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诗与佛经偈颂

寒山诗深受佛经偈颂诸多启发,如善用佛经譬喻,援用佛典,以文为诗等,这是"寒山体"形成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作者特殊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赋予了其对世态万象的观察力度和理解深度,这种忧患身世亦影响其诗风之形成。     

论一休宗纯的诗歌观——以《狂云集》、《续狂云诗集》为中心

一休宗纯的诗给人们的印象与他一生的行迹一样,一直以狂著称,甚至被学者认为乃日本狂诗之滥觞。一休宗纯运用汉语创作诗歌,注意到诗与偈颂的区别,即在阐发禅理与借以咏怀方面,二者各司其职,绝不混淆。对于诗,一休宗纯始终以＂清、高＂作为创作、品评的最高标准。     

“慧能偈”与“神秀偈”

20世纪以来,围绕慧能“嗣法三偈”所展开的禅学和禅宗史研究,角度不同,见仁见智。文章对其中的代表性观点予以扼要的梳理,并认为包括“神秀偈”在内的四首偈子,与《坛经》中的传法故事,是慧能后人为“禅宗南宗”思想的发展需要而虚构的;“神秀偈”并没有如实反映出神秀的禅学思想;慧能“嗣法三偈”不是落于“有”,就是落于“空”,同样没能准确地把握住慧能超越二元对立的般若佛性的思想核心。     

宋代禅门偈赞的分类与主要题材

宋代佛教文学由于文字禅的提倡,非常注重文采,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宋代禅僧的偈赞作品存世甚多,依据创作机缘的不同,禅门偈颂可以有多种分类形式。根据禅宗史料的实际情况,宋代禅偈可以概括为开悟、说法、劝世和临终四种类型,因为这四个方面基本上囊括了一个禅僧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关键点,在这些重要场合,他们常会以诗偈形式来表达思想情感。此外,题写在个人“写真”上的“自赞”也是宋代禅偈的一种重要题材,这些禅宗偈赞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增添了独特的品种。     

论七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七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汉魏以来的七言佛偈的译入,尤其是东晋南朝大量七言佛偈的传译,为七言偈颂式诗歌提供了“通体七言”和“两句两句衔接贯连”的结构形式,加之与本时期中土四言及五言诗“隔句押韵”方法的长期共同作用,为梁代作家如萧绎、庾信、刘孝威等人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成熟的七言诗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奠定了七言诗发展的基本前提。     

宋代临终偈创作繁盛之因探析

宋代临终偈创作繁盛,不仅创作数量多,而且创作群体也从僧人扩展到文人及普通百姓,这种盛况与佛门临终示偈传统的形成、宋代佛教尤其是禅宗世俗化平民化的发展倾向以及宋代文人士大夫与佛教的因缘契合有关。     

宋代临终偈创作繁盛之因探析

宋代临终偈创作繁盛,不仅创作数量多,而且创作群体也从僧人扩展到文人及普通百姓,这种盛况与佛门临终示偈传统的形成、宋代佛教尤其是禅宗世俗化平民化的发展倾向以及宋代文人士大夫与佛教的因缘契合有关。     

《金刚经》之“四句偈”释义

鸠摩罗什译本《金刚经》中"四句偈"一词千年来引起大量文人高僧的阐释,目前均无定论,通过对照《金刚经》其他五种译本,发现"四句偈"一词有不同的翻译,如"四句偈等"、"四句等偈"、"四句伽陀"、"四句伽他"等。综合历代各家关于"四句偈"之解说,并参照五种译本的不同翻译,挖掘该词的多义性,从文字和般若思想两个层面对"四句偈"一词作出全面客观的释义     

佛教诗偈初探

本文着重探讨了以诗偈为基础的佛教文学。不仅研究了佛教诗偈产生的思想基础和语言文字条件，而且也进行了思想与艺术特征的分析。     

《护国三宝偈》夏汉藏合璧考释

论文对《护国三宝偈》夏、汉、藏三种文字的文本进行了对勘研究,指出西夏文和汉文九字本当是由藏文同步译出,且翻译时夏、汉两本之间互有参考,西夏文七字本则是在九字本的基础之上缩减而成。按照西夏的度僧考试以语言分科的习惯,论文推测党项、吐蕃童行以党项语念诵该偈的西夏文九字本《守护大千国吉祥颂》,而汉人童行以汉语念诵其相应的汉文九字本《护国三宝偈》。不过,汉文九字本对个别常见藏文词汇的处理出现了失当,给人的感觉是汉译者的翻译或佛学水平可能不是太高。     

