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抗日小说审美情趣探析

孙犁抗日小说具有独特的浪漫唯美风格。除受到魏晋文化和古典主情文学传统的影响外,孙犁还借鉴了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西方浪漫文学和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经验,因此,他的抗日小说创作完美地承载了历史赋予的革命使命。     

儒道的契合——孙犁小说中婚恋情节解析

孙犁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儒家与道家传统美学在他的人生哲学和美学精神中形成强大的张力。其小说的婚恋情节表现出天道与人道“和合”、仁德与虚静相谐、“小我”与“大家”权全的美学特征,散发出儒道契合的和谐之关。     

孙犁与白洋淀的文学之缘--从地域文化看孙犁的早期抗战小说创作

纵观孙犁的一生,无论是他的革命经历还是小说创作的辉煌成就,都与白洋淀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与白洋淀的秀美风光、淳朴民情,成就了孙犁和他的抗战小说,孙犁与白洋淀有着不解的文学之缘。     

20世纪中国散文诗文体的流变轨迹及特点

中国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在新诗革命特定时期契合的产物，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具有诗化和散文化的双重特点，特别是在外形上具有散文的形体，在文体功能上与诗的抒情功能有殊途同归之处。20世纪中国散文诗经历了从散文化的诗到诗化的散文的发展轨迹，其文体建设经历了一条曲折之路。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散文诗的非独立文体的存在方式一直影响着新诗的文体建设，加剧了新诗的“自由化”和“散文化”。     

“美善相生”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论美学意义上的孙犁

孙犁文学具有美善相生的审美品格。这表现在他以善的伦理为认识世界的方式,对美善合一文学世界的展示,以及与善相和谐的艺术特征上。孙犁审美品格的主体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同时融汇了现代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和艺术方法。审美品格是孙犁个人精神和人格的写照,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道路和文体选择。孙犁的审美品格与他生活的时代文化存在一定冲突,也因此未能在他的创作中得到充分发挥,但它使孙犁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意蕴,也切合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既超越了时代,也展示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开放性发展的方法。孙犁的审美品格非常切合当前中国的文化要求,对中国文学具有充分的启迪意义。     

“情”“理”和中国影视的“苦戏传统”

“情理对峙”是传统文化之下个体生存的一种典型处境。长期抒情文学传统包含了由此产生的大量“悲情原型”,此类阅读经验参与民族主体性的构成,并在叙事艺术兴起之后以“苦戏”的方式延续和加强。在详细分析两部早期中国电影“苦戏”模式的基础之上,广泛论及了中国主流电影及电视创作,说明这一传统文化因素的发展变化及长期有效性     

诗意缘何生成--论孙犁抗战小说的艺术范式

对孙犁抗战小说的总体认知,人们往往自觉把握出其中的“抒情”与“诗意”品格。这是显在不争的事实。这种品格使孙犁的抗战叙事凸显于那一时代相对来说比较粗砺、干枯的文学创作背景上。然而,对孙犁抗战小说的“诗意”与“抒情”品格,许多研究者只是作为一种既定事实来接受。论者把孙犁的抗战小说作为一种艺术范式来看待,着意从叙述对象的确立、叙事场景的偏好、叙述视角的选取等方面,力图探讨这一艺术范式何以生成。     

孙犁：乡村心灵的无声浸润

许多学者认为孙犁的基本精神是“儒家”或“革命者”,本文认为构成孙犁精神最本质部分的是乡村文化。他始终保持对乡村的浓厚依恋,保留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习惯和道德观念,文学创作和文学观上也有清晰的乡村文化色彩。当然,孙犁的文化资源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乡村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呈现阶段性特点,他对乡村文化也有所超越和批判。但是,总体而言,孙犁体现了乡村文化的无声浸润,是乡村文化孕育的优秀作家。     

民国初期周瘦鹃的心理小说——兼论“礼拜六派”与“鸳鸯蝴蝶派”之别

本文把周瘦鹃早期＂心理小说＂放在清末民初＂小说界革命＂以来的思想背景与小说类型内在理路这两方面加以解读,指出其内容与形式上改良启蒙的保守文化政治与文学现代性之间的积极互动。并以徐枕亚的＂哀情＂小说为参照,凸显都市文学在传统与西化的分野及不同社团之间内部分化。在方法论层面本文试图打破＂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乃至＂通俗＂等概念的成见,将它们置于历史文化及文学的整体中,拓展更为深广的研究版图。     

中国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的生态伦理叙事

田园牧歌式的乡土小说作为最具表现性的中国早期生态文学,其自然观既蕴涵传统伦理价值取向,又兼具后现代重建自由精神乌托邦的努力。凝结着现代乡愁色彩的伦理追求立足于人,朝向大地,寻找的是精神家园与现实人生的契合。废名、沈从文、艾芜、师陀、孙犁等人创造了独异的乡土小说世界,其伦理价值不仅在于呈现乡土生存维度,更重要的是在“原乡神话”背后,隐含着作家重建自然人性及伦理信念的执著。     

＂细读＂原则与＂对话性＂模式——当代中国文学经典教学之思

文学经典在当代中国语文-文学课程体系中实际处于＂出场＂却又被＂悬置＂的境地,其因在于＂应试教育＂的实践机制与＂读图时代＂的文化背景.将被悬置的文学经典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落到实处＂,实为迫切问题.文本＂细读＂的实践原则表述着阅读主体对阅读对象的心理亲近与行为接近,实则是读者与文本及作者三者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对话,也是促成文学经典进入当代世界与当代心灵的必由之路,它具有中华本土的悠远传统,古典＂诗话＂、＂词话＂及小说＂评点＂均为典范.＂对话性＂课堂实践取代＂独白型＂课题模式,创设宽松而合理的课堂＂对话情境＂,让不同的个性化认知形成意见交锋与交流,是文学经典教学的有效策略.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对话性＂模式,是文学经典教学的理想建构.     

