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江村人居环境治理规划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成了当务之急。农村的人居环境是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本文分析了北江村的现状、发展有利与不利条件,提出了其人居环境治理的指导原则,村庄空间环境的治理方向,以及产业发展的思路。     

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行为机制——基于大五人格特质的调节效应

为提高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积极性,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本文基于心理学视角,综合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和大五人格理论,分析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行为机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潜在类别分析和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对河北省邯郸市1779户农户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向对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为有显著影响。农户对正确投放生活垃圾的评价越积极、越愿意遵从家人和朋友的环保期望、在正确投放时感知到的困难度越低,其正确投放生活垃圾的意向就越高,最终正确的投放行为也越容易实现。②人格特质对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为的心理机制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且该调节作用由稳定性人格特质元产生。随和性和责任性能增强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但也会削弱知觉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神经质能增强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据此,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过程中,建议政府在增加资金投入、优化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乡风文明建设,并充分考虑农户的人格特质,制定出更多个性化的环境治理方案,引导和激励农户的参与行为。     

社会规范、社会监督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基于广义连续比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意愿与行为是农村环境改善最为直接的动力,也是实现农村生态宜居和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细则出台的重要依据。为细致探究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意愿与行为,本文基于社会规范和社会监督的视角,利用西藏707户调查数据,运用广义连续比模型,通过对样本数据分组,综合分析了农户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行为及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农户具有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占比略超过一半（51.77%）,但参与意愿与行为一致性较差;②邻居参与积极性、保洁员监督、村庄人居环境改善能减少疾病传播等因素对农户参与意愿与行为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③农户的文化程度、村民监督及政府宣传有利于农户参与意愿向参与行为转化。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政府主导、农户参与的整治模式,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同时对政府出台农村环境管理政策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基于陕西1374份农户调查数据

农户是生活垃圾分类的源头主体,其分类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关系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基于农户分类行为的微观数据,本文结合“个体层面”与“集体层面”因素,分析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机理,并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陕西农村1374份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个体层面”的生活垃圾污染感知对农户分类水平具有明显提升作用,农户对生活垃圾在生态环境、社区环境以及身心健康方面产生的污染及影响感知越强,其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越高;②“集体层面”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制度信任、社会参与及社会规范显著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但人际信任对其分类水平并无显著影响,说明社会交往频率较高、制度信任度较高、积极参与农村垃圾治理公共事宜以及认为村庄垃圾治理较好的农户,其分类水平较高;③女性的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相较于男性更高一些,低收入家庭相对于高收入家庭的分类水平更高。因此,要实现生活垃圾可持续分类治理,全面建设生态宜居新农村,不仅要强化农户污染感知,而且需要构建良好的社区环境,通过网络沟通以及信息共享加强农户交往频率、提高农户的制度信任度以及公共事务参与度、强化社区约束机制,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FONT

    摘要：以我国制造企业为调查对象,对企业社会资本是否影响技术创新能力以及通过何种途径产生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结构维社会资本对自主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并通过企业间合作、产学研合作对自主创新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间接影响;认知维社会资本对自主创新能力、合作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认知维社会资本通过企业间合作对自主创新能力、合作创新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间接影响;企业间合作对自主创新能力、合作创新能力均有正向影响,产学研合作对自主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企业间合作在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指导意义。       

社区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和受偿意愿研究——以泾河流域为例

本文以黄土高原泾河流域为例，通过对位于流域上游固原市的两个村落利益相关者问卷调查，研究其对生态服务产品消费状况和受偿意愿。借助SPSS软件，分析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消费和生态受偿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及其饲养家畜对有限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并没有满足其营养需求，消费量受家庭人口、粮食作物面积、退耕地面积和养殖规模影响；受偿意愿与退耕地面积、养羊数量、收入水平密切相关。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通过改变农户种养格局和收入间接影响了家庭消费和生态受偿意愿。基于条件价值法的理论，对该区农户因保护水源地而损失的经济利益和放弃利用的水资源价值做出初步估算。     

家庭禀赋约束下农户作物秸秆能源化需求实证分析——湖北省的经验数据

以湖北省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作为实证,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作物秸秆能源化需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①农户是否会对作物秸秆进行能源化利用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的理性选择,76.84%的农户具有较高的作物秸秆能源化需求;②家庭经济资本禀赋、家庭社会资本禀赋、家庭人力资本禀赋和家庭自然资本禀赋都是影响农户需求的关键因素,其中,家庭自然资本禀赋的部分效应需要通过其他家庭禀赋的作用才能生效;③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着力推进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建设,减轻农户秸秆能源化利用中的负担,均有益于农户作物秸秆能源化需求的提高。     

家庭禀赋约束下农户作物秸秆能源化需求实证分析

以湖北省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作为实证,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作物秸秆能源化需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①农户是否会对作物秸秆进行能源化利用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的理性选择,76.84%的农户具有较高的作物秸秆能源化需求;②家庭经济资本禀赋、家庭社会资本禀赋、家庭人力资本禀赋和家庭自然资本禀赋都是影响农户需求的关键因素,其中,家庭自然资本禀赋的部分效应需要通过其他家庭禀赋的作用才能生效;③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着力推进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建设,减轻农户秸秆能源化利用中的负担,均有益于农户作物秸秆能源化需求的提高。     

社会资本、知识管理能力和核心能力关系研究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社会资本、知识管理能力和核心能力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并通过对浙江省82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问卷调查验证这一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关系资本以及认知资本对知识管理能力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知识管理能力在结构资本和核心能力、认知资本和核心能力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高新技术企业关系资本不仅直接影响核心能力,还通过知识管理能力间接影响核心能力。     

