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不抑兼并”为何是中国封建土地政策的根本性转折

"不抑兼并"是宋代统治者不抑制并鼓励土地自由买卖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政策与以往封建王朝的土地政策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自魏晋至唐中前期,封建国家的土地政     

“重农抑商”:一个儒法相融的历史案例——以战国秦汉作为分析范本

"重农抑商",是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社会一个既定政策,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用力甚多.传统观点认为是儒家的主张,如果笼统地说,也不错,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一言以蔽之曰:儒学.但如果认真分析,其实不尽然.先秦的原始儒家是不主张"重农抑商"的,"重农抑商"是法家的主张,只是到秦汉以后,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而土地兼并的主体又由官僚地主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商人地主为主,"重农抑商"这一法家的主张便被儒家承接过来.     

略论李文成领导的京畿天理教起义

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便日益走向下坡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地主大量兼并土地,赋役、私租不断加重,使丧失了土地的无数农民,越来越陷于贫困。迄至乾隆初年,地主兼并农民田地之风遍及全国,“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论光武帝刘秀度田并没有失败——兼论东汉前期土地政策

光武帝刘秀下诏度田,目的是清查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并不是打击土地兼并和豪强势力。经过努力,度田成功。     

宋初经济政策刍议

赵宋皇朝建立后,在经济政策方面,采取了和以前的封建皇朝不同的办法.赵宋以前的封建皇朝,如汉、唐,大抵在开国初期,都要在土地制度方面进行一些立法工作,限制大地主势力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巩固中央集权.到了宋初却不然,“田制不立”,不务科敛,不抑兼并”,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於输纳,皆我之物”.实际上放纵了大地主兼并努力的发展.据此,有人认为赵匡胤及其佐命功臣等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人,没有注意社会经济问题,对于经济立法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造成了自食其果的两大弊病——土地兼并严重和“冗兵、冗官、冗费”情况的出现.是否如此呢?笔者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谨陈于下,尚祈指正.     

关于宋代主户与客户问题的讨论

<正>在《中学历史教学》2022年第9期中，倪妍老师对宋代主户和客户的数量变化做了精彩的教学设计^[1]，但此教学设计还是有些问题待解决。新教材对宋代户籍制度是这样叙述的：“宋朝户籍分主户和客户。主户指拥有土地、缴纳赋税的税户，客户指没有土地的佃户。北宋初，客户占总人口的40%，到1072年，客户所占比例下降到30%，为国家承担赋役的主户人口所占比例也就相应上升了。”^[2]针对这段材料，学生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宋代实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量主户失去土地变成客户，客户的数量应该是上升的。     

基于“土地兼并”大概念的主题学习探究

以土地兼并作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科大概念,统摄与之相关的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充分挖掘土地兼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创设真实的历史情境,展开主题学习,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理清封建社会中土地、国家、农民、赋役四者之间的关联,梳理知识脉络,建构起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知识框架,进而实现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落地。     

宋代的土地政策及其影响

宋代实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一方面使土地交易市场发展壮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产去税存”状况的存在,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西汉限田政策的演变与发展

西汉自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异常激烈。从武帝开始,在儒家“重本抑末”思想的指导下,程度不同的推行了三次限田政策,这是西汉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对大土地所有者所采取的基本对策。     

宋代的豪强形势户

形势户是宋代赋役版籍中的一种户口类别.他们在宋代已失去了对抗中央政府的能力,但在地方上,兼并土地,逃避赋役,为害地方,与乡村管理者既勾结又斗争,是宋代农村冲突的始作俑者;同时豪强形势户又在巩固封建统治中起到过重要作用.     

斯大林与"新经济政策"

原苏联于1921年到1930年间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是苏联党和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斯大林作为党的最高领导者,对“新经济政策“在思想上的认识,在理论上的阐述,在实践上的表现,反映了“新经济政策“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论“十七年”的文艺政策

“十七年”(1949-1966)的文艺政策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基本价值指向,“十七年”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十七年”文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其倾向是在强化文艺的政治功能和阶级斗争功能.这种倾向的非科学性和不稳定性,是跟当时知识分子政策的非科学性和不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政治形而上逻辑和左的倾向,也受到了党内有识之士和文艺界的抵制.因此,“十七年”的文艺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     

我国基础教育"重点学校"政策失当的政策学分析

基础教育"重点学校"政策在集中优势教育资源、迅速有效地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而作出了历史贡献的同时,也因其社会本位、差异发展、精英主义取向造成了教育的分层和两极分化。从政策学的视角看,目标确定的理想化、决策时的经验判断、执行过程的异变使基础教育"重点学校"政策先天不足。     

论刘铭传“抚番”

长期以来，由于清廷对台湾“番民”实行“弃”和“剿”的消极政策，从而使得台湾岛内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刘铭传为了促进了台湾岛内的民族融合和加强对“番地”的管理，便实行了“以抚为主，攻心为上”的“抚番”政策。由于刘铭传“抚番”方法得当，措施得力，终于将台湾的全部“生番”归化，为台湾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关于"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思考

“四面八方”政策是依据新中国建立前夕的国情所制定的一项经济政策,它的提出和实践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并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现实意义。它调动了各方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是战略和策略密切结合的典范;它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和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雏形。     

"两极化刑事政策"之理性辨思

黄华生博士的文章对两极化刑事政策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否定,实际上是对该政策的基本含义、历史背景、理论依据等方面所进行的严重误读.迄今为止,两极化刑事政策仍然是当今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主要刑事政策,是刑事政策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也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很大的相通性.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三感”“三性”

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结合青年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和思想实际,把握处理好“鲜活感”“、厚重感”和“实在感”,注意教学的“目的性”“、实践性”和“多样性”,是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和质量的举措。     

媒介“二元”政策的实施及其意义

中国媒介体制改革的探索,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一“二元”政策的保护下,以“行政整合”的方式开始的。“二元”政策的施行和“行政整合”管理体制的建立,是中国媒介渐进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和阶段,是缺乏市场经历的中国媒介,由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管理体制逐步过渡的必由之路。“行政整合”是一种过渡性的管理体制,其意义就在于它的过渡性。“行政整合”这种折衷式制度的历史使命,是要让它自己所催生的“市场”最终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使媒介通过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和产权为纽带,以控股为手段,以联合兼并为基础的“市场整合”,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化管理体制。     

对“就近入学”政策的反思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这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至今择校现象依然存在,而且仍然颇具影响。为此,必须反思就近入学政策的合理性、存在的问题和主要原因,并且可以考虑将择校合理合法化,使就近入学与择校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