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我国刑法理论的调整

为了更好地应对风险社会给我国带来的挑战,应对刑法理论进行调整,即刑法体系由罪责刑法向安全刑法转变,刑法机能应以保护社会为主、保障人权为辅,刑罚价值观的侧重点应是秩序而不是自由。     

人工智能犯罪的问责主体探究及刑法规制

人工智能时代正徐徐到来,涉人工智能犯罪问题也给我国刑法带来巨大的现实挑战,但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本质上是人类犯罪的工具,并不具备刑事责任主体特征。做好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应对预案,可以从人工智能损害下刑事责任的正确分配、刑罚处罚方式的适当扩充、司法解释的跟进以及立法的完善等方面进行刑法规制。     

刑法学(二)学习辅导(一)

第二十三章 罪刑各论概述 本章重点掌握的问题 一、罪刑各论与刑法总论的关系 刑法由总则规范和分则规范两部分构成。总则规范设定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则和各种具有共性的制度,分则规范规定各类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及其刑罚。总则规范对分则规范的设定与运用起指导与制约作用,分则规范对总则规范具有体现和丰富的作用。刑法学以刑法规定的犯罪与刑事责任、刑罚为研究对象,其中总论研究刑法     

刑法的理论转型:从传统刑法到风险社会中的刑法

现代社会中的风险表现为难以感知性、难以计算性、延展性以及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认等特征。制度论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对现代社会发展脉搏的准确把握,具有丰富的现实性。在风险社会理论背景下,传统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原则和责任主义均面临着一系列危机。现代刑法需要在法益观念、立法模式及基本性质等维度对风险社会理论作出回应。     

非法经营罪的价值取向与质疑－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分析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在罪状表述方式上具有高度抽象性与最大概括性 ,这使得非法经营罪的内涵具有扩张性特征。制定这一规范的目的在于令刑法保持应对新型经济失范行为的灵活性 ,其价值取向以中国当前经济生活的现状为背景 ,从克服刑法典的局限性来说具有某种法哲学意义上的合理性 ,并且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及主流刑法理论相契合。但这一刑法规范的危险性在于 :该规范在内容上具有不明确性和不可预测性 ,这可能导致刑罚权的滥用 ,其价值取向与罪刑法定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悖     

跨越楚河汉界：刑罚理论在行政处罚论域中的扩张适用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立足于法治国原则之下,不仅共享着类似的公法性质与限权苛责功能,也在实体规范层面有着较多的耦合.首先,就二者属性而言,行政处罚法与刑法同属公法性质,着重发挥公权对私权的限制作用.其次,从法律后果来看,行政处罚法与刑法均将决定违法行为人应承担何种类型、何种程度的不利后果.再次,就法律功能而言,刑事处罚条款与行政处罚条款之功能均在于凭借制裁手段的威慑力量,确保其他法律规范中所设定的权利义务模型能够转化为理想的社会生活秩序,并对不适法的状态予以纠正与制止.然后,从规范效应来看,纵现各部行政法律规范,其在设立行政责任时往往附有刑事责任的条款;而细察刑法规范也可明见,很多犯罪构成往往从属于或依赖于行政上的违法.最后,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在现行法律中已经共享了些许相同或近似的原则.如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一事不再罚等.因此,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不仅在理论层面存在若干相似之处,即便是规范实践中亦存在吻合的地方.这一系列的巧合就暗示着刑罚中的其它理论亦当可扩张适用于行政处罚论域之中.具体而言,刑罚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二元的不法理论以及上诉不加刑原则应当在未来的行政处罚理论构建中有着一席之地.     

论人工智能刑事主体资格的否定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人类为了自身生产生活而研发的辅助工具,尽管可能会带来刑事方面的风险,但其并没有作为刑事主体资格的可能,更无法改变人机之间主客体的地位。当前人工智能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刑法的适用性、刑罚目的与功能实现方面尚有较大的理论瓶颈,在伦理和哲学方面也有所缺失,不宜将其作为刑法上的责任主体看待,更没有必要对原有的刑事责任体系重构。     

强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承担之设想

强人工智能体可以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其基于独立意志在编程范围外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理应受到刑法规制.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责任主体仅包括自然人与法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也不能完全适用于强人工智能体,无法应对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为此,应通过赋予强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对犯罪的强人工智能体设置财产刑、限制行为自由、修改程序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     

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二元论及其对自动性认定的影响

晚近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的讨论趋于热烈,但多是基于日本刑法理论并和说的思想展开论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刑法规范第43条将中止犯作为未遂罪的一种减轻或者免除刑罚,而我国《刑法》第24条对中止犯的规定却有所不同,是以是否造成损害为界限,分为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梳理以往关于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的学说基础之上,从我国刑法规范出发,可以分离中止犯减轻处罚的根据与免除处罚的根据,最终形成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二元论立场:在中止犯造成损害时,对其减轻处罚的根据与违法、责任减少说具有亲和性;在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时,对其免除处罚的根据与刑罚目的理论具有亲和性,并以二元论立场为根据,进一步探讨对认定中止犯自动性认定的具体影响。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风险及其规避

