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教育思想研究

戴震（公元1723～1777）,字东原,安徽省徽州府休宁县隆阜人,是清代汉学的著名代表。当时,汉学可分为两派,一是吴派,以惠栋为代表,此派学术重视考据训诂,但它为考据而考据,为训诂而训诂,贬宋复汉,以汉人之是非为是非。王引之评论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梁启超批评得更彻底,他说：“惠派治学方法,吾得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①所以此一派实不能代表清代汉学之精神。二是皖派,以戴震为代表,此派学术以考据为手段以求道为归宿。戴震注重考证训诂,但只是…     

俞樾校释群经、诸子的得与失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校勘、训释群经与诸子以及归纳古汉语的“文例”方面。他继承了乾嘉皖派汉学的学术风格和治学门径，又将其与自己校勘、训诂古文献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的优长，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其治学思想和方法毕竟还属于传统学术范畴，自身局限亦不可避免。     

汉宋学术对戴震治经的影响

戴震集清代前期学术诸家之大成,不仅有淹博的经学素养,识断精审,不泥于古人成说、汉唐旧注,从经文原典求索圣人文意,而且,他治学能够博涉经史百家之学,兼采汉学训诂、宋学义理,并融汇训诂、义理于一体,贯穿他一生的学术生涯。本文通过类比、综合的论证方法,阐述了汉宋学术在戴震治学生涯中的影响。     

戴震的学术主张与学术实践

乾嘉汉字的治学宗旨是由字，音韵，训诂，考据人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名的学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字，音韵，训诂，考证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学说，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成为为数不多的既讲考据，又有思想的汉学家之一。但是，探寻戴震的学术主张和学术实践，可以看到，其起点是“我注六经”，终点却是“六经注我”。这种独特的学术风格，一方面反映出戴学术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观照出汉学宗旨的科学性与局限性。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方东树礼学思想评议

清代为汉学复兴时代,训诂、考据之学成为乾嘉时期学术的主流,宋学则处于被压制的地位。直到嘉道之际,汉学逐渐衰弱,宋学始有反弹之势。宋学代表人物方东树高举反汉大旗,对汉学家“舍理言礼”说进行了驳斥,对礼、理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辨析。考辨方氏礼学思想,不仅有助于了解其整体学术思想与脉络,亦可从中窥探当时汉宋之学的关系问题。     

汉代汉学与清代汉学之辨

汉代学术成就辉煌,广有创建,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代学者标举其中朴学的部分,发展出清代＂汉学＂流派。在清代,众多学者高举＂汉学＂旗帜,他们的学术倾向,却与汉代学术本身存在差异。清代汉学在考据训诂音韵等方面承继了汉代学术的古文一脉,弘扬了征实的学术倾向,也将＂宋学＂最突出的义理层面引入了实证的追求路径,并且将民族意识深入地渗透到＂汉学＂之中。探析汉代学术与清代汉学的联系与差异,有助于明辨两者的具体面貌,也有助于在当代新的＂汉学＂环境中明确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和内在追求。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清代的考据学,或称之为汉学或朴学。汉代的儒士们治经,多注重训诂、文字及名物制度的考订,与空疏的宋、明理学相区别。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又开清学之先河,阎若璩、胡渭继其后,发展到后来的乾嘉学派达到顶峰。如此之类,就象冯友兰先生所说“讲汉人之经学者,以宋明人所讲之道学,以别于自己所讲之汉学”。钱穆先生认为,清学源于宋学,治近代学术者“必始于宋”,“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     

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变化与其古文理论的形成

曾国藩的学术取向经历了从重“义理、词章”到“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缺一不可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他的古文思想上,就是“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他始终赋予“词章”独立的学术地位,总结了古文写作中从如何运气,到怎样谋篇布局、造句选词等方面的技巧经验,体现了“文道俱至”的思想。     

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

《诗经》研究向来有所谓“汉学”和“宋学”的研究方式之分庭。“汉学”强调“章句训诂”,“宋学”强调“义理”的发挥。朱熹的诗经研究则将两结合起来,努力在把握《诗经》本自身意蕴的基础上,着力探讨《诗经》与《易》、《礼》、《春秋》、《四书》等所不同的特殊的审美特性——这就是“《诗》可以兴”。对于《诗经》的诠释在于“讽诵涵泳”,而“章句训诂”的功夫更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钱大昕的经学批评

乾嘉时期，钱大昕对汉学、宋学和清代学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论。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钱大昕推崇汉学，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衡评后世学术，具有汉学家的立场，但同时又力戒今古文门户，尽量以持平之心审视学术发展。对于宋学，钱大听从工具和思想两个层面上进行了评论和驳难．剖析宋儒所倡导的“性”、“理”、“道”等范畴．给以新的解释，并以日常伦理来批评理学的思辨，有误读宋儒的地方。他总结出清学崇尚古学、实事求是、重视经史、经世致用的特点，同时又批评了清儒过分尊经泥古的弊病。     

