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和游民:苏区社会改造和社会动员的重要对象

<正>苏区革命的实质就是社会革命。社会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社会动员的重要目标。宗族和流民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社会改造和社会动员中的两个重要对象。因为宗族历史悠久,宗族组织广泛存在,人们生活于其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当中国共产党在农     

苏区宗族组织与苏维埃革命:基于阶级斗争的视角

有关土地革命与苏区宗族组织之间关系,学者们不仅注意到宗族阻碍革命的消极作用,而且也注意到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面对苏区存在革命对宗族组织的让步、妥协等现象时,有学者试图从非阶级或非阶级斗争角度来理解。然而,离开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研究革命对宗族组织的改造,有可能犯本末倒置的错误。可以从阶级斗争视角来探讨革命与宗族的关系,并从目标与过程的辩证关系角度来进行分析:从目标指向上看,革命对宗族组织的改造是明确的,即宗族是封建组织,打击它是绝对的;从具体的过程上看,面对强大敌人时,为了获得更多群众理解和支持,对宗族组织的改造或作出一定妥协,或利用宗族为其服务。     

文化冲击、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以近代湖北黄州宗族社会为例

本文以近代黄州宗族社会为个案，考察文化冲击、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关系。作者认为清末以来西方文化冲击使近代宗族社会传统士绅领导阶层出现断层，新文化运动及马克思主义传播又使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从思想上完成对宗族制度的批判，成为农村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农村社会革命实现对宗族制度的物质批判，而它又是清末以来文化冲击的发展     

冲击与回应:农村宗族的分化与中国苏维埃革命——以中央苏区为例

农村宗族作为传统社会的组织,曾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对宗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宗族采取慎重的态度和政策,中央苏区的宗族在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产生了分化,出现赞同、中立和对抗三种不同的态度。     

攻坚:土豪围寨与中央苏区的拔“白点”斗争

明清时期赣南乡村宗族构筑的大量“围寨”建筑并由此形成的“聚族而居”的乡族围寨势力,至中央苏区时期演变成为土豪劣绅盘踞的据点(所谓“白点”),对中共的革命进程造成严重障碍和威胁.中共革命武装因此而发起的攻打土豪围寨的斗争,即从最初的较量,到随后苏区腹地的“攻坚”之战,再到后来苏区后方的清剿之战,贯穿中央苏区革命的全过程.这一过程既反映了现代阶级革命如何深受传统土豪势力制约的历史真实,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中央苏区革命失败的原因.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族田问题及中共政策分析

:族田是宗族内部结构体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是维持宗族的经济手段和财源。 2 0世纪上半期 ,族田在中国农村区域一定程度的继续存在 ,对农村经济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不仅促使了无地农民在数量上的增多 ,而且还直接促使无地农民与宗族发生更为深刻的经济关系。而宗族则通过拥有一定数量的族田产生出一批以掌握祠产为特征的地主。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农村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过程中 ,对待族田的基本政策是进行没收与重新分配 ,以此来消灭被视为是与革命势力和目标格格不入的封建宗族制度的物质基础。正是这种带有决定意义的政策的实施 ,使宗族制度在当时中国农村社会遭到了最为严厉的打击     

试述闽西苏区的社会改造

闽西土地革命期间,中共领导了闽西苏区的社会改造.这场针对封建恶习陋俗的社会改造,是中共为促进闽西土地革命及闽西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进行的,改造的内容是丰富的,改造的效果也是很好的.通过社会改造,整个闽西苏区树立了社会新风尚,充满着革命的精神风貌.闽西苏区的社会改造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从明清赋役制度变迁看宗族治理的内在逻辑

研究宗族组织的治理过程,可以增进对传统社会地方治理性质的理解。从明后期到清代,宗族在地方上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特别是在赋役治理过程中。大量文献阅释了这一历史过程,然而,既有的研究在有关宗族的性质以及宗族在治理过程中的意义方面存在分歧,特别是宗族是自发演化的血缘团体还是人为构建的宗法制,还有争议。为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有必要从明清赋役变革这一背景探讨宗族角色的转变及其发挥治理作用背后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探讨宗族性质以及宗族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意义。利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所载资料考察相关主体对财产占有关系的认识以及赋役负担方式的看法,并从制度施行的视角探讨宗族宗法社会中财产占有的边界、赋役承担的原则、契约实施的效力,结果显示不仅仅是血缘,宗法观念认同在宗族治理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房长、绅士等群体作为皇权的代言人主导地方治理,宗法财产权制度强化,公共事务合作受限于宗法关系约束。     

湘赣边区的社会矛盾与苏区革命

明清以来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使湘赣边区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土客矛盾、地方主义、宗族主义及宗派斗争等地方社会固有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党内路线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对苏区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被杀即为集中体现和爆发.这一事件的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远远超出了个人命运悲剧和党内路线斗争的范畴.以湘赣边区为场域,将社会史研究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结合起来,可以揭示地方社会固有的社会矛盾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相互影响,由此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实践在地域社会各具特色的表达,也才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一般规律.     