基于分层模型的苹果种植农户气象灾害适应性行为研究

气象灾害适应性行为已经成为稳定苹果种植户收入,促进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陕西、山东、甘肃和河南4个苹果主产省的45个村庄与931个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分层模型对苹果种植户气象灾害适应性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96.67%的样本农户苹果生产受到气象灾害影响,其中85.92%的农户采用了适应性行为,但对包括覆膜、防冻剂等新型适应性措施的采用比例较低;村庄和农户层次的因素共同影响苹果种植户适应气象灾害的行为;村庄层次的苹果种植面积占比、基础设施供给情况,农户层次的户主风险类型、家庭规模、生产特征等因素正向影响农户采取适应性行为,而县年平均温度负向影响农户采取适应性行为;农户采取事前预防性行为和补救性行为的村庄与农户层次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要素空间溢出能提高农户收入吗?——基于3省649户微观数据的分析

利用湖南、黑龙江和甘肃3省15个乡镇649户微观数据,通过构建空间交互多层次模型(HLM),分析了农户收入的要素空间交互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劳动力、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要素组内溢出效应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要素在乡镇层面的变异显著;"相邻"乡镇的农户收入对其他乡镇农户收入影响具有显著负向效应;乡镇环境要素强化了劳动力、弱化了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要素组内溢出效应的正向影响;乡镇经济要素弱化了劳动力、强化了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要素组内溢出效应的正向影响;劳动力、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要素组内溢出效应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在乡镇间的变异分别有11.15%、50.06%和88.11%被乡镇环境和经济要素溢出效应变量所解释。     

中国农村灌溉治理影响因素

农村灌溉系统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事物,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和保障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乡村公共治理危机和农田灌溉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亟需对中国农村灌溉治理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究。本文从效率、公平、参与3个维度对当前农村灌溉治理水平进行评价,并在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下,运用21个省区的大样本数据探索灌溉治理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灌溉治理效率水平与公平水平较好,而参与水平欠佳;农村灌溉治理水平受到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家庭条件、村民自治、社会资本、灌溉技术等多方面影响;用水户协会没有显著改善灌溉治理水平;相比政府主导的情形,以民主选举实现村民委员会换届的村庄往往具有更高的灌溉治理效率和参与水平。本文从农民参与、用水户协会、村民自治3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旨在推动村庄灌溉治理走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大学生村官社会资本对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为基础,从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来探讨知识共享对大学生村官治理绩效的影响,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三维度均对大学生村官的知识共享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有力地说明了知识共享在大学生村官治理中的作用,该研究结论对大学生村官有效利用社会资本网络进行农村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互联网、农地流转与可持续生计

数字经济时代下,利用“互联网+”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和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自然、物质、金融、社会、人力和心理6个资本维度测度可持续生计,理论与实证结合研究互联网、农地流转影响可持续生计的内在机制,并验证了互联网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通过社会嵌入机制和推动电子商务促进农地流转（转入和转出）;互联网通过推动家庭农地转入进而提高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互联网、农地转入显著促进可持续生计能力中人力、金融和心理资本的存量积累,异质性分析显示互联网和农地转入对教育水平和可持续生计水平不同的家庭影响效果各异;互联网推动农地转出促进农户即期收入增加。最后提出建议,应加强农地交易市场的互联网建设,实现线上、线下有机融合;扩展互联网背景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优化农户生计资本配置;差异化施策,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沱江河流域内江段水污染的防治对策

沱江对内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加快,各种工业废水、生活废水、农牧业生产废水大量排入沱江,使沱江成为四川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本文通过对沱江流域内江段水污染的分析,提出通过加强农村污染源综合防治、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统筹防治机制等措施综合治理沱江污染的对策     

社会资本、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广东省166家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不能直接促进企业创新,但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动态能力作为完全的中介变量,间接地促进企业创新。(2)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通过动态能力间接影响企业创新的程度存在差异。其中,业务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间接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制度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间接影响程度最低。     

双重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的雾霾治理机制研究

以调查数据为研究基础,将社会资本分为政府与民间两个变量,研究双重社会资本的不同影响,运用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双重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双重社会资本对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两种治理行为均起到正向中介作用.特别地,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雾霾治理需要政策强制力来保障实施,号召性的信任因素与激励行为的正向影响有限.我国雾霾治理进程需要从规范、价值观、组织文化等多方面着手:颁布法律规范,弥补制度漏洞;增进彼此信任,加强公众监督;引导环保理念,发展绿色经济;协调多方行为,激励资本互动.     

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及其影响因素

推动农村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有序健康发展是中国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江苏、江西、辽宁和重庆的1248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决策行为的相关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农户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决策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农户对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决策具有方向一致性的特征。②农户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决策行为受到若干因素的显著影响。农户拥有的人力资本（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健康、劳动力教育、劳动力年龄、劳动力农业技能培训、受抚养子女比例和老年人比例）、社会资本（劳动力非农务工经验）、自然资本（承包地面积）、物质资本（耐用消费品资产、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以及所在地外部环境特征（村庄农地流转情况、劳动力非农务工情况）都会显著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决策行为。本文认为,在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政府应为农村农地流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协调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注重农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的数量积累和质量提升,从而进一步提高农户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以山西省X市为例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事关乡村振兴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共同构成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主体。由于农村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乡政村治”的职责不清,社会组织的发育不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空壳化,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共同体建设乏力和缺位,通过完善组织保障和激励机制、加强基层民主、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实现基层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有效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浅谈村庄综合整治——四丰村新农村建设规划有感

村庄是农村社会基本的地域单位和聚居形式,村庄的状况反映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状况。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实行,各地大力发展效益农业,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加大村庄环境综合整治的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和民主建设,势必加快农村社会发展,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