时代王政败坏,教化不行,天子受诸侯所制,孔子不得已作《春秋》以正名分。其次,他认为诗亡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王朝陈诗制度不再施行,民间诗歌哀音乱节也不足以取用,因此,不再有诗收录于《诗》;其二是指诗教亡失于天下,因而由《春秋》承担起教化之责。王夫之的这种阐释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束皙《补亡诗》的思考

束皙《补亡诗》补《诗经》六首“有目无辞”之缺，列于《文选》各体诗之首，本文从“补亡诗”产生的原因入手，考察萧统将束皙《补亡诗》列于《文选》诗之首的原因，分析萧统对束氏作品的推崇，同时引入对束作的不同评价的解释，探讨《辛卜亡诗》的作者，思考与诗乐礼的关系。     

"诗无达诂"论

在对诗歌文本的意义阐释上,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刘勰的“知音”说等,都是以探求和追寻作品确定不变的原意为目标的。然而事实证明,这往往既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法完成的。与此不同,《易经·系辞》中有“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的思想,荀子也说:“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到了西汉,董仲舒更是明确提出了“《诗》无达诂”的命题。他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春秋繁露·精华第五)刘向也曾提到:“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     

《韩诗外传》和汉代文化

本文认为,在孔孟时代,《诗》已被看作周王朝时代的经典文献,《诗》不是诗,故《诗》亡而《春秋》作,嗣后没有《诗》和诗人。屈原等人得诗人之心,无诗道和王者之迹,因此是辞人,宋玉至汉无诗人之心因此作品叫做赋。汉代为了与周比隆,因周而治,故取经营常道的周代典秉为经,《诗》关王道,故为六经之首。又为了约束丰沛集团和开国功臣,汉代逐渐加强帝制,以礼治国。因此,为汉代政权服务的用《诗》解《诗》人被列为学官,但由于后代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故学官三家皆失传。外传突出地强调了礼的作用,礼是核心。乐是从属于礼的教化工具,所以礼乐并称,但礼乐又要适时而变,因时而用。在天人关系上,外传强调人力、民力的作用,全书带有资政美刺的深刻包含,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外传在某种意义上对先秦的文化进行了综结性分析,因此很多观点具有科学性,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外传体现了汉代学官传《诗》的大《诗》文化的特征。     

《左传》与《春秋》比较

《春秋》本是先秦时期史书的通称,墨子说的“百国春秋”,即指当时各个诸侯国的国史。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意谓西周圣王采诗之事消失以后。象《诗经》之类的著作也就没有了;《诗经》之类的著作没了《春秋》之类的历史书籍就产生了。这些历史书籍所记的皆为齐桓公、晋文公等争霸。主事,所用的都是一般史书的笔法。我们这里所说的《春秋》,乃专指孔子编修的、自汉以来被历代认定为“六经”之一的“鲁之《春秋》”。孔子自己亦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他的意思是说,诸侯各国史书褒善贬恶的大义我都私下取来写进鲁国的《春秋》里了。     

孟子诗学主张在汉代的影响——以《韩诗外传》对孟子“《诗》载王道”观的承袭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把《诗》视为承载王道政教的政治教科书,这也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春秋》所载周天子谥号体例考析

《春秋》所载周天子谥号与葬紧密结合,不书周天子谥号是《春秋》体例,书谥号者或违背七月而葬之礼,或违背诸侯亲自奔丧会葬的礼制,若周王室失赴告礼,则崩葬全不载。     

春秋笔法与讽语耦合之修辞滥觞

自虞舜而至西周,古诗作为讽语的载体存续千余年。春秋时期,周王权衰落而至礼崩乐坏,孔子笔削鲁国旧史作《春秋》,创建春秋笔法寓存微言大义而成为教化新文本,将弦歌讽喻之声的古诗讽语功能,演化为"属辞比事"之文章修辞。"属辞"强调以辞意统领事件记述的视角、情节与详略的取舍;"比事"重在事件类情之比,以及连类生情之比。在聘问歌咏衰亡之后,春秋笔法成为讽语的载体,开启文章修辞学之滥觞。     

论程端学驳前儒以“日月时例”解经

程端学是元代一位著名的《春秋》学者,其《春秋》学著作有《春秋本义》、《程氏春秋或问》和《春秋三传辨疑》三部。在这三部著作中,程端学循着朱熹的思路,从《春秋》之作和《春秋》之义的体现这两个角度对前儒以日月时例解经进行了激烈的攻驳,同时指出了以日月时例解经穿凿附会、破碎经旨、变乱是非等弊病,使《春秋》不以日月时为例的立论更具说服力。     

汉晋时期的“引经决狱”制度

＂引经决狱＂司法制度起始于汉代。从汉直到隋唐,＂引经决狱＂一直是古代法官审判案件的指导思想。＂引经决狱＂以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作为依据,其核心内容是＂原心论罪＂。＂引经决狱＂体现的司法理念和法律原则对现代社会的法律运行现状和司法改革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初“立《左氏春秋》博士与否”牵涉出的《史记》争论

东汉初年,由＂立《左氏春秋》博士与否＂问题引发了关于《史记》的学术争议：赞成立《左氏春秋》博士者,认为《史记》多引《左氏》,应立《左传》博士。反对者指责《史记》思想原则——＂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成为汉代思想界的公共话语。而汉光武帝刘秀采取理性的态度,为这场政治文化的大争论营造了学术生态。     

春秋世卿公族与诗礼名家--春秋十家诗学评说

春秋"赋诗引诗",是中国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表面上公卿赋诗,千人一腔,实则各有特色。本文从春秋众多的赋诗、引《诗》者中,选出最为突出的十家,名之曰"春秋十家诗学",并对十家各自的特点一一予以评说。十家诗学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这个时代"诗无定指"的诗学观念,与寻找主观情志和客观存在之间意义联系的基本思维方式,他们对诗意不汲汲于义例训诂,而是以神遇而不以言求。这种解读方式直接影响到了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诗学研究方法的形成。     

周代诗乐分家之流变

诗在诞生之初,与乐、歌是合一的.西周时,诗、乐、歌仍然是三位一体,但在祭祀活动中,乐歌为主,诗辞为辅.从春秋时起,乐歌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乐歌被天子、诸侯混用,逐渐向声乐、表演的性质转变,最终被新声取代.而诗辞作为乐歌的附属品,在经历了歌诗、赋诗、引诗三种并行不悖的用诗方式之后,便成了专讲义理的工具.自此,诗乐彻底分家.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论何休《春秋》王鲁说

《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欲当王之法,于是便产生《春秋》新王说。《春秋》以鲁为主,继而又产生《春秋》王鲁说。《春秋》新王说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春秋》王鲁说则突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具体手段。董仲舒对《春秋》王鲁的观点作了较详尽的阐述,认为《春秋》是周之后的一新正统,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对《春秋》王鲁义理作了具体的阐释:褒贬诸侯,赞颂王化;褒内贬外,尊鲁拥王;王者当自正,恩信天下等。何休阐释《春秋》王鲁义理时有的是直承经传本意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则曲解了经传本意而随意发挥。     

黄宗羲的春秋学

黄宗羲反对《春秋》一字褒贬说,提出《春秋》取材于列国之史,并不局限于鲁史,并指出其有脱简与错误,从而还《春秋》以史的面目。他对《春秋胡氏传》进行了批判,指出其被义例束缚了,并多处违背经文。他还结合历法研究了一些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