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评论的舆论效应——以“杭州飙车案”为例

网民借助互联网平台发表评论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体现。大规模的网民评论常会产生巨大的舆论效应,影响着网络事件的发展。本文以＂杭州飙车案＂为例,对网民评论的作用与危害作初步探讨。     

探析网络舆论事件中的民间舆论群体——从“华南虎事件”谈起

本文从“华南虎事件”入手,将舆论的形成过程和网络舆论传播的特性相结合,分析网络舆论事件中的民间舆论群体的形成及其对现实社会各种问题的情绪表现或意见表达的特点,这一群体的话语实践对政府、公众舆论、传统媒体所带来的影响,并从中对当前网络舆论引导与调控作一些理性思考。     

影像抗争——对“宜黄强拆事件”的个案研究

在宜黄强拆事件中,以互联网为中介的立体传播网络为抗争提供了资源,作为超主体的记者参与的人际传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舆论博弈的过程中,深描强拆现场的影像作为证据在逻辑与形象上建构了双方的身份和事件的解释性框架,并引发进一步的公民行动。照片成为一种组织动员的象征资源,起到了动员舆论的作用。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网络的局限性。     

对网络爱国舆论事件中网民理性的分析——以“郭斌事件”的微博数据为例

本文将舆论的理性特征放入态度研究框架中,以郭斌事件为例,从认知理性、评价理性、情绪理性和行为倾向理性四个层面入手,构建一系列可操作的指标分析新型网络爱国舆论事件中网民的理性情况。研究发现:网民态度理性总体呈轻微理性状态,其中行为倾向理性程度最高,认知理性程度最低;在侧重当事人评价的舆论中网民态度理性程度最低。建议我们对此类事件中网民的表现要更有信心,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要更注重全面客观,当事人更要注重网络爱国言论的合理表达。     

微博事件的负面性与舆论效应的相关性探析

实证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微博事件的负面性与舆论效应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但在指向政府机构的负面性和指向政府机构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负面性与舆论效应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这是公民意识觉醒的体现。微博事件中的负面表达实质上是网民对权力与资本结构化的反抗。但是,由于微博缺乏足够的公共性,这样的反抗是无力的,难以动摇深层结构,真正改变权力关系的,仍旧是现实社会各种力量的博弈和斗争。让底层人民沉没的声音被聆听,一如既往是主流媒体的责任。     

“舆论”与“舆论场”概念辨析

舆论作为一个重要社会构成被纳入众多学科领域,在这些学科中的表述都体现出“舆论”的一般性,即一种群体性的意见或言论。由于“舆论”本身涵盖广泛而又复杂多变,在新闻传播学中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根据舆论作为一种人类意识,是群体性产物,具有特定对象和指向性等特点,我们将“舆论”定义为：舆论是人群对于某一特定社会现象或问题形成的整体倾向性言论。参考国外心理学和社会学关于“场域理论”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提出了“舆论场”的概念,即人群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并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两个舆论场”的说法。     

自媒体时代借媒抗争的话语表达研究——基于南昌“象湖事件”的思考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可能充当社会信息网络的传播节点,固有的话语表达格局已发生逆转。而民众"借媒抗争"影响社会公共事件"失衡失序失措"式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南昌"象湖事件"的分析发现,自媒体时代民众"借媒抗争"呈现表达主体多元化、表达路径多维化等特点,从个人话语符号暴力化、意见领袖湿性化、群体记忆多元化的三维表达场景为切入点,文章重点分析了自媒体时代民众借媒抗争叙事话语的"技巧化"表达,探讨社会公共事件的相关传媒纾解机制,并尝试分析未来社会公共事件在表达语体、语境上的新趋向。     

网络舆论——新生的话语力量

本文对舆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它的针砭时弊、力度大,覆盖面广、影响深远,逐步形成了独立话语权等特点,同时提出了培养意见领袖、加强网站把关、整合传统媒体等舆论引导措施。     

“公意”与“舆论”之间:五四时期李普曼《舆论》的知识传播和话语实践

基于新发现的袁昌英《公意之源》,并与陶孟和的书评比较,考察李普曼《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的问题。《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public opinion"从哲学论述转向现代性的知识和概念,但其核心概念仍融合了"公共意志"与"公众意见"两方面涵义,作为现代性话语尚具有两歧性。这个特征为五四时期的中国学者提供了"舆论"与"公意"的两条阐释路径。陶孟和用书评形式引介《舆论》,关注其在政治心理学上的创新意义;袁昌英则以近似于政论文的形式,评述李普曼的新舆论观、大众媒介观和政治传播观,实已触及现代传播学的范畴。陶、袁都被李普曼的民主理论修正观点所吸引,对于著名的"李普曼-杜威之辩",也有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不同的评论视角。从话语实践上看,《舆论》参与了一战以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反省思潮。     

