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陵之祸”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

李陵之祸迫使司马迁思考人生的价值、看透世态炎凉、认清帝王专横、坚定《史记》写作、重评历史现实     

“李陵之祸”及其文化意蕴探析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而遭腐刑,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人生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李陵之祸的文化意蕴体现了司马迁对李氏家族命运的人文关怀,揭示了圣贤通道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忠守自我、刚正不阿的人格风范。     

李陵之祸对《史记》选材的影响

司马迁李陵之祸对《史记》选材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史记》扩大了描写范围,成为一部描写古今社会方方面面的全史;多为悲剧人物立传,赞赏不屈不挠克服命运压力成就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多热情赞扬见义勇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行为,深刻揭露批判世态炎凉;多颂扬忍辱发愤、立功名于天下的“倜傥非常之人”;多抒发对钱财富贵的慨叹,鼓励人们发家治富。     

横看成岭侧成峰——试探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本文从汉武帝器重司马迁、司马迁“举李陵”、司马迁犯“诬罔”罪及“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人生道路的影响整个过程,来探讨这一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     

“功成身退”——论“李陵之祸”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司马迁渴望建功立业,《史记》中却大量出现“功成身退”思想,这一矛盾思想是作者遭受的“李陵之祸”在作品中的曲折反映,而且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体现。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辨

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为开扩武帝胸怀而言及李陵事件，并没有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他是因“诬上”而被处刑的。李陵之祸后，他又遭受了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的冤枉。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司马迁讨个公道。     

司马迁受腐刑于太始二年说

对司马迁受腐刑的年代，《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有互为矛盾的记录，这是因记录重点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排比《史记》、《汉书》和《报任少卿书》等史料，勾勒“李陵之祸”过程，可以确定司马迁“李陵之祸”是从天汉三年初下狱开始，至太始二年受腐刑出狱止，历时四年。《自序》中“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句，就是记录了从司马家在舜时为史官到司马迁出狱的历史。     

"李陵之祸"与《史记》创作的关系--兼谈司马迁人格的发展与完善

“李陵之祸”和《史记》的创作是司马迁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且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李陵之祸”不仅坚定了司马迁述的志向,改变了他最初的创作动机,而且影响了《史记》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此外,“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司马迁“李陵之祸”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堪称巨擘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写出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六经之后,惟有此作”的巨著--《史记》,沾溉后人,泽流无极。可是,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过程中,曾因“李陵之祸”蒙受宫刑,终身垢耻。这“李陵之祸”,到底是司马迁咎由自取,还是无辜被刑?弄清这个问题,将有     

巫蛊之祸与司马迁卒年问题考论

面对巫蛊之祸所上演的父子交兵、骨肉相残的惨剧,司马迁会为戾太子的无辜罹难而感慨叹息,也会为好友任安、田仁的悲剧而心伤神摧,但若说戾太子之死使他深感拨乱反正无望,便通过《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宣战而慷慨赴死,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实际的。对巫蛊一案史实的全面把握,对司马迁与戾太子之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报任安书》的认真解读,是认识司马迁卒年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袁传璋先生所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所谓司马迁暴卒于征和二年季冬,实属臆测而不能成立。     

史笔春秋直面人生——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报任安书》让我们正面感受到作为一代史官的司马迁那傲然不羁的风采．在《史记》与名节中,司马迁选择了《史记》,用实践诠释了他的生死观—不朽理念．“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完成了史家之绝唱,也就成就了他的永恒．     

研究司马迁思想的一个盲点——论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影响

对司马迁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认为他属于儒家传统思想,通过论证可以言之成理;认为他属于道家一派,也持之有据;说他与法家关系密切,也不乏论据。后来,又有人认为司马迁的思想吸收了先秦诸子思想的精华,有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似乎比较公允地概括了司马迁思想的全貌。但笔者认为它们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盲点——没有专门论述李陵之祸对司马迁思想的割裂和破坏,没有对司马迁思想分两个时期进行探讨。     

司马迁创作《史记》主旨的形成与升华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旨,有一个发展变化逐步完善的过程。其修史主旨的演变,可分为形成期、蜕变期和升华定型期三个阶段。李陵之祸是引起司马迁修史主旨蜕变和升华的主要原因。     

司马迁对陈胜的敬意——读《史记·陈涉世家》

《史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作品,该书出自于西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之手。它像一部电影,真实地刻画了无数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为后代小说戏剧乃至现代影视作品取材的对象。其中,陈胜这个人物的刻画倾注了作者强烈的感情,通读《陈涉世家》,发现司马迁对陈胜的这种强烈感情可以概括为"敬意"之情。这种敬意之情的表现及造成作者拥有这种特殊感情的原因是本文探索的重点。     

党锢之祸对汉末文学的影响

党锢之祸对汉末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许多人被卷入其中,有的被迫害至死,有的被禁于乡里多年;其次,由于政治迫害,章述成为了许多人的人生寄托;再次,评议时政之风促进了个体意识的发展,党锢之祸使得汉末的士风走向狂妄,这些导致了汉末人多狂放不羁;最后,党锢之祸和随后的战乱使得士人谈论的内容转向以人物评鉴为中心,这直接影响了后来古典论的发展。     

论西汉的“隔绝羌胡”政策对两汉西羌之“祸”的影响

东汉的羌"祸"源于它循因前代的作法,两汉治羌的失误在于"隔绝羌胡",虽然形式不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导致"朝廷不能制",羌汉矛盾恶化。     

细节描写，再现英雄风姿——司马迁《垓下之围》赏析

人生之路漫长，但起关键作用的只有几步。司马迁因李陵之祸，遭受了莫大的屈辱，却不坠凌云之志，以血作墨，以灵为纸，完成了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作。     

司马迁昧于军事的影响——以李陵事件为例

千百年来,人们对史学巨匠司马迁所受的“李陵之祸”莫不扼腕叹息,却很少有人分析司马迁的主体局限在李陵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司马迁缺乏军旅生涯积累的社会生活经验,极大地影响了他对于李陵事件的认知和反应.由于对军事的隔膜,他漠视李陵战败投降触犯汉律的投降罪、有亏于国家大节这一事实,为之苦苦辩解,对此事件作出有失偏颇的判断.司马迁的李陵事件警示我们,历史认识过程中不可忽视主体因素的作用,从而重视加强主体修养.     

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巫蛊,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汉武帝时巫风大盛,“巫蛊之祸”亦是发生于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政治风暴。研究“巫蛊之祸”,对于认识社会史,文化史之间的关系,是有其启示意义的。     

李固与后汉党锢之祸

本文试图从梳理东汉著名政治家和文人李固与东汉党人的关系中,探寻李固对党人的影响,借以揭示东汉“党锢之祸”的发生原由及其产生的影响,从而展示汉末乱世给士人带来的深刻影响及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与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