近年来,有关"人工智能+教育"的研究如火如荼,在教育学界掀起了一股"人工智能热"。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具体可分为教学类、学习类和管理类,运用风险理论对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进行分析,文章发现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存在智能教育治理风险、技术风险、伦理风险以及教师职业替代风险等潜在风险。为有效规避这些教育风险,文章提出在未来教育变革中应正确认识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关系,探索人工智能教育精准治理新范式,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建构,以及培养人才适应、驾驭人工智能的关键素养。     

中间势力的分合与国共两党的因应——以抗战中期民盟组建为考察中心(1939-1941)

抗战时期中间势力的分化、组合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充满了曲折、变化,并非如既存研究所说的那样简单整齐。抗战前期,中间势力与国、共两党都是既有合作又有分歧,甚至有斗争。抗战中期,中间势力为了协调国共冲突,增加自身份量,开始联合起来,先是建立较为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继而建立较紧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作为统建会成员的第三党和救国会对此新组织都一度有所疏离。对于中间势力的联合,国民党是不信任、不支持的,并尽力予以阻止和打压,逐渐将其推而远之;中共则由怀疑到鼓励、支持与帮助,逐渐拉而近之。虽然,中间势力内部也有各种矛盾,各自的立场和选择不尽一致,但整体来说中间势力是由最初偏向国民党转为逐渐倾向中共的,这无疑是抗战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变化,对后来中国的政局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社会保障的伦理道德功能及意蕴

学术界对社会保障的研究,一直是从它的社会功能方面进行的,而忽视了它的伦理道德功能和意蕴。从伦理道德体系的角度考察社会保障,有助于人们提升对它的伦理意义的认识,并不断去挖掘心中的道德资源,真正做到以一种伦理道德的思想去关怀弱者,以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原则去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改革。     

从动员口号看太平军与湘军力量的消长

太平军与湘军在兴起之初 ,都曾发布过表明自己政治主张和动员口号的檄文 ,力图抨击对方致命的失误之处 ,以夺取政治舆论上的优势地位。檄文也显露出各自据有的政治优势和难以克服的缺陷 ,但湘军终因在政治动员口号和策略上略胜一筹而逐渐获得优势 ,太平天国由于口号上的失误而逐步陷于困境     

人心向背与执政兴衰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时，阐明了执政为民、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揭示了人心向背与执政兴衰的内在联系。学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要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一人心向背是决定政党和政权兴衰的重要因素，执政兴衰与人心向背之间是以政党和政权是否代表人民利益为…     

网络平台改版升级的实践与探索

所有的校园网都会经历网络平台的改版升级,同样是改版升级,所花的资金和改版升级后的效果并非完全一致。要使网络平台改版升级后的性价比高,就必须根据用户新的需求、当前新的技术、资金情况,以及对新老平台的比较分析后,提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改版升级方案,达到整个系统均衡升级的目的。     

党群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合法性并不在于执政党的地位本身,而在于执政党广泛的、坚固的群众基础。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与肉、鱼与水的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群关系的状况良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否则,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遭受失败。党群关系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面对新世纪,党要把党群关系作为党的建设的晴雨表,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处理好党群关系,保证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The Focalizers and the Themes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

Based on the narrative theory of Shlomith Rimmon-Kenan,the present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oice and order of the focalizers and the themes of the novel to show that they are chosen and arranged deliberately and accorded to its themes.     

训诂二例兼及上古牙音与舌音关系

认为古方言“伯都”中的“都”当通“虎”；《韩非子·五蠹》“耿介之士”中的“耿”当通“战”；提出对于上古牙音①与舌音之间的关系，应从语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对上古音的正确认识，进而有效地指导音训实践。     

"有言"之象与"无言"之美--"有无相生"论略

:“有无相生”体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灭不已的变化规律 ,因而必然通过人们的哲学—美学思想反映出来 ,进而影响到文艺创作和欣赏。在艺术文本中 ,“有”即直接描绘和传达之物 ,是有限的“在场”者 ;“无”指艺术的间空 ,是无言之言 ,“不在场”者 ,它隐而不显 ,却内涵“万有”,意味无穷 ;接受主体的积极参与 ,使“有”与“无”互为生发 ,相得益彰。以“有”带“无”,以“无”蕴“有”,方得艺术表现之妙     

论解放思想和遵纪守法的关系

解放思想与遵纪守法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是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处理得好,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处理不好,就会陷入误区,出现偏向。党员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在解放思想中强化法纪观念,增强改革创新意识,提高防腐拒变能力,走出为政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