游弋于现代抒情和传统叙事之间--细读《山乡巨变》中刘雨生、张桂贞与盛佳秀的婚恋问题

《山乡巨变》中,“劳动”之理和“革命”之理对张桂贞的个人之“情”呈现出压抑态势,而对盛佳秀的个人之“情”则呈现出高扬倾向。周立波游弋于现代抒情和传统叙事之间,凸显了一个文学本土化探索者的身影。     

20世纪文学叙事形态与文化环境关系论纲

如果我们把＂五四＂时代称为思想启蒙时代,把30年代到80年代末称为革命时代,而90年代以后称为后革命时代,那么在20世纪的文学版图上,＂五四＂文学是在西方启蒙文化的视阈中实践着教育国民与改造国民性的文学目标,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各类政治文化对文学起着规范与制约的作用,这一时代尽管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社会治理意识而言却是在革命理念覆盖之下,文学也就顺应着这一政治文化形态发生着各种形态的叙事变化。而90年代以后,则是商业文化对于文学发挥着主导作用,文学叙事形态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异,随着商业文化的旋律扭动着自己的腰肢。总体而言,20世纪文学叙事形态与文化的关系密切而重要。从启蒙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转变带有某种急迫或不得已的特征,文学叙事形态也在这种急迫与无奈中发生转型。而从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则是主流政治顶层控制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与文学发展到一个特定的时刻所发生的政治文化对于商业文化的主动让渡,而此时的商业文化也正好适应了政治文化的变化需求,因而这种让渡又带有某种共谋色彩。     

在契合中逐梦——从孙犁佚文《夜渡》的说起

《夜渡》是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的一篇小文章,梳理它的形成、发表、被弃过程,有助于了解孙犁写作策略上的诸多考虑及其在主流意识形态与五四新文学影响之间寻求契合的努力。探讨其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深入了解解放区文学的复杂与多姿以及孙犁作为解放区文学代表的独特性。作为知识分子的孙犁及其在解放区时期心灵所经历的曲折与震荡,同样具有标本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的三个维度

作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汇于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两者间“和而不同”的本质、“和谐共生”的文化特性和“契合融通”的文化内涵实现了东西方文明和合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文化的中国形态化,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向,为世界多元文化形态交流树立了一个典范.     

花间词对“词为艳科”观念的影响及其意义

花间词以其在北宋词坛上“倚声填词之祖”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宋人“词为艳科”观念的形成，并因此使得词、尤其是婉约词得以抛却传统抒情文学背负的政治与伦理包袱，发展成为与诗并峙的独具特色的抒情文体，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抒情文学。     

孙犁抗战小说中的“拟家”结构

孙犁抗战小说的叙述者,多居住在"房东"家里,和房东形成一种"拟家"结构,并以此为叙事模型,讲述"他"与房东家的各种关系。"拟家"结构为孙犁抗战小说的叙事奠定了温情脉脉的基调。"拟家"结构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拆家"叙事一脉相承,它们都紧紧凝聚在中国家族文化这条根脉上,显示出"家"这一文化内核的重要意义。以"拆家"为宗旨的五四新文学强调"破旧","拟家"结构强调"立新"。"拟家"与"拆家"相接续,完成了破旧立新的文化改造工程。因而孙犁的抗战小说,是革命根据地文学的一面旗帜,是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相接续的卯榫。     

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论

汪曾祺的文学叙事实践着＂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创作理想。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汪曾祺主要依靠将人生理想化的方式,着力于审美人生的营造与刻画,使得文本充满唯美主义色彩;同时他还注重发挥小说的伦理教化作用;为了有别于西方的人道主义,汪曾祺主要是发掘和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追求通俗的抒情与刻意的和谐,这是汪曾祺小说的特点,也是其文学意义和价值所在。     

人文精神·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学

一、人文精神讨论概况 自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发表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之后,人文精神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它是继“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热”和“主体性思潮”之后,中国学术界的又一个热门课题。 起初,讨论只是局限于文学领域。实际上,这场讨论正是由文学界发起的。部分作家、文艺评论家有感于经济转轨时期,商业文化的迅速崛起,文人与文学的地位下降与失落,指出人文精神处于困境之中,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极度失衡,人文知识分子被抛到“边缘”地带,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文学家们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向人们描绘了人文精     

战争·人性·和平——论战争文学主题的文化蕴含与启蒙意义

战争是自有人类以来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战争文学是中外文学史上特殊的一页,在战争主题的言说上．“人性”、“和平”、“启蒙”,乃是战争文学的重要母题,以此为内核而构成的和平文化及其思想指向,亦是战争文学的价值蕴含与灵魂所在。故,战争文本承栽着“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而战争文学对于“人性”有着立体的透视与深度刻写,战争主题则内含着“和平”的诉求与“启蒙”的意义,文章以此为学术支撑,在世界战争文学的背案上,对中国当代战争文学展开理性透视与学理分析,在全面论述战争文学价值的基础之上,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辨证关系,阐释了战争文学内蕴的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