以字考经 以经考字——读《说文解字注》后

<正> 今年是段玉裁(1735——1815)诞生二百五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汉学大师,中国训诂学会将在金坛召开纪念会,并举行段学学术讨论会。纪念这位大师,我们感到有一种亲切感,段学和皖学有渊源关系。清代乾嘉时期,汉学大兴,当时出现一个学派,史称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又分为以惠栋为领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领袖的皖派。皖派之学称     

唐鉴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

唐鉴是清代后期著名的理学家。他为学独宗程朱，对陆王学派、汉学和文章之学均表示出轻视的态度。他虽固守程朱道统，却又提倡“守道救时”，有一定的经世主张。他的这种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关，也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和家学渊源。唐鉴的学术思想对当时或后世学术及社会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从“仁”和“性命”之解说看阮元的理学思想

阮元是清代中叶的汉学领袖,但在理学上,他也有卓越成就。本着“以训诂求义理”的学术理路,他从古训入手,通过语义分析求文字本义,对理学核心范畴作了一系列精辟阐发。他之论“仁”,是以“相人偶”为解,认为“著于行事,始可称仁”,批评理学家“闭户斋居,瞑目静坐”的体仁之方。他之论“性命”,以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非别有一事与性相分而为对”;性不能“绝”,只能“节”;规范的标准在于礼治。他对唐代李翱的“复性”说提出尖锐批评,指出李翱把“性”“情”对立起来,以为只有破除情之蔽,才能恢复“本性清明”,这是“杂于二氏”、“由庄入禅”的谬见,不能作为发展儒家义理的依据。阮元的理学思想颇有独到之处,尽管某些结论可能有一偏之失,但就整体而言,可为义理之学开出一片新天地,是中国理学发展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历史意义

汉代传《诗》者有今古文之分,至郑玄集其大成;宋代说《诗》者又有“攻《序》”与“尊《序》”之争,至朱熹集其大成。他们虽然都是以所谓“经学态度”去注释研究《诗经》的,但二者之间的对立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那么,这两个各自统一过一个时代而又互相对立的《诗》学体系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差异呢?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曾以“汉儒重训诂,宋儒重义理”为说,而视汉学为“章句之学”,宋学为“义理之学”,谓“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云云(《经学历史·经学昌明时代》)。以此泛泛地概括汉宋学术之异虽然也来为不可,但如径谓此即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异,则大不然。其不然之辨有二:     

桐城派与汉宋之争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坛的一椿要案,桐城派与之有着不解之缘。乾隆年间．姚鼐与戴震公开对抗．嘉道年间,方东树与江藩再起波澜,桐城派始终是汉宋之争中宋学派的主要阵营。这既是门户之见使然．更是桐城派尊崇程朱而重治“术”与汉学家尊奉汉学而重治“学”的学术分歧导致的必然结果。嘉道时期的桐城派主张汉宋兼采,表现出开明的学术态度。但是,用汉学之“学”补宋学之“术”,汉学为宋学服务,才是他们的最终意图。     

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时期的骈体文学与骈文理论--以清代孙梅《四六丛话》为例

明清之际惨烈的社会转型,惊醒了当时的学界,催生了由空转实的学术转型。当时的学术取向,由空疏玄虚的“宋学”,首先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之后又转向了崇实师古的“汉学”。在“汉学”全盛的乾嘉时期,“汉学”的学术精神、治学方法深刻地影响了骈体文学和骈文理论的发展,促进了骈文的复兴和骈文理论观念的转变。乾嘉时的《四六丛话》,便是这一骈文复兴过程的理论总结和骈文理论观念转变的突出代表。以《四六丛话》为例,研究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时期的骈体文学与骈文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学术转型对骈文及其理论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在社会文化宏观背景中寻求骈体文学、骈文理论嬗变的动因与根据。     

《广雅疏证·释诂》札记(续)——音训篇

我国的训诂之学,开始得很早,一般都要上推到西汉初的毛氏《诗诂训传》。到了西汉后期,又出现了训诂的专著《尔雅》。毛公作训诂,已开始注意到文字的假借。到了东汉,郑玄笺《诗》注《礼》,尤其重视文字的假借,甚至说:某字当为某字。这些大多即是以音求训。郑玄的弟子孙炎注《尔雅》,就广泛地应用“反切”来注音。后来郭璞继之,也为《尔雅》作了音训。反切便是音韵的萌芽。可见字音和训诂的关系,一向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可惜当时的学者还没有专门研究音韵的,更没有归结出以音求训的理论来。 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出来,是音韵学上的一件大事。唐朝许多学者继承了它作了好些研究,也改编了好些韵书,直到北宋的《广韵》为止。但是当时人主要是用它来作诗文,很少人作什么研究。宋代最盛行的是义理之学。注意到音韵训诂的人很少,更说不上有什么大贡献。直到清初从顾炎武开始,才研究古音,接着,音韵训诂之学便开展起来,当时号称为“汉学”。到乾隆、嘉庆之世,汉学大盛,著名学者有江永、戴震、钱大昕、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诸公出来,才达到了高峰。     

浅谈训诂

训诂这两个字连起来用,始于汉代的《毛诗诂训传》。“诂训”,就是训诂。唐孔颖达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见《毛诗正义·关(?)·孔疏》)他还综合起来给训诂下了定义:“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