敦煌写卷中佛教偈颂歌赞的性质及其内容

敦煌写卷保存了大量佛教颂歌赞作品。佛教早期的偈赞,主要用于礼佛仪式中表示歌叹、赞颂,都是配乐歌唱的,具有较强的音乐性。佛教偈颂歌赞传入中土之后,特别是在隋唐之后,无论是其韵文体式,还是歌唱的性质,都有一定的改变。佛教偈颂歌赞不仅对俗讲及其民间讲唱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戏曲的体式都有深远的影响。     

敦煌偈赞文学的歌辞特征及其流变

敦煌偈赞文学在本质上应属于音乐文学范畴。本文试从音乐方面探寻偈赞的歌辞特点。偈赞歌辞明显的音乐特征是；这些偈赞歌辞载有＂平＂、＂侧＂、＂断＂、＂吟＂等呗赞声法的标识，具有吟唱性质；和声的加入，是齐言偈体向杂言赞辞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偈赞文辞形式的差别，应看作曲调音乐形式的变化。偈赞体的流变，即是偈赞的谣歌化和曲子化，梵音的歌调化。表明敦煌偈赞在隋唐五代兴起的俗讲、唱导的发展中不断地俗乐化。这个通俗化又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即胡化与华化的同时进行。     

《五灯会元》马鸣尊者偈训诂

训释中华书局本《五灯会元》马鸣尊者偈有三点需要注意:"隐显"的主体是"心性"或"法身";"取"是佛学专有名词,其含义是"执取";"离"的含义是"舍"。该偈颂合适的解释应为:心性、法身无论隐显,皆是一法;明暗虽二,原本不二;现在我传授明心见性的微妙法门,你们对此法门不可执着追求亦不可舍弃。     

九言诗考

九言诗起源于汉代民间，最早的完整作品出现在翻译佛经偈颂中。此后六朝时期谢庄创立了以五行数制作郊庙歌辞的传统，这使九言诗由小传统进入了大传统，但其对古代诗歌的影响不大。到了元末以明本中峰禅师的《九言梅花诗》为发轫，九言诗在明清诗坛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新诗九言体的讨论实际上可以看作中国文化数千年积淀的一种延续。     

莫高窟第276窟《行香说偈文》与道安的行香之法

敦煌莫高窟隋代第276窟两壁龛外北侧写有一方2行42字的榜题,内容不见佛经记载.考察敦煌文献得知,此为一篇完整的中国僧人编撰的<行香说偈文>,主要在举办布萨等佛教仪式时念诵,内容体现了佛教五分法身的思想.本文经过考证认为此<行香说偈文>可能就是道安制定的行香之法.     

东晋僧诗风格管窥

东晋僧诗是义解僧和译经僧的诗歌创作。由于义解僧与译经僧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不同使命,这使他们对佛教文化及中土文化的把握和理解存在着差异,从而导致了他们各自诗歌风格的不同。东晋文坛玄言诗的盛行,启发僧人将佛理引入文学,以文学形式表现佛理是东晋僧诗的基本特征。佛理进入文学的负面效应是诗歌的抒情审美内质的淡化,这使经文偈颂与僧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间接影响了僧诗的创作心态。     

潮汕历代僧诗撷评

潮汕僧诗除木陈道忞外现存不多。本文为研究这类诗作,评述了自宋慧元以来七位高僧诗偈,这对研究潮汕宗教文学有一定意义。     

敦煌诗歌《释氏歌偈铭丛钞》补校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收录敦煌遗书中的诗歌近两千首 (句 ) ,本文通过对照原卷 ,并依据敦煌文献整理的一般原则 ,对其中《释氏歌偈铭丛钞》作了一些补校 ,改正了原书中的一些校录错误 ,以期为研究者提供更真实可靠的材料。     

英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叶考

通过对英国国家图书馆藏or.12380-3060RV(K.K.II.0240.a)和or.12380-2969(K.K.)、or.12380-2969V(K.K.)号西夏丈佛经残叶的考释,可以发现其内容为《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之"称赞品第九"、"受持功德品第十"、"随顺品第二十九"和"常啼品第三十"。《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是当时河西地区非常流行的佛典之一,译自藏文。对本残经的解读可为研究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及影响有一定的帮助。     

内蒙藏西夏文《功德宝集偈》残叶考

《中国藏西夏文献》刊布一件原定名《西夏文写本·佛经残页》的文书.经释录解读,可知该残叶原书乃刻本而非写本,属《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第十二品的一部分,而残叶的定名和配补均值得进一步推敲.残叶题记中有"大朝皇帝"尊号,"大朝"当指大蒙古国,由此揭示的信息,对研究《功德宝集偈》的版本流传、黑水城文献中西夏文文书断代等问题,均有相应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