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耕耘——编辑札记》序

编辑工作究竟重要不重要?这个问题有的人解决了,有的人还没有解决。我想还得把鲁迅请出来解答。在出版界老前辈赵家璧同志的《编辑忆旧》一书里讲到他第一次见鲁迅时,在谈到出版编辑工作时鲁迅对他说:“这是一件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自己也是搞过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学问啊!”短短两句话就     

"短册"的妙用

所谓短册,是指过去日本人用来写和歌或俳句等的一种窄长条厚纸。两年前,我在日本进修时,常听说“短册”这个词,但开始时我不知道短册在出版界为何物。有一天,我与讲谈社的一位部长一起到池袋的一家书店参观,发现陈列在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里都夹有一张细长的厚纸。当我询问那位部长为何所有书里都要夹上一张这样的纸条时,他告诉我说,“这就是短册”。接着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短册的作用。     

王建辉

1958年,陈翰伯转入出版界工作,被任命为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这一年他44岁。虽然是半路出家搞出版,可他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又是从新闻界跨到出版界的,所以思想起点应该说是很高的。从这一年起他就与出版连接在一起。他曾经说过他一生有两个阶段,叫做“青春办报,皓首出书”。他在商务的     

心中的刘杲

正今日出版界,如果有十位业内人士聚会,你说:"我认识刘杲。"那九个人一定笑着说:"是么,我们也认识啊!"天下谁人不识君?他是新闻出版总署前任领导,还被誉为当代出版家、编辑家、思想家、理论家、版权专家云云。小心,这些话千万别让刘杲先生听到,否则他一定板起面孔说:"打住打住,不要胡说。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     

从梁晓声“不出文集”说起

初夏的一天,到梁晓声家约稿。宾主交谈气氛甚佳,在座的几位出版界友人也畅所欲言,谈锋颇健。主人梁晓声显然受这种气氛的感染,便谈起前不久的一件事情。一个边远地区的出版社编辑,盛情向梁晓声约稿,要给他出一文集。梁晓声却婉言谢绝了。问他理由,他说,我现在出文集还早了点,我才中年,以后还能写很多,现在不急。于是,他向这位编辑引荐了另外两位在京作家出文集。这件小事,使在座的朋友对梁晓声的人品更加敬重。我是出版界人,由此却联想到了文艺出版的许多许多。毫无疑     

同道俞晓群

在电话里,聆其声,听其调,你会觉得,此人不会是一个太热情的人。我说,我迟早要写一篇关于他的人物杂写,他照样是不冷不热。他赠送过他写的个人著作《数术探秘》,书却我不大懂。一次刘杲同志跟我说,俞也送了一本这样的书给他,他也说他看不懂,好像一本天书。刘杲同志,在出版界何许人也,能经他提起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孬种。于是,这样一个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人,长时间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和一团悬念,我有了进一步观察和探究的兴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不记得与他是什么时候相识的。相识何必论迟早,反正都在出版界内做事,都有志于出版事业,是彼此都知道各自的名姓的。只记得最初的印象,很深的有这样两件。他从关外出差到了北京。从我们共同的朋友处,他知道我也要从长江边去那个地方。当我到达北京车站时他将到了机场,两人要错肩而过。为了和一个不曾谋面的朋友见上     

出版人 多长寿

出版界前辈叶圣陶以文学家、教育家知名，但是他爱好出版编辑工作，始终把编辑工作当做第一职业。他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曾说过这样的话：“有趣的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政务院有个管出版事业的直属机构叫出版总署，胡愈老任署长，周建老和我任副署长……这一二十年来，老朋友过世的不少，周建老、胡愈老和我还健在。有人说，做出版工作的人就是长寿”。(见《出版史料》1983年第2辑第52页)     

