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忧郁·悲鸣--论郁达夫小说的忧郁气质

郁达夫以忧郁、感伤的士子姿态登上中国文坛,为中国感伤文学构筑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文章主要从作家人生经历,小说创作,情感取向等方面深入阐释郁达夫复杂的个性气质:忧郁的感伤,孤冷的哀怨,从而进一步探索作家深层心理中斑驳而迷人、凄切而悲苦的生命本真意识。     

刘增人与90年代王统照研究

刘增人的《王统照传》与《王统照论》，代表了中国90年代王统照研究的新水平，与80年代乃至此前的王统照研究进行比较，90年代这一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资料工作全面扎实；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有深刻的精神沟通；选择了最易于发挥主体感情的文体形式及话语方式，把研究对象置于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背景上思考，第一次对王统照独特的人格内涵作了全面，认真的挖掘。     

郁达夫创作风格及其渊源

郁达夫的创作风格在中国新学史上独具特色。表现在：强烈的抒情色彩；露骨的坦率和大胆的自我暴露；忧郁感伤的格调。这种风格形成的原因：一是独特的生活经历造就的郁达夫的个性气质。二是中国古典学的熏染，三是受外国学的影响。内容和题材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王统照与拜伦

王统照从中国文化精神出发研究拜伦与常人不同的人生。从遗传学角度研究其性格、人格；从爱情与生活经历研究其诗歌的发展；从性格人格及时代环境研究其思想；从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其人其诗。王统照受到拜伦的巨大影响，是性格人格上的隐合影响，对拜伦的学习研究使王统照“心神俱旺”。     

试论郁达夫小说中的感伤颓废情调和反抗意识

郁达夫独特的创作风格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世人对其小说中所流露的感伤颓废情调,总是颇有微词,认为是其人生消极堕落的表现,缺乏反抗意识。"感伤颓废"作为郁达夫小说创作中最醒目的精神特征之一,有其时代、个性和审美等多种因素。实际上,郁达夫小说中的颓废消沉是表象,反抗才是实质。     

王统照在青岛的教育工作历程——纪念王统照诞辰110周年、逝世50周年

王统照在青岛工作、生活了近30年。在他大量的文学作品里,有许多在青岛、写青岛的诗文,以及反映其教师生涯、教育思考的力作。王统照在旅欧期间对教育进行了专门考察,美育是王统照最重要的教育主张。     

王统照与叶芝

王统照深受叶芝的影响，他认为叶芝的作品追求自由和理想，具有神秘和象征色彩，但也联系现实人生。王统照还把叶芝的小说、散文《约翰许儿曼》、《达哈》、《色尔特族的微光》与中国的《阅微草堂笔记》、《聊斋》等相类比。他对叶芝思想的评价可归纳为：一、生命的批评主义。二、生命的价值是爱与美，是艺术。三、美是调谐。四、叶芝的思想来源不仅有家庭、自然背景和色尔特族的特性，还有法国的象征主义、印度的宗教、歌德的泛神论。但叶芝不像王尔德，不是唯美主义。而王统照所受叶芝的影响有：一、对生命之迷的求索。二、对自然之迷的求索。三、对爱与美的求索。因此，从诗集《童心》到小说集《春雨之夜》都有浓郁的象征与神秘色彩。但王统照更具有中华民族特性，更与中国五四时代的现实人生接近。     

郁达夫的南洋诗散论

思念故园的归乡情结、国破家亡的感伤情怀与恢复河山的爱国情操，构成了郁达夫海外旧体诗创作的主要内容。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生活环境，造就了郁达夫诗歌特殊的风貌。其中所包涵的满腔热忱与赤子之心，最终完成了诗人自己生命的绝唱。     

从《受戒》、《呼兰河传》看散文化小说

“五四”以后新小说的散文化，从鲁迅开始，经过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更新变异，逐渐成熟，而后中断，到了80年代汪曾祺又将这条中断已久的线索延续下来。本文试图以萧红、汪曾祺的作品为例来探讨这种文体与作家个性的关系，及这种文体在文学发展上的价值。     

内在生命的挣扎与拯救——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善恶意识、忏悔意识和救赎意识

郁达夫是一代小说宗师，不仅由于他的主情浪漫主义风格，更重要的是他的小说创作中蕴涵的个性自由、自我忏悔以拯救内在生命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可具体归纳为善恶意识、忏悔意识和救赎意识，这三大思想意识在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轨迹体现了其对内在生命的执着和精神的终极追求，这三大意识也使郁达夫小说具有了独特的精神魅力。     

以“沈腰潘鬓”而“担荷罪恶”——王国维如何把李煜推高至“释迦”“基督”的地位

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李煜作品的评价认为,李煜＂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对此学界解说纷纭。从王国维的学识背景、哲学思想及文学创作等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在对人生的追究与考索方面,王国维与李后主有相似之处,这是把李煜推高至＂释迦＂＂基督＂的教主地位的原因。     

