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所创造的“六家”概念

任繼愈教授於1963年發表了一篇題为《先秦哲學無“六家”——讀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文章(收集在任教授的《中國哲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他認为司馬談所說的“六家”不可能是先秦哲學的學派而是司馬談當時的現象。任教授在分析戰國時代哲學家的主張,說“總起來看,‘六家’之說。不是講的先秦的學術流派……先秦有的只是老子學派,莊子學派,公孫龍學派等。道家,名家,陰陽家,先秦根本沒有過”(第433頁)。他由此提出:“那末,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是不是造謠?也不是。他講的六家,是漢初當時流行重     

清華園漫憶

正【文前贅言】此文係2002年應清華附小同學會徵稿而寫,但迄未付梓。今年正逢清華附小與附中百年校慶,謹以此文略表眷戀與慶賀之情於萬一。因是十三年前舊稿,時過境遷,情况變化,少數文字已不合時宜,不遑一一更改,敬乞讀者明鑒。1947至1950年,我是清華大學附設成志小學四至六年級的學生,時間距今雖已超過半個世紀,但懷念之情有增無減。一離津抵平我於1939年2月出生於天津。父親周一良(1913-2001),1935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     

馬一浮和"六藝論"

馬一浮的學術思想,最著名的論點是"六藝該攝一切學術".這是他的一貫思想,很早他就有撰寫<六藝論>的設想,但集中講論,則是1938年在江西的泰和,為浙江大學師生開設國學講座.竺可楨校長1936年為聘請馬先生到浙大講學費盡了心力,而終無所成.但僅僅一年之後,他的願望就輕松地實現了,而且不是他主動去請馬一浮,而是馬先生自動找上門來--當然不單是為講學,同時也希望暫時與浙江大學師生一起流亡避寇.     

編後

正完全沒有想到余英時先生會離開我們。他是本刊學術顧問,也是我們中國文化硏究所的學術評議委員和《中國文化硏究所學報》的編委。本期原想組織一組悼念文字,看到兩岸學人已有衆多文章發表,我本人寫於去年春天的《"訪學記情":與余英時先生的談講之樂》,也經友人重刊於鳳凰網等網刊。剛好余先生爲方聞的《中國藝術史全編》撰寫的序言,有幸由我們刊載,謹以此作爲對英時先生的感念和追思。金耀基先生是英時先生的老友,幾十年相濡以沫,同時也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學術顧問、     

馬一浮易學管窺

一 究明經術 對馬一浮先生的研究,目前實仍處於泛說階段,論者大抵僅能就大方向論其學術匡廓與規模,說明其性質,對於內部問題還較少探究.最明顯的,是其經學. 大家都知道馬一浮學宗六藝、以六藝攝一切學術,可是說來說去不過介紹馬一浮先生此一態度而已,對於他的六藝之學具體內容如何,其實論析甚少.馬先生在辦復性書院時,曾以“講明經術,注重義理,欲使學者知類通達,深造自得,養成剛大貞固之才”為宗旨.開講日亦明以“經術義理”之學示諸生,可見其六藝學,具體說也可稱爲經術義理之學.     

《詩經》與兩周禮樂之關係

學界對於《詩經》的研究持續了兩千餘載,學者們從史學、文學、詩學、經學等諸領域進行把握,可謂精深而周致.音樂學界通過“歌詞”把握音樂的結構意義,亦有相當收獲.由於兩周不具備記錄音樂本體之旋律音調的條件,這焉後人認知這一時期的樂文化造成局限.音樂學界與大學術界研究《詩經》所面對的文獻具有同一性,由於樂轉瞬即逝的“時空特性”,在缺乏有效記錄手段的情狀下對樂本體深入研究困難重重,只有透過文字去揣測樂之存在以及時人對樂之理解.樂是兩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詩》《書》《禮》《易》《樂》《春秋》,爲“六經”之一種.     

王蘧常先生書信録

我是1946年春考入無錫國專的,當時抗戰時遷到廣西去的無錫國專本部還没有來得及遷回來,開學時的學生都是當年新招的.     

吾家詩學與文化信仰

2007年4月23日上午10時至12時,大畫家、學者、詩人范曾教授在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學衍廳,作了題爲“吾家詩學與文化信仰--從楹聯談起“的學衍講演.講演由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劉夢溪所長主持.中國藝術研究院王能憲副院長、中國文化研究所全體成員及本院和院外部分專家、研究生,&lt;中國文化報&gt;等媒體記者和慕名而來的聽衆,約40人與會.……     

方東美對原始儒家的哲學阐释

方東美(1899-1977)長期在中央大學、臺灣大學等校從事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的教學,同時,又是一位立場鮮明的哲學家。他兼通中西哲學,形成了自己的認識體系,并創造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他對原始儒家的研究,成一家之言,在现代儒學學術史與现代哲學思想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本文試作論述。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