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断裂与衔接——以黎族习惯法的适用为研究路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内化于少数民族内心深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民间规则,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文化根系和生存土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轻视。黎族在长期生存繁衍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习惯法,而这与现存的国家法之间存在许多冲突和矛盾。本文拟从习惯法的角度出发,列举其在纠纷冲突中的表现,探寻其中缘由,分析国家法与习惯法失范与衔接,以求促进黎族习惯法与华夏法文化的交融。     

习惯法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趋势

习惯法存在具有客观性,通过习惯法存在的合理性和对与社会关系调解中的作用的论证,探究习惯法在调控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方面的积极意义以及习惯法尤其是民族地区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揭示习惯法存在的长期性及其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     

少数民族纠纷处置领域习惯法与刑事制定法关系的反思

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纠纷处置领域习惯法的一些内容与国家刑事制定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是因为纠纷处置领域习惯法强大的生命力,使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从维护社会秩序这一共同目标出发,国家刑事制定法与少数民族纠纷处置领域习惯法必须互相配合,共同发挥作用,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与团结。     

论石漠化治理中引入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意义与策略———以贵州兴仁淹过路布依习惯法为例

在石漠化地区聚居的少数民族基于民族文化传统形成了许多内容丰富的习惯法,其中不少习惯法的规定能够填补当前石漠化治理对人的行为缺少规制的漏洞.笔者对石漠化地区民族村寨习惯法进行实地考证,探讨在石漠化治理中引入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策略.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习惯法与国家法的相互作用

从法律是在社会中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的视角而言,法律有两种基本形式:国家制定法和习惯法。通过分析国家法和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传统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强化、消解、渗透、弱化等互动现象,发现两者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同积极作用及其整合之处。在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理想的法律制定与实施应当是在国家法与该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习惯法及政府与民间之间找到某种妥协和合作,以此保护社会规范体系的完整和效力。双方应当克服各自的不足,相互利用支持,共同推动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对当下物权习惯法的研析

物权习惯法作为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稳定的民族习惯的一个部分,也是物权人在行使物权的过程中免除他人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保障性规范。物权习惯法通过大量不成文的规定可以引导少数民族人民应当从事或是禁止何种行为,这体现在物权习惯法具有法的一般作用,主要是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强制人们进行财产的流转即物权变动行为。我国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调查始于建国初期,其涉及我国各民族的物权习惯法,譬如所有权、使用权、租佃等内容,但至今无论在物权立法还是司法领域,少数民族地区物权习惯法的内容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对物权习惯法实际作用的发挥产生阻碍。于此,对我国当下物权习惯法的系列法律问题有必要深一步地进行研究,首先对我国物权习惯法的基本理论和缘由进行阐述,其次对我国物权习惯法的现状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当下物权习惯法的系列问题和相关完善措施。     

关于黎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与调适的若干思考

黎族在长期生存繁衍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习惯法,其作为黎民解决纠纷的一种民间规则,在构建和谐社会及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国家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在法律规范方面凸显出诸多冲突和矛盾,使基层司法工作经常面临两难选择。本文从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入手,分析习惯法存在的原因及与国家法冲突的表现,探寻二者之间的契合路径,以期对少数民族地区实现有效管理,增进民族团结,加强法制建设提供参考。     

民族习惯法的积极价值与国家制定法的完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中,作为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移植西方法的中国制定法,由于没有得到深入展开,大众对习惯法更为熟悉和习惯性选择,在制定法自上而下的推进过程中往往存在权力间的冲突.而冲突的实质是如何协调民间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关系问题.从分析民族习惯法的概念入手,阐明其在社会现实中的价值,展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相对合理统一的美好前景.     