网络“广场效应”下的媒体舆论引导

"小悦悦事件"的发生,不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网络空间都再一次掀起了舆论高潮,从最初的"广场效应"到后来的深入思考、反省及建议,这一转变除了受众对于事件认识的逐渐理性外,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络爱国舆论事件中网民情绪性表达的内容分析

互联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而爱国主义作为多年来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无疑也受到了网络的影响。网络对现实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网络世界中广泛分布着各个年龄段、各个阶层的人群。倘若爱国主义不在网络中积极发挥作用,那么对现实生活的冲击是很大的。本文选取部分案例,采用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的方法,对网络爱国舆论事件中网民的情绪性表达进行深刻描绘,从而为爱国主义的舆论引导提供部分参考。     

网络话语：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北大核心

网络舆论的媒介规定性,使其在舆论形态的表现上,多表现为网络话语表达的集合。而网络话语在话语表达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带有的明显的媒介性和社会性又使其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这种特殊的舆论形态在微观的视角中具备一般社会舆论所具备的主要要素,同时也可在宏观视角被看作是网络舆论本体的主要表现方式和社会舆论与个体意见中起到新的缓冲作用的制约机制。网络舆论作为特殊的舆论形态,其舆论要素也表现出了本体、客体、影响范围和时间的特殊性。     

论网络舆论“沉寂化”效应的生成与应对

在网络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着多种不同类型的舆论＂沉寂化＂效应,这些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侵害了网民正常的表达权与监督权,而且也削弱了网络舆论的公信力,从而延缓了网络舆论成为社会中心话语的主流化进程。     

微博舆论要素、效应与民间舆论场特点

微博以全天候、无间歇、滚动化和裂变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建构社会现实,成为当下用户最活跃、影响力最强的信息传播平台,为舆论的酝酿、形成与释放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作为发展势头强劲的社交媒体,微博正在改变着舆情发生、发展和反映的方式,对社会舆论的态势和走向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重大事件中的流言扩散与舆论引导——以“瓮安事件”、合肥地震中的流言传播为例

在各类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流言总会不胫而走,恣意蔓延。对于流言,学界专家也从各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本文结合"瓮安事件"、"合肥地震"事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流言扩散的机制,探讨了流言与舆论的互动,并就流言控制与舆论引导提出了对策建议。     

具身性认知、跨圈层情感与修辞化抗争:对媒介话语“躺平”的一种反思CSSCI

“躺平”既是一种身体隐喻,也是一种价值观念。它源于特定话语主体对日常身体动作的直观描述,在网络实践中则被赋予了不作为、不进取的微妙含义。虽然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使用这一话语时所表达的含义不尽相同,但隐藏于话语背后的倦怠感、挫败感与焦虑感却无疑成为一种共同情感表征。这些负向情感生成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土壤,并在平台交互与智能算法的助推下实现了跨圈层扩散。“躺平”话语虽然可以帮助人们宣泄负面情绪,产生高扬自我主体性的抗争快感,但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止步于行动的话语修辞策略。因此,与其把失败过多地归结于外部秩序,不如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立于潮头、迎难而上。     

“蝴蝶效应”与网络舆论生成机制

本文借用气象学的一个概念“蝴蝶效应”,来描述网络舆论监督中的网络独特的舆论生成现象。网络舆论监督中的“蝴蝶效应”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发展和变化又有怎样的规律性？它的舆论意义如何？作者通过个案分析,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群体心理学视域中的网民群体心理与舆论引导

网民群体心理与一般群体心理既相似又不同。网络群体事件中,网民群体心理突出表现为从众、掌握话语权和满足道德批判优势等7种心理,并具有特定的运行机制。依据网络群体心理基本特征和机制,构建网络群体事件舆论引导,需要用事实说话,设置报道议程,培养网络舆论盟友等引导技巧,通过社会、新闻业者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实现。     

构建舆论引导的长效

能否正确有效开展舆论引导,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舆论引导要从追求声势规模转向讲求实际效果,尤其是要注重长期效果的构建。本文基于对舆论引导效果实现程度的分析,探究舆论引导效果的评价标准,并提出从核心价值、行为规范、大众文化和社会关系等层面,巩固舆论引导的长效。     

网络空间的话语抗争与议题协商——以网络事件中公民权利议题的讨论为例

网络空间中话语抗争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对公民权利议题的讨论。其生成与传播机制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权利抗议、社会动员、议题协商、以及事件解决。议题协商是其中的主要阶段,在此过程中,网络舆论、媒体报道与公权力三者进行动态博弈,既充满对抗,也存在合作,且会在不同的协商阶段呈现不同特点。事件解决是权利议题的最终结果,后续改善是否发生则主要依赖于公权力机构是否能在法律层面与制度层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