编辑人才与经济出版创新

近几年,社会上或出版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经济七好售,经济类出版社日子好过。我们且不说这种评价可以挤出几许水分,就算有六、七分事实,可这种局面会是长久的吗？中国的经济政策和高速度发展的经济建设,无疑给经济图书提供了市场。改革开放前很少有人看过经济书,那时全国一年只出百十米种经济图书,多数的经济图书又是一般人无法看懂的。有位六十来岁的读者曾对我说,他上中学和大学时印象里就是一种《政治经济学》。90年代以后呼就有天壤之别了,九年中的印数是六亿四千万册,保守地说,接触过经济书的读者可能上亿。这的确是世界上罕…     

南斯拉夫前游击队员和中国出版界的情缘

巴托·托马舍维奇是中国出版界的老朋友。他13岁参加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成为铁托游击队中的一员。他随军转战,经历生死战斗,战后进入南外交部,后又转到新闻出版部门工作。他最近写了一本书,书名为《生死巴尔干》。这本书回忆了他战斗的一生和叙述他对历史和现状的看法,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和对出版界的深厚情谊。 我在工作中同托马舍维奇交往较深,他要我为他这本书的中文版作序。这本书已出版了英文版,他在书的前言中多次提到我。他说:原来许力以“跟我一样,     

编辑闲话(三)

阅报,得知《四库全书》即将全部影印发行。这是今日出版界之一盛事,值得我们在大事记中记上一笔的。提到《四库全书》,就想起了鲁迅先生对此书的评论。他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他还把这同“明人好刻古书”、“今人标点古书”并列,说“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鲁迅的话是很激烈的。今天可能有人会认为他极左,但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假如有这样一位自以为很高明的艺术家,他看见了一尊唐人雕塑的佛像,觉得不够美,于是拿起刀子在上面大刻一通,改变了佛像的原来面貌,我们是该赞扬他作了“艺术加工”,还是应该骂他破坏了文物?     

说三道四话冬风

如果追溯一下,我和冬风相识的年头应该和我的年龄相同,然而当我要描述他时,仍觉难以把握。他——是个耐人寻昧的家伙。作为出版界较有影响的中青年编辑家之一,热爱出版业又在这个行当里得心应手、运作自如、声名显赫的冬风,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精明干练,总是那么忙忙碌碌又不知疲倦。其实那不是完全的冬风,其实他有点儿懒,有点儿馋,有点儿脆弱,有点儿多情……,这样说好像是要否认他的成就,其实不是的。我跟大家一样,熟悉他编的书、他写的书、他获的奖。桩桩件件摆在那儿,冬风算是个“实力派”男人。我知道这话说得自相矛盾,可我总不能不顾事实替他掩盖他的那么多的“有点儿……”。冬风喜欢夜里读书写字,早上睡懒觉,你九点钟打电话给他,可别怪他不给面子,这和平日里温文儒雅的他就不     

面向大中华——“九七”前夕访香港出版人

四十多岁的曾协泰先生,可算是位年青的“老出版人”了。从1969年进入万里机构到今,他已在香港出版界服务了近三十年。今年,在他从事出版工作的第27个年头,他的肩上除了已挑着的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万里机构出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等重任外,又增加了一副新的担子——香港联合电子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我们的话题是从香港的出版业开始的。问:联合出版集团是香港的中资出版集团,请问它在香港出版界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具有何种影响?答:香港这个地方商业性很强,港资的出版企业不算太发达。可以说,除了     

我的唁辞

边春光同志猝然谢世,令人震悼!这是我国出版界的重大损失,更是出版科学研究工作的重大损失!去年12月29日上午,电话里传来了噩耗:春光同志在办公室扑倒在地,呼吸停止。他手边还拿着药片,另一边是热水瓶,显然是感觉不适,自救不及,终于一跌不起。他奉献了最后的生命,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正如英勇的战士在前沿壕堑里阵亡。我认识春光同志较早。在50年代之初,春光同志与我的一位同学一起从华东调     

“做出版工作就是长寿”

出版界前辈叶圣陶以文学家、教育家知名,但是他爱好出版编辑工作,始终把编辑工作当做第一职业。他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曾说过这样的话:“有趣的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政务院有个管出版事业的直属机构叫出版总署,胡愈老任署长,周建老和我任副署长……这一二十年来,老朋友     