革命传播:苏区史研究的新视角

革命传播的研究视角,是苏区史研究创新的一个方向。革命从城市传播至乡村,演成苏区革命的燎原之势,反映了革命翻转现实社会结构的特定意向,受到国共两党政治竞争的有力推动,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乡村农民在危机状态中的心理需要。中共的革命传播模式,具有全能主义政治的特质,使其能够在大众媒介并不发达的乡村传播环境下,获得较为显著的成功。革命传播的知识体系,通过改变人们的意义感和身份认同等途径,参与甚至引导了社会建构的过程。革命传播的研究,实际上超出了思想史或观念史的研究范畴。     

民间互助·合作运动·革命策略:中央苏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再研究

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开端,中央苏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改造并利用中国传统社会广泛存在着的约定成俗的民间互助行为、创新并发展马列主义合作理论的结果,是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与经济动员策略而在苏区发展起来的。就苏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与革命战争、经济建设、资源动员的关系而言,苏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成功地利用了赣南闽西地区乡村既有的民间互助习惯与行为,有效地动员起中央苏区民众投身农业生产与商品流通,充分调动了苏区民众参与革命、支持革命的积极性,有效集约地动员了苏区颇为紧缺的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     

鄂豫皖苏区社会教育成就及当代启示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引导工农群众积极参加红军参加革命,在鄂豫皖苏区开展社会教育活动。鄂豫皖苏区的社会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教育思想为理论指导,对农村青年、成年群众开展普遍而深入的识字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军事教育与生产技术教育,主要组织形式有工农夜校与半日校、识字班与识字组、识字运动周,为苏区的革命战争、阶级斗争、建设与生产作出巨大贡献。鄂豫皖苏区开展独具特色的社会教育活动不仅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取得的成就对当代社会教育也具有重要启示。     

论中央苏区土地分配中的社会动员

苏维埃革命时期,苏区的土地分配政策在乡村地区的深入不仅依赖于决策的正确性,在此过程中也借助了一定的动员技巧。苏区政府通过培养农民的阶级意识、满足农民平均主义的诉求、保障土地革命的成果等措施,动员了广大农民积极投身于土地分配运动。     

苏区精神的历史维度及文化价值

我们要全面理解苏区精神,一定要站在红色中国的历程来考察,凸显其历史维度和精神高度,把握苏区精神的革命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品格特征,苏区精神的核心是革命信念与意志、开创中国新路的勇气与爱国主义的民族立场,其意志是顽强的,信念是崇高的,境界是宏阔的,思想是爱国的,显示出一种中国革命精神摇篮的文化气象。     

土地革命对苏区农村社会变革的影响

苏区农村社会变革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时期。革命不仅变动了苏区农村的行政区划,而且使其内部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因而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浅析川陕苏区妇女教育

川陕苏区妇女教育对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对于研究川陕苏区教育、革命发展、妇女解放运动等具有深远意义。通过借助达州处于革命老区的地域优势,利用所在学校国内唯一专门收集川陕苏区研究资料的数据库——川陕苏区文献研究数据库,通过前期资料收集和准备工作,从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视角,归结了川陕苏区妇女教育的发展特点和妇女教育对于川陕苏区发展的特殊贡献。     

经济的商品化与赣南苏区革命的源起

围绕苏区革命勃兴的经济原因,社会经济的衰败与民众生活的贫困已为人所识,但对赣南的历史分析显示,苏区革命与经济的关系除了"贫困-革命"的模式之外,经济的商品化转型与革命的发生与扩展有着相应的内在关联。     

苏区戏剧教育功能:大众化与化大众

苏区戏剧是产生在苏区特殊历史语境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同时又是苏区开展政治动员的重要教育工具之一。在中国革命现实的需求、苏区的特殊情境以及戏剧本身的教化功能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苏区戏剧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种方式或隐或显地发挥着教育作用。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苏区戏剧实现了本身的大众化,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化大众的效果,使得苏区的工农兵大众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中共政权为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社会组织模式以及生产和生活模式,在文艺层面推动了中共全面控制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目标的实现。     

从“打土豪”到“分田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湘鄂西苏区的土地革命和经济工作,始终注意克服"打土豪"办财政的粗放模式,追求正规化和科学化的行政方向。在以"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中,湘鄂西苏区通过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科学处理富农问题,尽力防止反富农斗争扩大化和波及中农的错误倾向。尽管在财政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因战争环境险恶和建政时间短促而存在诸多不足,但是湘鄂西苏区初步建立起统筹统支的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的基本制度,以及正规化和科学化的税收制度,特别是湘鄂西苏区始终强调通过经济建设丰裕财政的建设方向,并不断科学总结金融工作中的偏差,努力建设银行信用体系。     

革命动员视角下的“共产党礼拜六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受苏俄革命经验的启示,加上内部革命动员的需要,各苏区曾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共产党礼拜六运动"。这一运动,可以说是当时苏区群众运动的一个典型。通过这一运动,不仅较大程度地满足了当时革命动员的需要,也为当代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