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与换工——以劳动力、畜力间的对等交换为中心

换工作为一种农家之间相互交换役畜和劳力的农耕结合习惯广泛流行于近代华北农村,那些土地不多、经营能力不强的农家依靠换工习惯来解决农耕生产上的劳力与畜力不足的问题。换工可细分为农家间的劳动力与劳动力交换、劳动力与畜力交换、畜力与畜力交换以及劳动力与劳动力.畜力相交换等多种形式。考察20世纪华北农村的换工习惯,可以窥见该时期乡村社会的变迁和时代动向。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及农民生活日见窘迫,换工习惯以其合理性、对等性及灵便性特点而被农民们普遍接受。华北的农民为了适应时代变化,乐于采用那些即战即决、少受束缚的农耕结合方式。     

“近代华北历史文化”专栏阶段性综述

近代华北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领域,《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于2011年初开辟了“近代华北历史文化”专栏,为该领域的学者发表学术见解、进行学术交流、探讨学术研究提供了绝好的平台,并且为整合优质研究资源提供了良好的渠道。“近代华北历史文化”专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涉及到清末民初和抗日战争这两个社会多交、事件多发时期的方方面面,其中对近代华北人物、农村与城市的研究具有独特之处。     

阻碍近代华北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

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带来了近代华北农村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近代华北农村的商品经济仍然相当落后，农民生活水平仍属于绝对贫困，在此将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我国近代的包买商制度——以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例

近代以来农村手织业以从没有过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近代中国农村手织业形成了华北、江南两个包买商制度完善的地区。通过探析包买商制度的形成机制可知,近代华北农村家庭手工织布业的包买商制度是在技术革新、市场扩大、商业团体兴盛的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包买商制度形成后的兴旺发展,离不开新型手工织布业模式及中间人制度的出现、市场需求的推动以及包买商制度预付生产与包买商制度工场共存的多种因素。     

皖籍实业家周学熙与近代华北社会

周学熙是我国近代华北工业的开创者,主持直隶工艺总局,促进了华北近代工业的崛起;创办周学熙资本集团,奠定了华北近代工业的基干;引导北洋军阀官僚投资近代工业,使天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周学熙对近代华北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     

农村初中学生如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正>叶圣陶先生说:"什么是教育,就是要养成习惯。"我国古代就有对习惯的研究。《新三字经》中的第一句话讲到"人之初,性本善,性与情,俱可塑。"意思是说,要培养良好的习惯。近代,我国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则说:"习惯养得好,终身受其益;习惯养不好,终身受其累。"农村初中学生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比如学校的教育、家庭的环境等影响,普遍表现出学习习惯较差,本文就农村初中学生如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谈     

周学熙与近代华北现代化

分析作为民族企业的优秀代表周氏企业所具有的特点,对政府经济行为产生的影响,周氏企业在华北地区经济现代化中的历史地位等等,对周学熙在近代华北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一个有益的评价。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述论(1936—1942)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日趋严重之际,乡村建设思潮及其社会运动应运而起。在近代中国乡村建设历史进程中,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历史角色和时代特征均值得关注。在众多社会组织和机构中,能够从国际视角并形成国际性影响的乡村建设组织,则当属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将其置于整个乡村建设历史演变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它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近代华北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综述

有关近代华北农村发展问题的争论已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近年来随着海外学者的相关著作的发表，这一问题的争论日趋激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向来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现就近几年来这一问题的讨论进行探索，以推动此间学术交流与探索。     

李维格对外开放性实践及思想简析

对我国近代钢铁工业史上实业家李维格实践及思想的研究,尚属开拓性的工作。该文概述了李维格学习西学、制定汉阳铁厂学堂章程、出国考察铁政、借用洋匠、借用外资等对外开放性实践活动,探析了其在近代中国引进西学、兴办实业、借用洋匠、任人唯贤,发展经济宜在改良设备、降低成本、练好内功的前提下,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等对外开放性思想,并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为依据,对其思想及实践活动的影响作了较全面的的评价     