牢骚出文章

我有一位朋友,向来爱发牢骚。只要有三人聚会,他便斥东责西,指桑骂槐,以发泄对时弊的不满。说也真怪,就是这样一位牢骚怪人,却文思如泉涌,报纸刊物,隔三差五地总有他的议论文章登台,更奇怪的是,这些文章的内容,往往就是他在牢骚中提到的观点。他说,我的牢骚就是我的文章。牢骚,名声历来不好。想当年,谁对现实流露出     

上市:出版界的战略选择——关于资本市场何时向出版社开放的对话

一、出版社开始进入资本市场 W先生:安民你好!8月份对话中,我们曾谈到过出版社进入资本市场的话题,最近有什么新动向? 安民:W先生你好!近几个月资本市场变化很大,从出版界的角度看,有几点非常引人注目。一是江西三家出版单位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晨鸣纸业新股配售;上次提到的是大百科参股福建南纸。第二是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省长张国光考察辽宁出版集团时,要求搞好资本运作,做好金融文章。最令人兴奋的是出版界终于有一家出版社上市了。第四个令人关注也更令出版界不安的,是诚成文化参股南方证券,资金达1.1亿。这是我的同事刘军,他长期关注资     

新年应举空杯

正据权威人士说,心理学中有种心态叫"空杯心态"。何谓"空杯心态"?古时候,一个佛学造诣很深的人听说某个寺庙里有位德高望重的老禅师,便去拜访。老禅师的徒弟接待他时,他态度傲慢,心想:我是佛学造诣很深的人,你算老几?后来老禅师十分恭敬地接待了他,并为他沏茶。可在倒水时,明明杯子已经满了,老禅师还不停地倒,他不解地问:"大师,为什么杯子已经满了,还要往里倒?"大师说:"是啊,既然已满了,干嘛还倒呢?"禅师的意思是,既然你已经很有学问了,干嘛还要到我这里求教?这就是"空杯心态"的起源。"空杯心态"并不是一味地否定过去,而是要怀着否定或者说放空过去的一种态度,先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空着的杯子",去融入新的环境,对待新的工作,新     

锲而不舍的启示——访阿拉法特随想

夜阑人尽,阿尔及尔松树俱乐部的一幢海滨别墅里还亮着灯光,海风阵阵抚人。这是1988年11月15日凌晨3:30,我们在这儿采访了阿拉法特——他刚刚在格林威治时间零时宣布了巴勒斯坦国的诞生。这是一次对一位元首级的国际风云人物的不寻常的采访。它是那样紧张、曲折,那样激动人心,难以忘怀。对我这个年逾花甲的记者来说,也许不会有第二次了。几百名记者的一场激烈竞赛1988年11月15日格林威治时间零时(当地时间凌晨1时),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会议闭幕式上宣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诞生了。在地中海滨的松树俱乐部里,顿时沸腾起来,人们狂欢达一个多小时之久。在大厅里,巴勒斯坦人抬着阿拉法特的巨幅画像,挥舞着巴勒斯坦的旗帜,在民族鼓乐声中载歌载舞,高呼革命与胜利的口号。     

孙伏园：嘻笑之间催手稿

1929年初夏,鲁迅在与一班青年文学作者谈话时说到有一位笑嘻嘻善于催稿的某君,这位某君便是孙伏园。许多作家都提到他的笑嘻嘻，看来是他的一种行为特征，不仅是笑嘻嘻,而且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蓄起了胡须,以至有人称之为伏老。有好几位当时的作家因为他长得矮,还说他有点像日本人。     

新的情势 新的问题——近两年外国文学出版的一些情况

对1987年和1988年这两年的外国文学出版情况做一个回顾,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是我国继续推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两年,也是出版改革继续实施的两年。在这两年里,出版界显得活跃而又窘迫,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尤其受人注目。首先是它的出版量。1986年外国文学(不包括文艺理论专著)出版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