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传统休闲及其传统休闲的旅游开发——以贵州苗族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休闲方式丰富多彩,休闲文化源远流长,苗族的传统休闲是其中的一朵奇葩。苗族人民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休闲文化,其主要特点是休闲的劳动性、艺术性、经常性和平等性。贵州苗族休闲文化的开发主要与旅游结合在一起,在一些苗族村寨旅游景点的开发中得到尝试。开发过程中也存在很多不足,主要是开发产品的差异性不足,品牌规划与品牌建设不到位。     

泰国苗族村寨经济转型探究

苗族是泰国的第二大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地上。泰国苗族村寨主要传统经济形态是种植业,二战后由于泰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山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泰国苗族村寨的经济形态出现了结构性调整和变化。     

法治视域下贵州苗族村寨规则意识变迁探析

法治中国梦是中华56个民族的共同梦想,贵州苗族村寨法治建设的进度,直接关系到法治中国梦实现的时间表.然而法治建设所需的土壤和条件十分复杂,其中良好的规则意识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为了全面推进贵州苗族村寨法治建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苗族习惯法入手,探讨影响贵州苗族村寨规则意识孕育与成长的主要因素,梳理当下培育规则意识所面临的优势和困境,尝试性地提出在贵州苗族村寨实现规则意识变迁的基本路径和关键措施.     

安顺苗族服饰传承困境及解决路径探析——以小新寨为例

苗族传统服饰从封闭走向开放,其生存与传承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安顺小新寨苗族服饰的存留现状在该地区苗族村寨中具有典型性,面临着生存空间受挤压、传统服饰审美观念淡化、传统女红工艺衰落及服饰本身的现代传承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等问题。要突破苗族服饰传承的困境,必须建立政府为主导,民众为主体的苗族服饰传承与保护机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苗族传统服饰文化与旅游功能的转换。     

苗族村规民约的有效性分析——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村寨为个案

村规民约作为维护村寨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规约,在苗族地区起到了行为规范和道德约束的作用。在现今的法制化国家大前提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村寨由于交通不便、自身文化水平发展较慢等原因接受现代法律思想比较晚,法制观念相较薄弱,维护村寨稳定和和谐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村民自己制定的村规民约。     

苗族的集市休闲及其集市休闲的旅游开发——以凤凰苗族集市为例

苗族传统的集市休闲是一道美丽的民族文化风景线,＂边边场＂是这道风景线的最亮点。打工潮的兴起引起集市休闲的衰退,然而,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苗族传统的集市休闲开始复苏。本文分析苗族集市旅游开发的有利条件,提出了苗族集市旅游开发的措施。     

从费孝通教授的"礼治秩序"看苗族寨老制度——以贵州千户苗寨"寨老"制度为例

费孝通教授曾在他的名著《乡土中国》里论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本文根据费孝通教授笔下的礼治秩序展开论述,分析了中国传统的"礼"和"礼治"的由来及其本质,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寨老"制度为例,分析了现实社会中礼治秩序的特征及其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寨老制度作为苗族地区历史上较为完备的民间自治组织,曾经在维护当地社会秩序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苗族社会内部秩序迅速变化的今天,寨老制度的作用渐渐弱化。近些年,在政府的引导下,寨老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与村委会共同治理村寨,为推动苗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苗族古歌中的时间、历法与社会网络

苗族古歌中流传有大量的"年历歌"、"年节歌"等关于时间、历法的古歌,但这些古歌并非只是记载了苗族的时间和季节,而是将他们的社会网络与过节顺序联系在一起。苗族过节的日期往往是按宗族、姻亲网络分批过节的,这不同汉人社会;苗族的分批过节在于其时间与社会构成逻辑的统一,苗族的社会网络及其组织逻辑决定了苗族的时间观和历法体系,而不是相反。不同地域的苗族因社会组成的基础不同,其节日安排也有区别,如在重视婚姻圈的清水江流域,其节日安排顺序一般以姻亲网络和亲属关系的秩序进行安排;而以宗族为标识的黔中苗族往往根据血缘家族安排节日顺序。苗族的"抢季节"古歌以议榔的形式安排各村寨过节的秩序,体现了苗族"时间"、"历法"与"社会网络"的紧密结合,即以时间历法体制来展示和表现苗族的社会制度。     

浅析西部地区苗族习惯法与我国刑法的统一

苗族历代先民们积淀下来的民族规则决定了现代苗族人的行为,当这些留传下来的苗族习惯法中所蕴含的某些价值同国家刑法的某些立法追求相契合时,苗族习惯法就会在无意中起到补充国家刑法,预防某些犯罪发生的作用。榔规又称议榔,苗语称为＂构榔＂,＂构＂有＂议＂、＂说＂等义,更有＂咒＂、发誓之内涵。＂构榔＂一词,可简明地说是＂议约＂或＂议定公约＂,又有＂集体发誓＂或＂组织决定＂之意。在苗族社会,寨老是起支柱作用的社会组织,他们是村寨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庙语称为＂娄方＂。寨老细分为理老、活路头、牯脏头和鬼师。     

