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罪己诏略析

罪己诏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两汉时期的罪己诏又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主要从汉代君主罪己思想来源、汉代罪己诏与政治生活、汉代罪己诏的意义等三个方面对汉代的罪己诏作一略析。     

浅谈罪己诏中的儒家思想

罪已诏是古代帝王以公开的方式进行自我反省、主动承担罪责的文书.被尊为"圣天子"的帝王何以能够主动公开颁布罪己诏来承担过错?儒家经典和帝王罪己诏有着很大的联系,天谴说、仁君思想以及中庸思想是帝王能够颁布罪己诏的内在原因,儒家经典更是帝王颁布罪己诏时所要寻求的依据.     

灾异感应观念下的西汉中后期政治

西汉昭宣时期的灾异学说具有限制帝王行为的功能,皇帝根据灾异感应来修正自己的行政过失,缓和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从而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元成时期,皇帝虽然常下"罪己诏",但多借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并通过策免大臣来回应灾异。大臣借助灾异争权夺利、攻击政敌,灾异感应之学逐渐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最终被政治权力所绑架。     

汉代的罪己诏:文体与文化

罪己诏是中国古代帝王在灾异发生或政令失误时颁布的反省罪己文书,文化内涵丰富。罪己诏最早出现在汉代,且数量众多,这主要源于阴阳灾异说的盛行。从修辞层面看,罪己诏垄断了灾变解释权,限定了归罪资格,有助于巩固皇权,是政治修辞的重要形式。在后世发展中,其自我批评自我反省式的策略实施,日渐蜕变为取悦民众、缓和矛盾的统治权术。应该肯定的是,罪己诏显示君王自我反省精神,常伴有招贤纳士、延问得失、敦勉臣吏的作用,且附带救助优抚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修政功能。     

汉武帝《轮台诏》并非罪己诏

为了保证征伐匈奴的军队顺利通过车师一带,武帝派遣开陵侯成娩攻击车师,取得重大胜利。随后,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人向汉武帝提出在轮台、渠犁实行大规模屯田,来巩固汉朝在西域的战果。汉武帝下了一道《轮台诏》,否决了此项建议。这道诏书被称为“罪己诏”或者“轮台罪己诏”,意谓汉武帝在这道诏书中承认自己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勇于自责,痛改前非。我们认为,把《轮台诏》称为罪己诏是不准确的。从《轮台诏》的内容看,这是武帝针对西域有关具体问题尤其是轮台屯垦一事做出回答的诏书。在诏书中,武帝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黩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与罪己诏的差别很大。从《轮台诏》后的政策实践看,汉朝没有由此俨武休兵,仍然执行对外积极用兵的政策,只是规模略小。同时根据形势需要也重视农业生产。从《轮台诏》变成罪己诏的历史过程看,由于班固等历史学家自觉发挥史鉴作用,《轮台诏》被赋予悔过的色彩;由于杨万里等文人在诗文中运用典故,《轮台诏》最终变成了罪己诏。     

罪己诏文体特点探微

罪己诏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与其他诏书相比,它在行文语气、下诏内容和接受者方面都有所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又反映了"君与民""君与德""君与天"三对特殊的关系。     

忠心昭日月，真情感天地

“表”是封建社会臣下向皇帝上的奏章,或陈述隐衷,或曲传心事,或建言献计,或品评大臣。总之,“表”是臣下向皇帝传达心意的一种方式,借此使下情上达,让皇帝明白自己的心事或采纳自己的见解。《出师表》是千古表文之冠冕,一腔真情自然流露,读之让人凄然泪下,难怪宋代学者赵与时要说：“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认真研读此文,会发现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略论中国古代章奏的几个技术问题

在中国古代,上奏是官员请示工作和接触皇帝的重要路径。这使得许多大臣得以和皇帝直接交换意见,不但便于处理政事,也便于皇帝了解自己,增进和皇帝的感情。因此,章奏和决策密切有关。它是决策信息的主要传输渠道,也是决策权的主要寄托和重要表现形式。作为一种上行文书,章奏的格式、写作、封装、运递、接收等程序问题十分重要,其书写和运行形式的要求和程序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

明朝皇帝的修省活动较以往历代更为频繁,成化以后表现尤其明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政策反思手段。皇帝修省包括因自然灾害或天象异常而进行的消极的应对式修省,以及日常化的、为主动求过进行的积极式修省,修省范围只限于干天合之事,并不为人事而举。当修省不足以显示反思之诚意时,即颁布罪己诏书,这是皇帝反思活动的极致表现。明朝皇帝的修省和罪已行为反映了儒家圣王之责任担当的意义,具有弥祸、祈庥的宗教意味,也是安抚臣民、调整政策的承诺。明朝皇帝和士大夫对待修省行为的态度体现出帝制体系内君主与士大夫政治角色、理念之间的契合之处。修省与罪己作为一种内在的反省机制,对君德、君责的履行提出了要求和保障,使君主之行为具有极限,但这种对君权的限制仍相当朦胧。     