"城中村"社区职业教育需求与发展的思考

“城中村”居民普遍存在着受教育程度偏低、劳动技能缺乏、文化生活落后等问题，阻碍了“城中村”的城市化进程。发展社区职业教育，不仅能够为“城中村”居民提供劳动技能培训，改变劳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能够提升其文化素质，促进“城中村”与城市文化的融合，加快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从农村聚落形态的变迁看文化的保护与困境--以玉屏县北侗村寨为例

农村聚落形态的变迁是农村社会发展的见证,是农村聚落文化的客观表现。通过对贵州玉屏县北侗村寨的实地调研,归纳北侗村寨变迁的特点及现状,从有形与无形因素两个方面分析新形势下北侗传统聚落文化保护所面临的困境,并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探索聚落文化保护的对策,以期为协调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聚落文化保护提供参考。     

和谐语境中的农村文化建设探讨

农村文化在和谐农村建设中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要立足于现实,促进文化与经济互动,城乡文化互动,以农村独特的乡土文化为内核,以先进文化为导向,构建现代农民需要的新型农村和谐文化。     

屯堡村社教育的基本内涵及社会特征——基于普定县号营村“农村社区教育体系”的考察

工业化背景下的乡村学校教育,其制度性缺陷的本质主要表征为或忽视或边缘化村落社会的作用。实质上,村落社会是助推乡村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我国,并不缺乏村落社会与乡村教育相互成就的成功案例。文章以号营村由生计教育、礼制教育、习俗教育和学校教育共同构成的“农村社区教育体系”为例,在概述屯堡村社教育基本内涵及社会特征的基础上,彰显村落社会与乡村学校教育相互成就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与乡土资源——以湖北省J镇D村为例

通过对一个村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状况的详细考察发现,当现代民主制度进入到乡村以后,并不是一定就能产生预期的民主的效果。村庄内生力量会使民主制度的实践和结果发生扭曲。例如,制度的预期收益、村民的理性程度、村庄社会关联、村庄人口结构以及传统的“体制人”村干部的政治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功能的发挥。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盘家瑶族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在两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桂东北灵川县灵田乡盘家村瑶族的文化变迁进行了考察,发现其民族传统文化体系已出现了整体性的变化,无论是显形的物质文化,还是隐性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由此可归纳出盘家瑶族文化变迁所表现出的全面性、相互性、特殊性、主导性、不平衡性的特点。盘家瑶族文化变迁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当地人们的生活条件;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但盘家瑶族文化变迁也使其自身的民族特色趋于消失,给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提出了严峻挑战。     

浅析我国村民自治中村“两委”的矛盾与冲突

村两委的矛盾与冲突是我国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其主要表现有显性表现(不认同型、不支持型、公开抗争型)和隐性表现。就其原因来讲,主要是由于村党组织不能与时俱进,由村民自治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尚不够成熟,与村两委相关的制度还不完善,乡镇政府和村民不适宜的行为选择。对此,应引起足够的人群对村民自治问题加以关注,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论近现代华北农村饮食的变迁

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首要物质基础。在近现代以来的华北农村,人们的饮食领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根本上说是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和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的结果。尽管它是缓慢的、有局限的、不平衡的,但它却是人们物质生活领域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它昭示着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苦难深渊的华北农村,正蕴育着走向近代化、获得新生的积极力量     

小陶镇八一村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探析

福建永安市小陶镇八一村于2013年8月被列入中国第二批传统村落名录。以永安市小陶镇八一村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调查与分析村落历史文化资源,总结八一村“布袋状”村落形态、“金线提葫芦”传统轴线等空间格局特色,并针对村落现存问题,提出划定保护范围、控制视域视廊、整治村落水系、塑造景观节点、注入现代元素等五种主要保护方法,以实现对八一村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提供借鉴。     

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调研

设置大学生村官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创新之举。多年来,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和教育效应。但是,问题也逐步地暴露出来。通过调研,越来越感受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对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大学生村官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群体特征上,无论性别、学历、专业知识结构和户籍等,都带有鲜明的共性;在村官的个体层面上,实际知识和具体工作经验缺乏、心理负担较重,以至于缺乏工作主动性等,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在社会层面上,认同程度偏低、工作环境复杂等,制约着大学生村官事业的拓展;从管理者———政府的角度看,大学生村官身份定位模糊、经济待遇偏低、持续性培养力度不够、未来前途不明朗等,也是必须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