四川古蔺苗族婚恋观的变迁调查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四川古蔺县苗族乡的苗族群体进行田野考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各种方式,从个人择偶标准、择偶方式、择偶范围、婚恋财务、婚姻家庭关系认知、亲子教育与政策、受传统与家庭影响、现代文明、经济生活影响八个方面调查了目前苗族男女婚恋观的真实情况。不难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古简县苗族男女群体的婚恋观发生了较大变化,民族特色渐趋淡化;进而分析了变化原因,认为这些变化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经济发展、汉族文化影响、现代文明冲击、环境变化挑战。     

“熟苗”话语下的信仰、文化与认同——以黔东南锦屏县平鳌苗寨为例

平鳌是位于清水江下游的一座苗族村寨,具有数百年的历史。在前近代及近代历史上,曾被划归为"熟苗"而受到中央王朝的管辖。文章通过对平鳌寨的民间信仰及苗族传统文化因子进行考察,讨论该地在"熟苗"的话语背景下,经过长期的政治、经济等多重外力的作用,其社会文化所呈现出的独特样貌,进而分析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     

苗族非休闲社会活动中的休闲行为与启示——以凤凰和松桃苗族为例

苗族是一个喜欢休闲和善于休闲的民族,在众多非休闲的社会活动中具有很多的休闲行为,这些休闲行为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时间保证,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其休闲娱乐质量,苗族这种忙里有闲的传统休闲对今天发展休闲经济依然有借鉴意义,个人与单位可以从中获得启发,从而促进休闲生活的改善和推动我国休闲经济的发展。     

苗族“巴岱”身份演变及其原因分析——以高务村及其邻近村落为例

＂巴岱＂作为苗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神人沟通者,在与汉文化的交流中身份发生了诸如传承人数减少、活动内容的丰富性降低、活动范围缩小、权威降低等变化。究其原因在于国家政策多变导致＂巴岱＂身份认同模糊,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巴岱＂生存境遇艰难,传统价值观念的式微动摇了＂巴岱＂的生存根基。研究苗族巴岱身份演变及其原因,其意义在于透视苗族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内在机理。     

隆里: 寂静的理想国

以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为主的黔东南州生态园,有一座古老的村寨,里面的居民清一色全是汉族人.这座村寨,是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并且保存完好的古军事屯堡.它就是被誉为"汉文化孤岛"的隆里古城.     

川黔滇次方言大花苗服饰文化研究

生活在普底的苗族有着深厚的服饰文化传统,这里的苗族服饰在服饰结构、服饰制作技艺、服饰审美各方面都不同于其他苗族。伴随着旅游开发的迅速发展,普底苗族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普底苗族服饰走向市场化,传统服饰文化元素正在淡化,传统民族服饰工艺正在被遗忘,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保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基督教在巴拉河流域苗族社区的传播历史考——基于对南花村的调查研究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本文以黔东南巴拉河流域的苗族村寨为考察中心,从宗教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基督教在崇巫尚鬼的苗族社区的传入、传播过程及组织形式进行初步考证。     

苗语使用情况调查——兼谈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笔者通过对贵州省麻江县白午苗族自然村寨苗语使用态度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即使在当前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不但需要在汉语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开展“双语”教育,即使是在白午自然村寨这类汉语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同样有开展的必要。     

苗族“寻根祭祖”敬仰圣地建造探究

建造苗族“祭祖寻根”敬仰圣地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地理区位、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及存在状况分析表明，贵州榕江具有建造苗族“寻根祭祖”敬仰圣地的绝对优势，是建造苗族“寻根祭祖”敬仰圣地的理想之所，建造要求修缮扩建苗王庙、构建苗王庙群，恢复设计集神圣、教育和娱乐为一体的祭奠仪式，研究确定祭奠时间日期，使之逐渐成为传统节日，并将苗族古文化、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村寨建造成苗族文化“寻根”之所。     

村寨传统体育生存的文化生态学分析——对龙潭镇部分村寨传统龙灯舞的田野调查报告

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支撑,以质的研究为范式,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对溆浦县龙潭镇部分村寨的传统龙灯舞活动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作为村寨传统文化事项的"传统龙灯舞",在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受到本区域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本族群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同时在当下的传承存在参与人员的不断流失、现代娱乐方式多样化的冲击、传统价值观念的缺位以及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等文化生态困境,并折射出我国村寨传统体育的生存路径和发展困境。     

橡胶种植与社会经济交往的变迁——以中缅边境两个阿卡人村寨为例

老曼沙囡村和巴洒村是中缅边境的两个阿卡人村寨,橡胶种植在国家力量、市场经济和民族认同的共同作用下进入村寨,使原有经济发生转型,从而引起了经济交往活动与社会文化发生一系列变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两个村寨因处于不同国家及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故其参与方式、范围也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