《皇帝的新装》的心理分析——读安徒生《皇帝的新装》

《皇帝的新装》讲述的是一个西方古代的传说故事,很荒诞、也很有趣,是否真有其事,值得怀疑。但它却揭示了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有着极强的艺术概括性和象征性,达到了一种哲理层面的真实。发生在那位皇帝身上的荒唐故事,其实在历史上、在现实中是屡见不鲜的。譬如“指鹿为马”,就是说的秦朝时期,宰相赵高阴谋篡夺帝位,可又怕大臣们不服,于是想测试一下大臣们对他是否忠诚。一天他牵了一头鹿,献给秦二世胡亥。说是一匹马。秦二世说丞相你怎么把鹿说成马呢?赵高就请在场的官员辨认。赵高在朝里大权在握、专横跋扈,有的大臣吓得不敢说话,     

探析曹操与原始道教的关系

两汉时期,灾异论成为正统的神学思想,这对统治者是把双刃剑。随着灾异现象的频繁发生,诸多皇帝多次发布罪己诏,仍不能消弭天子与上天的紧张关系,导致民众乃至统治者对现实政权的合法性产生怀疑。进而大规模的原始道教运动登上政治的舞台,道教徒们由进谏变为代替,使得天子的通天权在民间丧失,各方纷纷争夺,曹操作为后起之秀,曾多次与太平道、五斗米道进行接触,表现出不同常人的行为,曹操似乎理解道教,或者说曹操是具有原始道教信仰的。     

对自己说“够”

汉文帝登基伊始,为考察大臣,明辨贤愚,说,赏赐你们到国库里去搬绢,能搬多少就赏多少,结果居然有几个大臣因为搬得太多,不堪重负,摔成骨折。皇帝看了记录说,这几个人不能用,贪婪而无自制,他日必因此而生变故,非朕可信之人。对自己说“够”,是人生智慧,是豁达胸怀,是高入境界,也是保全自己的秘诀。     

谈中国古代秘书工作传统对现代秘书工作的影响

我国古代秘书工作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后,形成了自己丰富的、独特的诸多传 统,即秘书工作传统。现代秘书人员学习借鉴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对做好新时期 的秘书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浅析汉初求贤诏的演变

西汉前期,历代皇帝都颁布了数量颇多的亲自撰写的求贤诏。这些求贤诏虽然在治国理念、求贤标准、颁布背景方面有诸多不同,无一不体现了各具特色的人才观。从汉初求贤诏的具体内容出发,以文体学视野剖析汉初求贤诏的演变进程,对借此探究古代公文与政治、文化千丝万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邹忌讽齐王纳谏》教学方案

一、导入常言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在古代,大臣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常常采用直言或婉言的方式促使帝王接受自己的逆耳之言。今天,我们就学习一篇文章,了解一下古代大臣是采用怎样高超的方式让帝王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使国家强盛起来的。     

论陆贽的制状

<全唐文>所录陆贽的文章有146篇,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代皇帝所撰的制、诏、敕、德音、册文等;另一类是献给皇帝或欲献给皇帝的状.这些实用性文章富于文采,颇具感染力,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旨在分析其制、状文章的创作技巧,从而揭示其实用性文体的文学价值.     

古代中央秘书机构职权膨胀及其原因初探

我国古代中央秘书机构职权的发展是周期性的。在上升阶段,职权膨胀。其原因是多方面构成的,根本原因是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皇权。由于秘书机构掌握了一些关键的文书处理制度,故而能深入参与到政务的决策中。秘书人员大多出身科举,互相之间有“同年”之谊,与一些重要大臣为“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彼此互相扶持,结为帮派。封建社会两千年来,秘书机构权限不明为机构膨胀推波助澜。联系当前社会,少数秘书人员利用手中职权以权谋私,对国家集体造成损失。这就要求秘书人员规范操作,职权分明,做好本职工作,运用好手中权力。     

皇帝的女婿为何叫“驸马”

驸马原是古代的一种官职简称,全称是"驸马都尉",从我国汉代开始设置,是皇帝的高级侍从官。那时,皇帝出巡,常常是车辆结队而行。皇帝自己     

纯真真好

有一天,和伙伴一起去散步。看到一群孩子在嬉戏,忽然想起了小时侯听的故事《皇帝的新装》,愚蠢的皇帝．光着屁股招摇过市．固然可笑．但那些大臣们,和害怕人家说自己是傻瓜的人．也顶礼膜拜皇帝的“美丽”,这就可悲了。这场闹剧之所以能够结束,是因为两个孩子的直言快语：“看啊,皇帝什么都没穿!”     

海瑞骂皇帝

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连皇帝的名字都要避讳,一个字不幸成为“御讳”,就得缺笔闹残废,不是缺胳膊,就是缺腿,成为不全的字。人们不小心把该避“御讳”的字写了正字,就算犯法,要吃官司,判徒刑。至于骂皇帝,那是很少听说过的事。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痛快的是海瑞。海瑞骂嘉靖皇帝最厉害的几句话是：“现在人民的赋役要比平常多许多,到处都是这样。您花了许多钱,用在宗教迷信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多,弄得老百姓都穷得光光的,这十几年来闹到极点。天下人民就用您改元的年号嘉靖,取这两个字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