浅析藏族婚姻习惯法

由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化是法律多元化现象客观存在的重要原因。藏族婚姻习惯法早已成为藏民族风俗习惯和法律观念的一部分。这些独具特色的婚姻习惯法有些与国家法相冲突。我们认为,应当在维护文化多元的前提下,承认民族习惯法对于国家法的补充作用。     

传统习惯法影响下的瑶麓社区治理研究

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环境下的一群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会产生一系列约定俗成的惯例,这些惯例会上升为当地的习惯法,约束当地人的行为习惯,维护当地的社会稳定。习惯法是集众人商议,有着一定的民主性,瑶麓格外重视它的权威性也会自觉去遵守和维护习惯法。在国家对民族地区治理程度不断加大的过程中,传统习惯法的的地位、作用以及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探讨,在今后民族地区的治理中,如何合理运用习惯法也是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当代法治意蕴研究

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丰富法治理念、提供实用制度资源、节省社会运作成本等法治建设意义。在国家法律引导民族习惯法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保留民族习惯法应有的发展空间,从而不断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少数民族法信仰的现状、特点及培植国家法信仰的意义

习惯法信仰浓厚、宗教法信仰普遍、国家法信仰欠缺是我国少数民族法信仰的现状。少数民族法信仰具有国家法信仰的整体差异性、民族习惯法信仰的普遍性,法信仰的多层次性,法信仰的多元性等特点。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必须树立起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法的权威,提高他们对国家法的信仰。培植少数民族国家法信仰,对促进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维护国家的繁荣、发展、稳定和统一,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树立中华民族良好国际形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法律多元视角下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及其未来命运——以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为研究范本

基于法律文化学的视角,可以对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作出考察和解读。应用法律多元主义从文化理论层面对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进行论证,而应用"活法"理论则可从文化之实践层面对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存在原因作出剖析。作为一个庞杂的习惯法系统,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包含着壮族习惯法、苗族习惯法、傣族习惯法、瑶族习惯法等子系统。在我国西南地区,这些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命运不但取决于其自身能否实现良性发展,更取决于它能否与"国家法"之间构建起良性互动关系。对于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合理内容,民族自治地方应通过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的方式予以吸收,而对于其中部分落后内容,"国家法"应予以明确摒弃,唯此方为实现两者良性互动的有效路径。     

侗族习惯法研究的意义——以黔东南侗族习惯法为视角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少数民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特征与生活方式,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也衍生出各自不同的习惯法。黔东南侗族是贵州17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它传承了数千年的习惯法,无疑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对侗族习惯法的调查研究,有助于深刻了解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历史成因和现实功能,有利于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习惯法探析

凉山彝族地区在1956年民主改革后,从奴隶社会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又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政治、经济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凉山彝族习惯法对凉山彝族现实社会生活仍存诸多影响。1956年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习惯法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等级制度、家支紧密相连,严格维护着等级秩序、奴隶主的财产权利及家支组织,体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对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习惯法有所认知,一方面可以了解现今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基础,积极去保留符合时代需求、有利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习惯法;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国家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进行有益地变通提供参考,从而实现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     

习惯法的法理分析

自法产生至今,习惯法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人类社会产生之初,习惯法的萌芽就已经出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习惯法也不断的发展完善。在当今社会,习惯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必须厘清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关系,习惯法与制定法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位置与作用。习惯法与制定法之间存在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习惯法与制定法发生冲突时,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必要时习惯法应当居于首要地位,优先于制定法的适用。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视角考察

文章探析了在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的因素及其路径选择。如何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应考虑的关键因素。因此,文章着重探讨了在乡村社会中,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及其具体路径选择。     

果洛地区建立健全民事习惯法司法适用机制的思考

果洛藏族民事习惯法被当地民众极大程度地接受和需求,但同时也受国家制定法的影响,这使得该地区的司法秩序出现了相应的混乱现象,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认识到习惯法的存在价值,更需要建立健全使用机制,以正当的程序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侗族款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及互补

侗款文化是我国侗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侗款文化的核心侗款在本质上是民间法、习惯法,能够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侗族款文化虽然包含了很多积极因子,但是由于民间法、习惯法本身与现代法治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因而侗族款文化与现代法治之间并不完全吻合,两者之间存在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一切表征。当然,这种冲突与矛盾并非不能化解。如果能够有效地化解两者的矛盾冲突,则能够进一步发挥侗族款文化的积极意义,与现代法治形成互补作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法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