王羲之的性格与"誓墓辞官"考订

《晋书.王羲之传》比起其他人的传记来,是字数较多的一篇,但对王羲之的生平记录得不算详尽。东晋年间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代殷芸的《小说》等,记载了王羲之的许多轶事。将这些轶事进行初步的考订,对研究王羲之的性格和“誓墓辞官”的真相等问题,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王士祯“神韵说”意蕴的再考察

到了王渔洋时代,士人心中又逐渐横亘起尊唐与宗宋对垒的审美心理之障。王渔洋并不是象一般文学史家所定位的那样尊唐,而是在试图以自己的理论重新锁定唐宋诗人的价值。"神韵"一语从盛唐以来就一直被诗人学者所关切,宋、元、明、清各代学人均表现出对其内涵的揣测与充实。王渔洋毕其一生,一方面以其真情投入,一方面以其气势宏大,从而再造了神韵,以至于被后人称为"神韵说"。今天回过头来看他的理论有得有失,历史印迹宛然。     

从《人间词话》看李煜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不惜笔墨地推崇唐五代词,对南唐后主李煜更是偏爱有加,对其词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从李煜词的内容、贡献及艺术品位三方面来说,李煜词不仅是一部血泪史,其词宏大的取材、阔大的气象,更使其词注入了强烈的士大夫意识,使得词坛上"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为词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李煜词之神秀亦为之添砖加瓦,增色不少。这就是《人间词话》里所展现的李煜词。     

从于坚和北岛、王家新诗歌看诗歌和生活的关系

诗歌和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以当代诗坛的北岛、于坚、王家新的诗歌作为分析对象，探究了诗歌和日常生活、精神生活的内在关系。     

韩愈模仿《辋川集》刍论

韩愈模仿王维《辋川集》而作《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其题材、作法与结构乃至风格均多雷同。韩愈仿照王维进行创作,是其生存与交往的需要,是其顺应清逸幽远时风的自觉选择。这与其避乱江南的经历有关,也是他争强斗胜的性格使然。王维“境随心转”,而韩愈则“心随物动”。因此,韩愈虽然也以空灵澄澈的清远品格为圭臬,甚至还获得了自静自净的人性自现,但他受干扰于现实处境,毕竟不能像王维那样生成“寄畅山水”的审美状态,而多呈“寄傲林丘”的生命状态,其二十一咏以搏牛之力,在方寸之地经营,清绮而不失奇险,淡泊而时现焦躁,偏于理性,情多于韵,形成了貌似而质异的全然不同于《辋川集》的自家面貌。     

论王世贞与严嵩的关系

王世贞年少才高而气盛,步入仕途之初便身不由己卷入严嵩、徐阶政治斗争的漩涡。面对严、徐两大政治集团,王世贞从其父站在与严嵩为敌的同乡徐阶立场,其不曲媚权贵的个性又进一步惹恼严嵩父子,在王忏战事不利的情况下,严嵩投井下石置王忏于死地。王世贞为父伸冤,却不能直斥嘉靖皇帝,只能将满腹怨愤诉诸严嵩。王忏弃市一事,严嵩虽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但其借刀杀人、落井下石诚不可恕。     

郁王离异的思想根源

20世纪40年代,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离异是震动文坛的一场大悲剧。关于他们离异的原因多说是第三者的插足,很少有人从思想上去分析探究两人离异的根源。事实上,在郁达夫一见钟情于王映霞并开始追求时,两人思想的差异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文章即从郁厌虚荣,王慕虚荣;郁恨黄金,王爱钱财;郁欲隐居,王喜热闹;郁憎做官,王羡做官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指出两人志趣相悖,追求不一,互不理解是其离婚的主要原因。郁王离异是郁达夫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探究其离异的思想根源,对研究郁达夫的心理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渔洋诗话》艺术审美鉴赏略论

王士祯为清初文坛盟主,晚年曾作《渔洋诗话》一书,记往年逸事,忆平生所见,评点得当,情感真挚。俞兆晟言诗话为先生＂怀旧之深情＂,此言不虚。王士祯通过诗歌鉴赏,从所见诗作的形象美与意象美中找寻神韵之境的清真古澹。     

建安七子生平事迹志疑

文学史上的“建安七子”,是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的一个著名文学群体。对于这七位文学家的生平事迹,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曾进行了较系统之考察,有利于对其人其作的全面研究。但其中如关于孔融的生卒年、王粲曾“随军江陵”、徐干等人“预赤壁之役”、“军谯”的具体参与者、孔融与祢衡的交游、徐干著《中论》的时间等之认识,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疑点,现将其进行了重新考察,有利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