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刑事责任年龄立法的几点思考

完善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相关立法，意义重大而深远。为此，一要纠正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立法缺陷；二要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三要科学设定刑事责任年龄上限。     

论中国传统死刑观的负价值

中国传统死刑观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笃信死刑的正当性;二是极力追求死刑的威慑效果;三是容忍过度发挥死刑的复仇功能。在传统死刑观的影响下,国民崇尚死刑,依赖死刑,动辄希望判处罪犯死刑,对死刑适用的正当根据和必要限度缺乏足够的认识。传统死刑观阻碍中国死刑立法的现代化和现代死刑适用标准的确立,导致法官和政治决策层对慎重适用死刑持抵触态度,并且可能使合法、正当的死刑案件裁判面临来自社会舆论非正常压力,应当扬弃。     

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以二次量刑理论为视角

从实证角度出发,将72例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作为样本,研究了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适用的现状、现存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情节在决定死刑案件是否适用死刑、死刑是否立即执行时的不同作用。根据这些发现,可以借鉴二次量刑的方法,规范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标准,尽可能提高司法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     

感性执着中的理性超脱——论被害方态度与死刑适用

在死刑案件裁量中,被害方态度应否作为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的因素予以考量,理论界对此存在分歧。被害方态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可以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被害方谅解的态度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独立性,被害方要求严惩的态度对死刑的适用影响具有依附性。被害方态度常与民意、被害人过错一起作为三种常见而又较为特殊的因素影响着死刑适用,法官应综合运用基准刑量刑方法与传统的一次性量刑方法进行量刑。     

论死刑适用的几个问题

本文就死刊适用的范围、适用的对象、民愤与死刑的适用、死刑的核准权、死刑的执行方法等几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以期执法者更好地在死刑的运用问题上真正地贯彻少杀、慎杀的立法本意。     

死刑的立法控制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视角

在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是我国当前死刑制度改革的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从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拟取消13个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缩减死刑适用对象的范围,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我国的刑罚结构进行大幅调整.认为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罪名仍有较大的压缩空间,建议对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指出我国的刑罚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生与死的博弈:厘定死刑案件量刑因子适用规则

死刑的适用不仅关系到犯罪行为人的生与死,更会对司法公信力产生重要影响,如若死刑适用失衡,则会造成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动摇司法作为最后解决手段的地位。因此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公平等价值追求,让司法裁判结果更具有社会可接受性,避免出现死刑案件的冤假错案,应该对死刑适用的量刑过程进更进一步的规范。文章针对死刑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明确故意杀人罪死刑定位量刑基准、调试方法、调试尺度等系统性途径实现死刑案件量刑均衡。     

我国死刑适用制度之检讨

在立即废止死刑是一种奢望时，严格限制和逐步减少死刑的适用，以使死刑的适用与我国的死刑政策相一致，与国际死刑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就显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我国贪贿犯罪死刑适用探究

死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代价的残酷刑罚,其存废争议颇大。本文从贪贿犯罪入手,首先观察贪贿犯罪死刑设置的立法沿革及死刑适用的现状,然后深刻反思贪贿犯罪的死刑适用,最后积极思考贪贿犯罪死刑适用的变革之路及其在变革中应当着重解决的问题,以期能够使贪贿犯罪受到更加有效的控制。     

论死刑的司法限制

尽管废除死刑是当前世界刑罚改革的潮流,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刑法理念以及立法方面的影响,短期内废除死刑还难以实现,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在司法上通过转换观念、严格解释死刑适用的条件等方式来限制死刑的适用,为最终废除死刑做好铺垫.     

关于我国死刑立法完善的思考

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已废除了死刑。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废除死刑,但应通过完善死刑的适用范围、死刑的适用程序、死刑犯的减刑等有关制度以限制死刑的适用。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死刑

我国刑法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不适用死刑、有选择的适用死刑和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三个阶段.在我国,当前死刑存在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应逐渐限制并在将来废除是刑法学者的共识.对金融诈骗罪的死刑问题有废除论和保留论两种观点.对金融诈骗罪适用死刑,既不利于刑罚的报应功能的实现,也不能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取消金融诈骗罪的死刑规定.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死刑

我国刑法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不适用死刑、有选择的适用死刑和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三个阶段。在我国,当前死刑存在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应逐渐限制并在将来废除是刑法学者的共识。对金融诈骗罪的死刑问题有废除论和保留论两种观点。对金融诈骗罪适用死刑,既不利于刑罚的报应功能的实现,也不能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取消金融诈骗罪的死刑规定。     

论中国死刑适用标准及立法修正

中国目前的死刑适用标准还存在着诸多明显的不足之处,应将其与国际死刑适用标准相比较,根据中国的国情借鉴其可取之处,探索确定死刑适用标准的原则,根据该原则审视中国刑法规定之不足,对中国死刑立法进行修正,这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公民之福祉.     

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合理确定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立法规范的嬗变进行系统梳理可以看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适用应当采取"数额+情节"的二元标准,刑法立法在确立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数额标准时应以概括数额为宜,并且摒弃绝对确定死刑的立法模式。2016年"两高"制定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基础上确立了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具体适用标准。基于严格控制和限制适用死刑之精神,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确定,应当在参考司法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死刑适用的数额基点;"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判定主要考虑行为造成的物质性、经济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之认定,主要是对死刑适用总体标准的强调性规定,以体现死刑适用的慎重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则主要从贪污受贿主体、发生领域等角度考虑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论跨国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

我国目前对跨国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研究不是很充分,但该问题在当前跨国犯罪屡见不鲜且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显得非常突出。尽管跨国犯罪因跨国因素的复杂性而有多种表现,但在死刑适用上必须遵守刑法第48条第1款的规定。而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少杀、慎杀"死刑政策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凸现了其中所蕴含的限制死刑的法治目标,因而也应当贯彻于跨国犯罪案件的死刑适用过程中。据此,需要对跨国犯罪的国际影响区别对待,将国际正面影响作为对跨国犯罪适用死刑的酌定从宽情节予以考量,但不宜将国际负面或者恶劣影响作为死刑适用的考虑依据。     

论被害人谅解适用于死刑案件的正当性程序

近年来,各地法院纷纷将被害人谅解适用于死刑案件。虽然这一做法很好地限制了死刑的适用,但是由于受到现行法律框架的制约,被害人谅解在适用死刑案件的过程中,存在着适用范围不明确、审判程序不规范等诸多问题。为规范被害人谅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规避可能出现的"花钱买命""赔钱减刑"等风险,需在死刑案件中建立适用被害人谅解的启动机制、统一被害人谅解协议的达成机制、规范被害人谅解的审判程序以及完善被害人谅解的保障机制。     

我国死刑政策落实现状分析

由于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法制观念等条件，所以我国一贯实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但是这一刑事政策在落实过程中，由于封建重刑主义思想、传统价值观以及我国现阶段经济和治安状况的影响，在实体控制和程序保障方面都出现了种种问题，除了在死刑适用对象限制方面值得肯定外，不论是死刑适用条件、死刑实际执行制度，还是死刑程序保障方面都没有充分体现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使得我国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贯彻，甚至还与死刑政策发生了某种背离。     

试论我国对死刑适用的限制

对于死刑的适用,当今世界性的潮流是废除或限制。我国基于目前的国情,坚持保留死刑,但对死刑的适用从“法定情节”、“犯罪主体”、“管辖、核准和执行程序”上进行了限制,并独创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死刑适用制度。坚持“少杀、慎杀”,既符合了国际性潮流,又符合了我国社会治安形势和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     

论死刑限制的刑罚哲学根据——兼论经济犯罪死刑的废除

中国刑法中现在还存在死刑。废除死刑是国际发展趋势。讨论死刑适用与存废问题,应该从刑罚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才能把握问题的方向和本质,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刑罚的哲学根据,按照通说有报应论和功利论。从康德和黑格尔的报应论来看,死刑只能用于罪大恶极的暴力犯罪,适用死刑是出于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于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贬低了生命的价值。从古典功利论发展出的刑罚个别预防论也提出了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的主张。为此,以刑罚的哲学根据为视角,得出经济犯罪处死刑缺乏正当性基础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